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思想会系列）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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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张夏准(Ha-JoonChang),蔡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17585

ISBN：978752015728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42639

版次：1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世界政治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Ha-Joon Chang

Copyright©2002 by Anthem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20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致谢

本书可以顺利付梓，我要特别提到三个人。第一位是埃里克·赖纳特（Erik Reinert）。埃里克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都有极其深入的了解，他给了我很多前所未有的灵感。第二位是詹姆斯·普茨尔（James Putzel），他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关键助力。我开展了一个有关制度发展历史的项目，詹姆斯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这一项目后来构成了本书第三章的主要内容。第三位必须提到的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虽然查尔斯对本书的观点有不同意见，但他对本书早期书稿提出了很多细致和翔实的评述。他还使我注意到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经典论述，并且本书的书名就出于这段论述。

我要特别感谢沃尔夫冈·德雷什勒（Wolfgang Drechsler）、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本·法恩（Ben Fine）、艾琳·格雷贝尔（Ilene Grabel）、威廉·米尔贝格（William Milberg）、伊普·奥兹韦伦（Eyüp Özveren）、彼得·诺兰（Peter Nolan）、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in）、兰斯·泰勒（Lance Taylor）和拉里·韦斯特法尔（Larry Westphal）。他们认真阅读了本书的早期版本，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很遗憾我没能把这些重要意见都纳入本书的最终版本。范·阿南（Van Anantha-Nageswaran）、阿什维尼·德斯潘德（Ashwini Deshpande）、雅各布·古尔曼（Jacob Gulman）、孙莫克·哈（SunMok Ha）、伊尔凡·乌尔·哈克（Irfan ul Haque）、约翰·格里夫·史密斯（John Grieve Smith）、海德·汗（Haider Khan）、托尼·米勒（Tony Miller）、莱昂·蒙特斯（Leon Montes）、加布里埃尔·帕尔马（Gabriel Palma）、约翰·桑德（John Sender）、辛长秀（Jang-Sup Shin）、朱迪思·滕德勒（Judith Tendler）、约翰·托伊（John Toye）和朱天标（Tianbiao Zhu）也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乔纳森·平库斯（Jonathan Pincus）不但提出了重要建议，而且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编辑建议。邓肯·格林（Duncan Green）、乔纳森·迪·约翰（Jonathan di John）、理查德·科祖尔-赖特（Richard Kozul-Wright）、桑德拉·佩佩拉（Sandra Pepera）、鲍勃·罗索恩（Bob Rowthorn）、彼得·特敏（Peter Temin）和罗杰·威尔逊（Roger Wilson）都对本书第三章发表了重要评论。英国国际发展部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外，我要感谢三位非常有能力且严谨、认真的研究助手，因为没有他们的付出，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依莱·塔恩（Elaine Tan）为本书第三章的完成提供了卓越的研究帮助，并且对早期书稿的各个部分提出了有益的意见。本特·莫尔纳尔（Bente Molenaar）是一位非常有创造力、细致的助手，还为我翻译了斯堪的纳维亚语资料。埃德娜·阿门达里兹（Edna Armendariz）找到并翻译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资料。我还要感谢我的个人编辑丹尼尔·哈恩（Daniel Hahn）所做的出色的编辑工作。

在当今疲软和缺乏人情味的出版行业中，卡玛吉特·苏德（Kamaljit Sood）、诺埃尔·麦克弗森（Noel McPherson）以及他们的出版团队提供了出人意料的出版体验。汤姆·佩恩（Tom Penn）是本书在出版社的编辑，他不仅提供了宝贵的编辑意见，而且在实质性问题上提出了重要建议，尤其是关于都铎王朝历史的建议。

如果没有稳定和温馨的家庭，我也无法集中精力完成这本书。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一直都给予我大力支持；我的妻子熙贞（Hee-Jeong）、女儿尤娜（Yuna）和儿子金（Jin-Gyu）给予了我爱和关怀。尤其感谢他们忍受我不固定的作息并且对我未能尽到对家庭的责任的包容和理解。

第一章 绪论：富国究竟是怎样变富的？

第一节 导言

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迫于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所掌控的国际发展政策机构（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Establishment，IDPE）的多重压力，采用了一系列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来促进其经济发展。^[1]这里的“好政策”，是指被“华盛顿共识”广泛认可的政策，比如限制性宏观调控政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自由化政策、私有化政策和放松管制政策等。^[2]“好制度”本质上是指发达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采用的制度，主要包括民主制度、“好的”官僚制度、独立司法体制、大力保护私有财产（含知识产权）的制度、透明且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治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含有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央银行）。

在下文我们会看到，关于被推崇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是否真正适用于当今发展中国家，人们一直存在极大争议。然而奇怪的是，很多批评家只质疑这些政策和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却想当然地认为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采用的就是这些“好政策”和“好制度”。

举例来说，通常我们认为，英国是因为实施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后成为世界第一工业超级大国。法国则因为实施国家干预主义政策而最终落后了。我们都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初期，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而采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3]，正如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所说的，这是“最明显、最滑稽的反贸易蠢事！”^[4]要证明发达国家取得它们现有的经济地位是通过“好政策”和“好制度”，我们还经常会提到另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专利权和其他知识产权，这些国家就不可能研发出使他们繁荣的技术。美国国家自由贸易法律中心宣称，“发达国家由发展中国家发展而来的历史进程表明，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出口增长、促进新兴技术和文化艺术传播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5]。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但是，发达国家在自身发展进程中真的采用过推荐给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好制度”和“好政策”吗？即便只从表面来看，我们似乎也能找到零星的反面历史证据。有些人可能知道，19世纪的法国政府采用了非常保守的不干涉政策，这不同于法国在18世纪或者后来在20世纪的举措。有些人可能了解到，美国在内战之后提高了关税。有些人可能还了解到美国的中央银行，即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直到1913年才建立。极少数人甚至知道，瑞士早在19世纪就已经是世界技术领先的国家之一，而在当时并没有专利法。

在了解了这些与传统资本主义历史的不一致资料之后，我们有理由质疑，发达国家是否刻意隐瞒它们的“成功秘密”。这本书提供了与传统资本主义历史相左的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全面而简洁地论述了发达国家在发展历程中所采用的政策和制度。换句话说，这本书是在解答，“富国究竟是如何变富的？”

简言之，发达国家并不是通过实施所谓的“好制度”和“好政策”来达到它们今天的地位的。相反，大部分发达国家频繁采用的是“不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出口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是当今世界贸易组织（WTO，简称世贸组织）所不推崇的，甚至是被坚决抵制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迅速。即便是在这个时期，发达国家也只是极少量地采用了被当今发展中国家视为必需的“好制度”和“好政策”，其中包含中央银行制度、有限责任制等“基本”制度。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发达国家是不是打着推荐“好政策”和“好制度”的幌子，而实际上并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应用它们在早期用来发展经济的政策和制度呢？这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

第二节 方法论问题：以史为鉴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被公认为幼稚产业保护论之父。他认为，面对更发达的西方国家，落后国家如果不采取政府干预政策，特别是关税保护政策，就无法发展幼稚产业（也称新兴产业）。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6]（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首次出版于1841年。

李斯特在该书的开头部分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历史。事实上，他把这本435页的书中的115页用来回顾当时主要的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他调查的对象包括威尼斯（以及其他意大利城邦）、汉萨同盟城市（以汉堡和吕贝克为代表）、荷兰、英国、葡萄牙、法国、德国和美国等。

该书记述的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与我们已知的（或我们认为知道的）大相径庭。^[7]特别是李斯特对英美两国（被视为自由经济政策的发源国）经济发展的分析，尤其能给当代读者带来冲击。

李斯特指出，事实上英国是第一个对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加以完善的国家。在他看来，这正是大部分国家走向繁荣的背后原则。他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不相信幼稚产业保护论的人先学习一下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8]。书中，他对英国通向工业发展的成功之路做了如下总结：

大君主国（英国等）在通过自由贸易政策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就意识到，只有把制造业、商业和农业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最高程度的文明、国力和财富。它们认识到，新兴的本土制造业根本不可能与其他国家（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历史悠久的同行业在自由竞争中获得胜利……因此，它们便寻求通过采取限制政策、特惠待遇和奖励补贴等措施，把其他国家的财富、人才和企业精神引入它们本土。^[9]

英国工业发展历程的这一特征与主流观点完全相悖。后者把英国描述成一个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勇敢地与主张国家计划与政府干预经济的欧洲大陆国家进行斗争，并最终通过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上的成就来证明其政策优越性的国家。

李斯特接着指出，自由贸易对于工业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来说是有利的（这正是他极力主张在德国城邦之间建立关税同盟的原因）。但对于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与当时很多主张赶上英国的人们一样，李斯特也认为自由贸易对英国有利，但对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不利。当然，他承认自由贸易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商，但这是以损害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为代价换来的，久而久之，将严重危害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因此，在他看来，当时的英国政客和经济学家们大力鼓吹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尽管披着“世界主义学说”的外衣，实则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值得详细引用：

一个人在到达伟大的顶峰之后，会采取一种常见的聪明手段，即把自己攀高时的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倡导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及其在英国政府里的后继者们的世界主义倾向的秘密也在这里。

任何国家通过保护性关税政策和海运限制政策等，使本国的制造业和海运业发展到别国无法与其自由竞争的程度。它们所能采取的最聪明的手段莫过于把它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梯子扔掉，转而向其他国家鼓吹自由贸易的优越性，并以过来人的后悔语气讲述自己是如何在错误的道路中摸索前进，现在终于第一次成功地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10]

至于美国，李斯特认为，这个国家一开始就被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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