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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桂元著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出版时间：2020-06-01

书籍编号：30618732

ISBN：978756993687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83646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文学理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是最好的独处 / 黄桂元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0.6 ISBN 978-7-5699-3687-2

Ⅰ . ①阅… Ⅱ . ①黄… Ⅲ . ①读书方法 Ⅳ .①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69171号

阅读是最好的独处

YUEDU SHI ZUIHAO DE DUCHU

著 者 黄桂元

出 版 人 陈 涛

选题策划 韩成建

产品经理 韩成建

责任编辑 徐敏峰 韩明慧

装帧设计 仙 境

责任印制 刘 银

出版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 - 83670692 64267677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20年6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3687-2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卷一·视野

阅读未必是私密的事，却也无须对外公开晾晒，让自己中意的书成为“大众情人”。林语堂称读书是“魂灵的壮游”，还把阅读比作“找情人”，只有情投意合，才能心心相印。

书房滋味

“你书房里的那些书，都读过吗？”经常有人这样问，我总是面露尴尬，一笑了之。

比起藏书家，我的书籍数量不足挂齿，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把书房里的书都读过。大致说来，那些书有三分之一读得还算认真，有三分之一只是随意浏览，剩下的三分之一基本只是束之高阁。我相信这个事实并非“个案”，或许孙犁的一句话可用来自我解嘲——“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中国封建社会，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把读书人放在眼里，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就不说了，刘邦打天下时认为读书无用，还往读书人的帽子里撒尿以示羞辱。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给读书人带来了福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金科玉律和至理名言。而今市场经济年代，读书人买书，读书，藏书，甚至满屋书香，坐拥书城，都不再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了。

我大约属于冥顽不化的那类迂腐书生。书籍寥寥的名邸豪宅，再富丽堂皇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这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却是个奢望。据说当年的马克思阅读量很大，而收藏很少，是因为囊中羞涩。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早年也买不起书，他凭着记忆力过人，每天背熟一页《和英词典》，“出恭”时再撕掉处理。我的书房诞生于十六年前，“领地”一旦形成，即意味着住房面积“缩水”，三居室相当于两居室，也只好厚着脸皮装聋作哑。几次搬家，最麻烦的就是书，装箱打包，码成小山，堪称一项“工程”，令搬家公司暗自叫苦，搬入新居，拆箱归类，这些活儿不仅费时费力，还需要技术含量，别人插不上手，只能亲力亲为。

三十年来，买书和送书如同迎新辞旧，已成了我生活的内容之一。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机会，孙犁就曾把自己买的《西厢记》《孽海花》送给熟人，然后再购置新书。以前朋友过生日，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送书，因人而异，投其所好，效果尚可。后来社会风潮有变，兴冲冲买来自认为有价值的书，却忘了读书行为已然落伍，也就不再“一厢情愿”了。我还有过几次大批量送书的经历，最近一次是去年岁末，有朋友新买了大房子，装修讲究，房间过剩，便把一间屋子打造成书房，宽大的书柜占了一面墙，顶天立地，气势不凡，里面却空空荡荡。而我这里早已书满为患，遂装满两只大纸箱送将过去，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看一个人的书房，其阅读趣向和品位便可一览无余。我的看法是：既称之为书房，就应以书籍为主，挂字画、摆工艺品并无不可，但多到琳琅满目，喧宾夺主，味道就变了。那样的房间更适合叫作收藏间，展览室，而不是书房。书房总是朴素的、怀旧的、令人敬畏，也使人亲近。如今的一些书房，干脆就是某种门面和摆设，其形式远远大于内容，就像现在的新书包装，套装、精装、礼品装不一而足，开本尺寸各行其是，购书成本节节攀升，让读书人望而却步。去年秋天，我把20世纪80年代初买的《美的历程》（李泽厚著）送了人，送走的是薄薄一册，很快又买回了三联书店的新版本，内容完全一样，厚度却增加了足足三倍，字号、版式、纸张、价格一律膨胀，几乎可用“大部头”形容。恍惚间，隐隐觉出书柜在逐渐萎缩，书房在不断缩小，也只能徒唤奈何。个中滋味，唯有自知。

有书友告诉我，一些年迈体衰的老教授最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处理“身后”的藏书。那些藏书倾注了其毕生心血，但他们的儿女往往多在国外，根本无暇顾及，即使儿女在身边的，也少有把父辈藏书视为珍贵遗产的，子承父业的情形毕竟有限。有的老先生明察秋毫，捷足先登，把藏书捐献给大学图书馆或公共图书事业，算是一种善终，更多的老人只能望书兴叹。听到这种事，我总会有一种揪心之痛。我买书不为收藏考虑，不讲究版本校勘，不懂毛本书、签名本、藏书票、善本、孤本的奥妙，我最看重的是阅读利用率。我买书、读书全凭个人嗅觉和兴趣，一向随心所欲，市场的蛊惑和媒体的忽悠对我不起作用，只要内容吸引我，就不会在意书的形式如何简陋，对于书的命运，亦无后顾之忧。

久而久之，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书房“杂乱无章”。那种一尘不染、井井有条的书房，我会不习惯，不自在。书房是我唯一可以做主的地方。书无需多，但要精，关键是投缘。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样的书聚在一起，自然会形成特有的书房气场。我读书喜欢折角、画线、做记号、塞纸条，这样的书仿佛带着体温和气息，我一般不愿意借出去，如果必要，宁肯再买一本相送。一个读书人有理由保留私人阅读的空间。阅读未必是私密的事，却也无须对外公开晾晒，让自己中意的书成为“大众情人”。林语堂称读书是“魂灵的壮游”，还把阅读比作“找情人”，只有情投意合，才能心心相印。我深以为然。进而想到，如果把书读到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真是不读也罢。

必修课程：关于爱

此生，我们注定会与“星期二”有约。

掩卷《相约星期二》（［美］米奇·阿尔博姆著）一书，已是沉沉子夜。蒙眬间醒来时，清晨的光束伴着春的气息正在窗外跃动。我知道，此刻在这盎然而神秘的大自然中，如同一切物种一样，有人接踵诞生，亦有人相继死亡。这本是生命代谢的寻常过程，我的耳畔却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画外音——死是“一堂人生课”，教程是关于爱。

主讲者是主人公莫里·施瓦茨教授。一位已静静地安睡在另一个世界的老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属于这样一个时态。但莫里先生的活法却令人唏嘘不已。

“星期二”是个普通的日子。但在这里，“星期二”成了直视死亡、升华生命的象征。对于非凡的莫里先生，它无疑是一个智慧的、勇敢的、生动的日子。

死亡的话题曾被中国文化视为最大的忌讳，谈论它便意味着不吉利，也就尽量加以回避。但生死现象毕竟是人生最根本、最重大的事情，无所不晓、无所不谈的孔夫子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他也就虚晃一枪：“未知生，焉知死？”连活着的问题还没弄明白，怎么会清楚死是怎么回事？于是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怪诞的悖论：人们最回避的是死亡问题，最在乎的也是死亡问题。

记得年少的一天，当我意识到人终将一死，并永恒地寂灭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之后，那种飘忽的恐惧感便成了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一道阴影。只是那个问题实在虚幻和深奥，远不是我的思维和阅历所能够想通的。人不是神，对死亡的恐惧属于人的一种本能，但人又不愿意只停留在本能的层面。于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试图对死亡做出形而上的思考和解释，以理性的智慧超越本能的恐惧。诸多宗教则用不同的说法，以来世、轮回的归宿来抵御和转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既没靠哲学阐释，又不具宗教信仰，又该如何面对死亡的来临？“死是很自然的。我们之所以对死亡大惊小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觉得既然是人就得高于自然。”于是莫里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并不高于自然，有生就有死”，“死亡跟生命一样自然，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莫里教授赢了，他的武器便是爱。他甚至要运用生命熄灭的现身说法，保持一种在死亡面前的尊严和从容。他知道生命个体面对疾病和死亡，别人很难帮助，更无法替代，只有自己孤军奋战。而成功的标志并不在于其生命形态是否仍然存在，只要人生的价值仍充盈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便是赢家。如此，哲学的形而上和凡俗的形而下尽在其中。

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并不诞生于历史读本、哲学教程、宗教灌输，而是诞生于正视生命、触摸死亡的最后过程。因而，谈论人生问题，不一定只有教授、学者和牧师才有资格。我是把莫里先生当作一个被剥夺了健康的普通老人，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的病危老人来看待的。但显然，莫里先生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病危老人。

书中有多处令我震颤的地方，不只是莫里先生面对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步步逼近所表现出的那份达观精神，还有他在失去了最隐私的权利时仍要活得从容的那种健康心态。电视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初次采访莫里教授时，一起谈到了莫里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帮助，而且这种对别人的依赖性日甚一日。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你最怕的是什么。莫里迟疑了片刻，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件事。科佩尔说没关系。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算不算没有尊严地活着？女作家黄宗英恐怕会这样认为。她认为，当一个人注定已经无法挽救，行将就木，而仍被人用各种医疗措施使其生命勉强延续的时候，既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从根本上讲也绝不是真正的人道精神，许多人风光一生、英雄一世，却在生命的垂死阶段尊严丧尽，丑相毕现，未免过于残忍，为此她呼吁法律应当赋予垂危病人选择体面死亡的尊严和权利。我理解黄宗英。但我觉得莫里教授的选择更需要勇气。人在一些特殊时候，死去比活着确实要容易，因为死去可以撒手闭眼，一了百了，不需要再承受一切重压和责任，而活着则要面对活下去的一切困难。仅仅向死亡挑战，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在为正义奋不顾身的时候，在万念俱灰的时候，都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只有当身体千疮百孔每况愈下，一切去路都通向了死亡的时候，勇敢地微笑着活下去才显示出了超凡的意义。

人生的最大困惑就是面对死亡。死亡是天地间最大最深的一门人生学问，之所以难以入其深奥，不在于看破红尘，这是一般洁身之士都可以达到的，不在于及时行乐，这是一般世俗之类都可以想到的，而是能够以绝不消极地以平常心面对死亡的必然降临，既入乎其内又超然物外，实在是对我们凡人的一个极大考验。

莫里教授自问：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他的选择是，这最后的时光里他希望自己成为一本“人”的教科书。“走过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桥梁”。他认为“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这种大悲悯的美丽之爱，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欢女爱。爱是一门人类必修的、贯串生命始终的课程。

意气风发的帅哥靓妹总要变成老态龙钟的垂暮之人，它具有大自然的合理性。“当我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包括现在的我。”如是，莫里教授关于“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的不经意说法，才会这般振聋发聩，发人深思。

主持人科佩尔在莫里教授临终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问他，对死神的临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说没有。事实上，他反而不怎么怕了。他说他正在远离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听人读报，也不太关心来往的信件，更多的时候是听听音乐，看窗外的树叶渐渐地变换颜色。而且，“临死前先原谅自己，再原谅别人”。

令人感动的不只有莫里。我们应该为他拥有一个默契的学生，也是本书作者米奇·阿尔博姆先生，为他受到家人和朋友的无尽关爱而祝福。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道义问题，如何使莫里教授这样的临终者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能够有意义、有价值地迎接生命的熄灭？我甚至想，如果临终关怀与新生儿护理受到同等待遇，使之真正形成具体运作的机制，人一生的过程就要完美多了。遗憾的是，我们用于产科医院里新生儿的精力，要远远大于那些需要临终关怀的病人和老人。这便是《相约星期二》给予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等待”的况味

曾为哈金带来世界性声誉的《等待》，讲述的是一个“等待”的故事：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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