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海洋史研究（第14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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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庆新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书籍编号：30617573

ISBN：978752015955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3623

版次：4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海洋史研究》学术委员会

主任 王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顾问 滨下武志 Takeshi Hamashita（中山大学）

蔡鸿生（中山大学）

邓开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耿昇（中国社会科学院）

姜伯勤（中山大学）

梁志明（北京大学）

苏尔梦 Claudine Salmon（法国国家科学中心）

杨国桢（厦门大学）

叶显恩（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周振鹤（复旦大学）

编辑委员会 包乐史 Leonard Blussé（荷兰莱顿大学）

陈春声（中山大学）

黄良民（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纪宗安（暨南大学）

李塔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普塔克 Roderich Ptak（德国慕尼黑大学）

松浦章 Matsuura Akira（日本关西大学）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

张国刚（清华大学）

主编 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副主编 周鑫（常务） 罗燚英

陈博翼（特邀） 王潞

执行编辑 周鑫 罗燚英 徐素琴 杨芹 王潞

王一娜 江伟涛 吴婉惠 蔡香玉（特邀）

申斌

专题论文

论希腊化时期罗德岛海上势力的兴衰

徐松岩 李杰^[1]

从公元前4世纪末叶到前2世纪中叶，在东地中海历史上，罗德岛战略地位甚为重要，由于地处希腊化三大王国之间，一直是三国垂涎的海上要地，加上海盗活动日益猖獗，罗德岛的生存和发展时常面临严重威胁。现代研究者往往笼统地强调罗德岛与外部敌对势力的斗争，但对于斗争的过程以及对罗德岛国力兴衰的具体影响则有待于深入探析。在与马其顿、塞琉古和海盗集团等势力的互动与博弈中，这些外部因素一方面刺激罗德岛，使其海权意识增强，从而推动其海上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成为其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出发点。笔者拟主要以古典史料为依据，着重从罗德岛与外部势力互动、博弈的视角，探究其海上势力的兴衰及其原因。

一 罗德岛海上势力发展概况

据考证，希腊黑暗时代晚期，多利亚人移居罗德岛（指岛屿），先后建立三个城邦：林多斯（Lindus）、雅丽索斯（Ialysus）和卡米洛斯（Camirus）。古风时代，这三个城邦由僭主统治，公元前490年臣服于波斯。公元前478年，它们加入提洛同盟，遂成为雅典的属国，公元前412/411年，与开俄斯等邦一起，反抗雅典的统治，投向斯巴达。公元前408/407年，可能出于安全和商业上的考虑，三个城邦宣布联合，史称罗德岛国^[2]。公元前4世纪初期，罗德岛建立民主制，把城邦居民编入德莫（村社）。马其顿王国兴起并征服希腊后，罗德岛一度受制于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逝世后，“继业者之战”遂起，罗德岛趁机独立。之后，“继业者”们纷纷兴建新城，建立各自的政治中心。许多东方城市的新建或重建，使东地中海的贸易趋于繁荣，^[3]罗德岛趁势发展。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其海上势力的发展达到极盛，成为爱琴海乃至整个地中海地区重要的海运中心和海上强国，同时亦成为影响希腊化诸王国之间、罗马和希腊化诸国之间博弈的重要因素。罗德岛的海上势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均有所发展。

其一，就政治层面而言，罗德岛实行中立政策，凭借雄厚实力和良好声誉，多次出任“仲裁者”角色，^[4]不仅是诸希腊化王国拉拢的对象，^[5]还是希腊化三大强国矛盾冲突的“缓冲阀”、海上城邦独立自由的“捍卫者”。从公元前3世纪到前2世纪中叶，罗德岛多次调解各国冲突，如在拜占庭冲突期间，罗德岛在托勒密和塞琉古之间斡旋，成功地劝服托勒密释放安德罗玛科斯（Andromachos，塞琉古王子）^[6]；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期间，安条克三世进逼埃及，罗德岛应埃及请求，积极参与调停、仲裁；^[7]公元前220年到前217年，希腊爆发同盟战争（Social War），罗德岛担心马其顿王国趁势做大，便极力调停，促成和谈；^[8]第一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德岛与托勒密、雅典等国一道再次参与调停，取得一些成果。^[9]罗德岛调停地区争端、维护区域和平，实质上是为了维护自身海运贸易的畅通，提升其在区域政治中的影响力。若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罗德岛亦不惜动用战争手段予以维护；公元前220年，拜占庭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征税，此举损害了包括罗德岛在内相关邦国的利益，一些城邦纷纷求助于罗德岛。罗德岛遂以海上诸邦领袖的身份，派遣使者前往拜占庭交涉，遭到拒绝后，领导海上诸邦向拜占庭宣战，同时使出外交手段从中斡旋，^[10]拜占庭被迫接受和谈，放弃之前的要求^[11]。罗德岛对此次冲突强硬且灵活的处置，不仅维护了自身及其他城邦的海事利益，也借此巩固了其海上强国的地位，提升了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其二，就经济层面而言，罗德岛依凭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海运贸易。罗德岛拥有数个天然良港，组建了一个大型奴隶市场。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记载，商人们时常往返于罗德岛和埃及之间，罗德岛为此获利丰厚，埃及已然成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2]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随着埃及海上势力的衰落，罗德岛继而成为东地中海地区的海运中心，尤其在马其顿衰败之后，其海运中心地位更为稳固，加上有罗马庇护，罗德岛贸易航线四通八达，其商人的踪迹东到叙利亚、腓尼基、奇里乞亚和潘菲利亚，西到西班牙、非洲和高卢，东北至克里米亚的希腊城市，北及喀尔巴阡山区。^[13]除了保卫本国海运贸易的安全外，罗德岛海军也为他国海运护航，从中获取酬金。公元前178年，罗德岛应帕尔修斯的请求，派遣一支舰队护送其新娘（塞琉古四世的女儿）前往马其顿，获得不菲的酬金。^[14]此外，罗德岛颁布《罗德岛法》作为海运航行的准则，此法令得到东地中海所有商人的遵守，^[15]为后来罗马的海商法和拜占庭帝国的《罗德海商法》（Rhodian Sea Law）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罗德岛打击海盗雷厉风行，从而赢得了“商人之友”的美称。^[16]

其三，就军事层面而言，罗德岛融合希腊三列桨战舰和海盗的二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船的优点，造出三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舰；此种战舰机动性较强，成为罗德岛海军的主力战舰。从古代史家的记载中，尚难以确定罗德岛战舰的总数，但亦可一窥其非凡的海军实力。据波利比阿（Polybius）记载，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夕的一次海战中，罗德岛以损失3艘战舰的微小代价，击沉马其顿大小舰船50艘，俘获7艘舰船及其船员，重创马其顿海军。无怪乎波利比阿称罗德岛为“海洋事务的主宰”。^[17]据斯特拉波（Strabo）记载，罗德岛大力建造兵工厂，制造各式武器设备，尤其对造船厂的管理甚为严密；他认为罗德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控制着海洋。^[18]实际上，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至前2世纪中叶，罗德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爱琴海地区的制海权，其强大海军既是打击海盗和维护海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制服他国和海上扩张的坚实后盾。

二 与列强博弈中不断壮大海上势力

从公元前4世纪末叶到前2世纪中叶，罗德岛逐渐从一个弹丸岛国崛起而成为爱琴海地区的海上霸主，掌握爱琴海制海权达半个多世纪。罗德岛的海上势力实际上是在与外部诸强的互动、博弈中发展起来的。

其一，德米特留围攻战对罗德岛海上势力的发展影响深远。公元前306年，马其顿王子德米特留奉其父安提柯之命，派遣使者前往罗德岛，要求罗德岛与其缔结盟约，提供战舰，共同对抗托勒密；在遭到罗德岛断然拒绝后，德米特留便决定对其用兵。公元前305年，他率领庞大舰队（包括200余艘战舰和170多艘运输船）围攻罗德岛，岛上军民同仇敌忾；在托勒密、卡山德等外部势力的援助下，^[19]德米特留围攻一年未果，损失惨重，只能撤离，罗德岛这一蕞尔小国抵挡住了强大的安提柯势力。

这场战役对罗德岛海上势力的崛起意义重大。第一，战争的胜利既向外界表明罗德岛保持中立政策的可行性，^[20]也体现了其维护国家独立的能力和决心，增强了其当政者与军民对于中立政策的自信心。第二，战争的胜利巩固了罗德岛的独立地位，提升了其国家声誉。在某种意义上，德米特留围攻战是罗德岛历史发展的转折点，^[21]标志着罗德岛开始从默默无闻的岛国转变为爱琴海上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三，战争的经验教训对罗德岛之后发展海军的政策意义深远。在战争中，罗德岛海军实力有限，但作战勇敢、策略得当，起了关键作用。^[22]有学者指出：“德米特留的失败主要在于无法封锁罗德岛的港口，切断其与外部的联系……”^[23]事实上，罗德岛此后建设强大海军、发展海运贸易的国策，与此战的经验、教训不无关系。第四，此战争激发了罗德岛军民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实现空前团结。^[24]第五，在某种程度上，此战推动了东地中海地区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为罗德岛发展海上势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德米特留本欲攻占罗德岛，扩大海军实力，借以对抗托勒密，但围攻战的失败重挫了安提柯的锐气，打乱了德米特留的战略构想。战后，双方虽签订盟约，但前提是不联手对付托勒密，^[25]由此推动了马其顿、托勒密和塞琉古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

其二，海盗行为对罗德岛海上势力的发展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与海盗的博弈促进了罗德岛海洋意识的增强，推动了其国家机器的完善和海上势力的发展。在反海盗过程中，罗德岛加强了对海洋的管控，包括颁布有关航运准则的《罗德岛法》以及建立军港、训练海军、完善战舰装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打击海盗行为，罗德岛综合海盗的二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船和希腊三列桨战舰的优点，造出三列桨希米奥里亚战舰，此种战舰轻巧快捷，成为罗德岛海军的主力战舰，亦是其掌控爱琴海制海权的重要利器。另一方面，罗德岛以打击海盗为“政治宣传”口号，为发展海上势力提供了道义上的依据。在对外战争中，罗德岛往往树起反海盗大旗，污化对手，聚拢势力，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为其对克里特岛上几个城邦的战争。公元前3世纪末叶，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鼓励克里特部分地区实施劫掠，爱琴海诸岛国受到威胁，罗德岛遂以此为理由，聚集同盟的力量，予以打击，结果克里特海盗纷纷投降，希拉皮特那（Hierapytna）等城邦也被迫与罗德岛签订不平等的互助条约，罗德岛至此控制了爱琴海地区的海盗行为，并将其势力扩展至克里特岛一带。

其三，在与希腊化诸国和各城邦的互动博弈中，罗德岛秉持中立政策，但又总会予以灵活变通、适时调整，为罗德岛海上势力发展提供政策保障。一方面，罗德岛奉行中立政策，竭力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由于其地处希腊化三大王国之间，与任何一国结盟都意味着要得罪另一国甚至另外两国，如若处置不当，便有可能引来灭顶之灾，因而罗德岛以“仲裁者”身份自居，逐渐成为爱琴海诸岛国的“海上领袖”。另一方面，在其核心利益受到大国威胁时，它又适时调整战略，借助他国势力予以抗衡。它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和安条克战争时期的政策调整可以为证。公元前3世纪末叶，马其顿先鼓动克里特部分城邦实施海盗劫掠，后又与塞琉古密谋，意欲东西并进，瓜分埃及领土，致使罗德岛的国家安全受到重大威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罗德岛明知引入罗马势必会使东地中海局势愈加复杂，但还是采取务实政策，向罗马求援，这正印证了贝特霍尔德（Richard M. Berthold）的看法：“维持均势并非罗德岛的目的，而仅仅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其最终目的便是维护和促进商业贸易、国际影响以及独立与安全。”^[26]之后，在罗马干预下，克里特的海盗纷纷投降，罗德岛基本上清除了爱琴海地区的海盗。随后，罗德岛与罗马、帕加马联合对抗马其顿。马其顿大败后，罗德岛不仅获得尼西罗斯（Nisyrus）、佩里亚（Peraea）等土地，而且建立了以自己为盟主的“海上联盟”（Nesiotic League），将爱琴海岛国大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27]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罗德岛将在地中海发挥更大的仲裁者作用。^[28]公元前2世纪初，安条克三世意欲西进，复兴塞琉古王国，罗德岛再遭威胁，它随即调整战略，凭借罗马之力予以抗衡，塞琉古惨败，安条克三世被迫接受《阿帕米亚和约》（“Treaty of Apamea”），凭借战争中的突出表现，罗德岛获得吕西亚和卡里亚南部地区，其势力达到极盛。

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到前2纪中叶，罗德岛成为爱琴海海上势力中心。政治上，罗德岛既是爱琴海诸岛国的领袖、东地中海的海上霸主，对于诸希腊化王国之间、罗马和希腊化势力之间的博弈也时常产生重要影响；经济上，罗德岛海运贸易四通八达，继埃及之后，成为东地中海甚至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海运中心；军事上，罗德岛注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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