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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立云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17582

ISBN：978752016362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2028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文前辅文

《陕西人文社会科学文库》著作出版资助

序言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著作《天工开物·野议·盐政议》中分析当时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秦商）在明清时期排名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商业贸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陕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强势崛起和遽然衰落的历史使其成为三秦大地的口碑传奇，长期湮没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很少引起现代学者关注。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山西省研究晋商历史和安徽省研究徽商历史的学者队伍各自有数千人之多，而陕西省研究陕商历史的学者寥寥数十人而已。研究陕商历史的领军人物西北大学李刚教授（也是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政治经济学任课老师）常常为此扼腕长叹，感慨良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刘立云博士长期致力于陕商历史的研究工作，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明清时期陕商川藏贸易研究》即将付梓，并嘱余作序。余本普通学人，生性散淡，鲜为别人作序或者题词。但仔细研读本研究成果后，不禁为其深厚的功底、深刻的笔触、深沉的思考所吸引，故写了这篇读后感，姑且作序。

《明清时期陕商川藏贸易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和问卷访谈法，以明清时期陕商西南贸易为研究对象，紧扣“商帮”“商道”“商品”三个方面，挖掘文献资料，走访川藏地区，寻找秦商后裔，最后形成了这部共八章逾20万字的著作。全书的突出特点有以下四点。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还原历史真相。该著作以“明清时期陕商川藏贸易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为导向，梳理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明清时期陕西商帮的兴起、繁盛状况，分析了陕商开拓的西北商道、西南商道的发展及其演变，清晰勾画出陕西商帮物流路线网络，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索陕西商帮贸易路径与古代丝绸之路的关联与转向，在进行量化史学的多维度分析与行业性整理的基础上，明确回答了“明清时期陕商川藏贸易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作者深入三秦大地，寻访陕西商帮遗址，走访商帮后裔；穿越四川盆地，登上青藏高原，走过河西走廊，探寻陕西商帮足迹。细读该书，作者经历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赤诚的学者之心自不待言。

二是坚持求真务实，旨在寻根溯源。为了研究陕西商帮当年筚路蓝缕的开拓之路和“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文化精神，作者不仅挖掘陕西的府、州、县志记载，遍访关中鄠邑区、泾阳县、三原县、富平县等陕西商帮后裔，而且沿着陕西商帮当年开拓或者走过的商道，寻找会馆、客栈、祠堂、锅庄等历史遗迹，不仅探索了陕西商帮各大家族起根发苗、兴盛衰落的实际状况，而且考察了陕商经营的八大产品（茶叶、食盐、布匹、药材、烟酒、皮货、木材、典当）的生产—流通—交易—消费等实际状况，并以宏观的笔触，分析了陕西商帮入川进藏贸易的地理、经济、制度、文化、历史五大因素，拓展了陕西商帮研究的视野。特别是第五章“明清时期陕商川藏贸易商品研究”的内容与观点，可以说是拾遗补缺、弥补空白之作，具有较高的地域文化研究价值。

三是坚持发微抉隐，力求稽古振今。作者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一方面致力于钩沉稽古，细心梳理学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在第二章“文献综述”中，作者力图构建丝绸之路与古代商道的全景认识框架，详细梳理了古今中外对丝绸之路、古代商道、陕西商帮、汉藏贸易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个人的观点，认为目前学术界对基于丝绸之路“特殊性和互联性”视角下的“商道”关注不足，对明清时期陕川藏商道整体性研究不够，并强调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极强的历史关联性需要特别注重历史特性的经济学研究。因之，这部著作的突出特点就是坚持以史学研究为主，结合经济学研究理论，勾勒陕西商帮入川赴藏贸易过程、经营种类与主要特点，通过典型历史案例和地方志典记载，发微抉隐，探究经济演变历程及其规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商帮发展道路。将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西南贸易研究置于现代“一带一路”建设大背景之下，聚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分析西藏如何依托内地（陕、川）参与西北、西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意义。

四是坚持文化自信，弘扬诚信精神。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基础。为了探求陕西商帮的文化精神，作者与课题组成员深入乡村农户，拜访户县“炉客”后裔，解剖典型个案，总结归纳出户县“炉客”经营商业贸易的主要精神是勤奋学艺、吃苦耐劳、以诚为本、以信为先，追求开源节流，讲究才智。认为秦人厚重质直，淳朴归真，以诚实闻名天下，这是明清时代陕西商帮几乎垄断西部贸易的坚实基础。陕西商帮创新商业贸易模式和制度的基础是立足于诚实守信。如陕西商帮开创的中国最早的合伙股份制企业制度中以“万金账”为主要宗旨的融资制度、以委托经营为主要特色的“东西制”企业管理制度、以“记名开股”为主要追求的利益分配制度、以“驻中间、拴两头”为主要方式的企业经营制度、以“学徒制”为主要商规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无不建立在诚信为本的基础之上。作者指出，深入挖掘陕西商帮的文化精神特别是诚实守信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之，《明清时期陕商川藏贸易研究》这本书结构合理，内容充实，论证细密，逻辑严谨，堪为近年来研究陕西商帮文化不可多得的一部学术佳作。当然，正如作者在文后所言，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该作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与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研究面向略显单一、注重经济现象而对文化交流着墨不多等。相信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会持续发力解决这些问题，成为陕商文化研究的一颗学术新星。

^[1]

2019年夏于古城西安南郊

[1]卢鹰，陕西省二级教授，陕西省委党校硕士生导师，陕西省廉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历史学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自序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王子今先生也曾强调：“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2]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千里跋涉至川西藏区的雅安、康定，并在此生存、生产、生活，历时500多年。1872年3月，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考察南方丝绸之路，来到荥经、汉源交界的大相岭，目睹身负15～18条藏茶（每条16～20斤）艰难行进在崎岖小道上的背夫，由衷惊叹，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不可能如此负重前行。随后，法国外交官方苏雅于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于1905年、美国探险家小西奥多·罗斯福兄弟于1928年、中国纪录电影开创者孙明经于1939年先后来此考察，用文字、图片等形式记录了当时雅康贸易的繁荣。当年陕商经营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使康定由小山村变为“藏卫通衢”“茶马重镇”。陕商聚集于康定“老陕街”，店铺有百余家，仅茶店就有80余家。自宋代起发展至民国，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的《全国商会条例》中，将康定与上海、武汉并称为三大商埠。康定“茶马互市”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藏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本书以明清时期陕西乡村为背景，探寻当时中国的基层传统社会体系及其多元化的反映，具体选取陕商在川藏的贸易往来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田野调查、文本分析及人物访谈等，尽可能还原明清时期陕川藏贸易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历程。紧扣“商道”“商帮”“商品”，通过发掘道路、客栈、祠堂、锅庄、会馆等陕川藏贸易遗迹，听取政府、学界、民众三层主体对陕川藏贸易的不同认识，结合文献考证，考察陕川藏商道上的八大重要产品——茶叶、食盐、布匹、药材、烟酒、皮货、木材、典当的商贸实际状况，研究并解决“明清时期陕商川藏贸易发生了什么”的问题。由此，揭示明清陕商及其西南贸易的深刻意涵与影响，阐释其对当代西南、西北经济联合发展的重大启示与经验借鉴，赋予当代陕商新的发展思路。因此，这既是对“一带一路”的交叠拓展，亦是用当代眼光对过去史实的重新发掘与借鉴。遥遥呼应丝绸之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与规律性。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首先，陕商利用从事西部畜牧产品与中部农耕产品交易的优势地位，促成了关中、秦巴、川边、藏地的冶铁、木厢、造纸等行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焙茶、制革、水烟等产业开发，推动了西部经济的融合发展，构筑起西南、西北的贸易网络；其次，陕川藏贸易促进了民族贸易的往来及区域经济的繁荣，保证了民族关系的稳固及边疆统治的安定，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播及民族关系的融洽；最后，通过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商帮资源公共数据平台，加强商道典籍整理编纂及陕川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商道文化传播格局，不断丰富、细化“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商道内涵及实施举措，促进西南滇、川、藏大三角区域与西北陕、青、甘的经贸文化合作共建机制。

本书的创新之处是：首先，坚持以史学为主，结合经济学理论，基于研究理论基础勾勒陕商入川赴藏贸易过程与经营特点，通过经典案例，探讨经济演变规律，明确有中国特色的商帮发展道路；其次，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进行明清陕商川藏贸易整体化专门研究，明确回答明清“陕川藏商道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最后，通过明清陕商研究，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升至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明互鉴的高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陕商精神将鼓舞和激励新时代陕商续写辉煌，成为人们心底值得永久珍藏的记忆。

是为序。

刘立云

2019年6月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页。

[2]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第4～5页。

第一章 导论

2015年3月28日，中国《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倡议的提出，一方面意味着从“亚太经济圈”至“欧洲经济圈”的东西经济大走廊的构建，从国际物流基础层、经济贸易中心层和行政文化上层建筑三方面，加强沿线各城市集中协调发展的思路；另一方面则从海上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密切的命运共同体。

青藏高原的西藏地区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关键的经济往来地带及区域文明中心。自古以来，西藏就与中原有紧密联系。汉为西羌，唐为吐蕃，元为西蕃，明为乌斯藏。汉晋以后，随着西北丝绸之路向高原伸展，青藏高原北部、西部交通开始融入西北丝绸之路，与西域连接起来。随着7世纪吐蕃王国建立，唐长安至逻些（今拉萨）的唐蕃古道逐渐畅通，并向南延伸连通尼泊尔与印度。明清时期，“茶马互市”的繁荣发展，使陕西、四川、乌斯藏的经济联系日益广泛、深入、持久。

这里再回到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

201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建立1400周年，古都西安曾凝聚着世界的目光，连通了丝绸之路沿线具有世界性影响力和辐射力的诸多国际大都市，以及重镇、驿站（喀什噶尔、霍尔果斯、布哈拉、撒马尔罕、大马士革等）、海港（泉州、广州、扬州、宁波、苏门答腊、爪哇、马六甲、亚丁、苏哈尔、霍尔木兹、巴士拉等），传播了人类文明。2019年5月9日“第十届全球秦商大会”于西安召开，又一次引发各界对秦商的关注与展望。这均源自秦汉以来陕西商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明清时期乃陕西商帮的第三次发展高潮，与我们一起见证了近代中国西部经济的沉浮。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如果从河姆渡文化算起，中国农耕文明已绵延7000年。这种文明方式，形成了中国的文化形态。文化，是人类生存、生产、生活所有经验的积累。当下的每个人类个体，既包括个人过往，又是整个民族过往的影射。在18世纪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前的1000多年，中国的经济、科技始终领先于世。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分析认为：“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资本、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1]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一书中写道：“中国现在是，而且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早在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产出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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