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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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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武向平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17570

ISBN:978752016470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2793

版次:1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世界政治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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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编委会


主任 高翔


副主任 李国强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卜宪群 王建朗 王震中 邢广程 余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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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切实履行好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的职责,中国历史研究院设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面向全国史学界,每年遴选资助出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的高质量史学类学术成果。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能够展现当前我国史学相关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体现我国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中国历史研究院愿与全国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把“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打造成为中国史学学术成果出版的高端平台;在传承、弘扬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史学智慧。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0年3月

绪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日本战败投降,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灾难。在这场规模巨大的侵略战争中,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同德国和意大利结成了法西斯军事同盟。“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1]的形成,对当时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远东国际关系发展和变化的进程。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2]到三国军事同盟的形成,日本对德军事同盟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轨迹始终围绕着在对外侵略和扩张中获取最大利益而展开。本书主要利用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详细分析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形成过程中,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发展和演变,揭示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意图,展现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


一 研究的目标与方法


本书研究目的主要是从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目的性和策略性的视角出发并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通过搜集和整理大量的日文原始档案资料,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进行历史研究和逻辑思考,力图阐释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本书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德两国防共协定交涉与缔结问题、三国军事同盟交涉与形成问题、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及演变问题、日德联合军事作战问题、日德两国战略分歧问题,以及日德两国最终未进行实质性联合军事作战的原因,这是以往相关研究中未彻底解决的重要问题。本书通过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揭示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填补国内二战历史研究的局部缺口。


历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还原历史真相,并能够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日德意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形成,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世界和平体系。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曾经告诫我们: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日本和德国虽然对外都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日德两国在对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的认识上,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德国政府和民众能够正视纳粹德国时期的侵略罪行和侵略历史,并能够深刻地反省和反思纳粹德国对侵略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日本却杜撰出所谓的“殉国论”“解放战争论”“自卫战争论”“英美同罪论”等错误历史观,为否定侵华历史和推卸战争责任进行辩护。[3]关于日德两国对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的不同认识态度,国内外学者从日德两国的文化因素、宗教信仰、政权基础、占领政策、地域环境等,多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研究。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因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文化形态和民族性格对日德两国战争史观的影响。日德两国由于具有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态,这是日德两国对侵略战争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心理的根本原因。德意志民族所特有的批判、理性、思辨、自我意识等民族性格,使德意志民众面对纳粹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能够理性地反思、坦白认罪;日本民族性格所折射出的一个现象是压抑负罪意识,在集团主义精神的强制下,个性认识变得极为暧昧,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民族性格,使日本政府和民众不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否定以天皇名义发动的侵华战争。[4]


在对待侵略战争和侵略历史上,日德两国虽然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认识态度,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德两国为了实现各自的对外侵略目标结成了军事同盟。那么,日德两国是出于何种外交目的结成军事同盟,从缔结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形成过程中,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具有怎样的目的性和策略性,谋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从苏德开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德国都曾试图进行联合军事作战,但在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争中,日德两国最终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联合军事作战。关于日德两国最终并未进行实质性联合军事作战的原因,日本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有的学者认为,从1936年11月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1940年9月日德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其间历时四年之久,日本和德国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联合军事作战,三国同盟实际是一种“虚假的同盟”。[5]这种“虚假的同盟”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的一种否定和辩护。


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日本的原始档案资料,理清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和发展脉络,还历史以原貌,并站在客观历史的角度,运用理性、公正的思维方法,对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真实状态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这对于回击当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华历史和否定侵略战争的错误历史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中国法官梅汝璈曾经指出:“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头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6]


本书研究的目标主要是探讨1936年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轨迹,揭示在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战略中,日本谋求对德结盟的目的性和策略性,从而展现日德军事同盟关系的真实状态。本书选定的时间段为1936年到1941年,即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之所以要选定这一时间段,主要是由于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政治、军事、思想、外交上集中体现的时期。正是日本同德国缔结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才使日本的外交决策高层认为日本已经具备了在太平洋地区同英美相抗衡的实力,同时也认为是解决中国战场问题最重要的条件。于是,日本毅然选择把南进政策作为对外侵略扩张的最终目标。可以说,无论是同德国缔结防共协定,还是同德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对外侵略扩张计划,而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政策,利用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力量压制美国,使美国放弃参战,最终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这是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最终目标。


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有极为浓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背景。日本为了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在选择德国作为同盟对象时,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和斗争。从广田弘毅内阁时期的对德防共协定交涉及最终缔结防共协定,从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的强化防共协定交涉到日德防共伙伴关系的确立,从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的强化防共协定交涉到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正式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当时,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之间在对德结盟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在无限膨胀的侵略和扩张欲望的驱使下,陆军、海军和外务三省最终在南进和北进政策选择上意见趋同,这是日德军事同盟最终能够形成的根本原因。为了更好地理解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要梳理和分析以下历史事实。


首先,从1936年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对德同盟政策并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过程,无论是从缔结防共协定到强化防共协定交涉,还是从三国军事同盟交涉到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德两国的联合军事作战计划,都始终围绕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目标而展开。具体而言,日本与德国缔结防共协定的主要目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希望借助德国的力量在远东地区牵制苏联,阻止苏联干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最终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二是日本为了实现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向西伯利亚地区入侵的北进政策,急于联合德国来制约苏联对北进政策的干涉,这是日本最终同德国缔结防共协定的主要原因。但是,在经过了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后[7],日本改变了对德同盟政策,而是以强化防共协定为名再次对德进行军事同盟交涉。对德强化防共协定交涉主要体现在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和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这一时期对德交涉同广田弘毅内阁时期的日德防共协定交涉相比,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日德两国表面上打着强化防共协定的幌子,但在具体的防卫对象上不仅包括苏联在内的共产国际社会,实际上还将英法美等国列入其中。在防卫对象上之所以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日本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并没有达到北进苏联的预期目标,这就使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上不得不进行调整,即由积极北进向消极北进转换。于是,在日本的外交决策中,以陆军为首的强化对德同盟交涉论开始成为当时日本的外交主流。但是,日本海军省担心进一步强化对德同盟交涉会加剧日美矛盾,便极力主张日德同盟的防卫对象不应包含英美两国,这与日本陆军省积极主张对德强化交涉存在意见分歧;再加之与德国的同盟交涉案中的防卫对象没有达成一致,日德间的强化防共协定交涉在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和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都没有最终实现。


第二、三次近卫文麿内阁的成立,是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转折点。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后,迅速地调整了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确立了把南进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的战略思想,仅同德意进行了三周左右的交涉便迅速地缔结了三国军事同盟。三国同盟形成后,日本又在外相松冈洋右的主导下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积极进行策划,提出了日德意苏“四国同盟”构想[8],并企图通过日德意苏“四国同盟”的力量压制美国,阻止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从而完成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计划,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这是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为了解决中日战争胶着化状态及实行南进战略,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真正目的。


其次,从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德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战略分歧,这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最终未有效地策应德国,从西伯利亚出兵进攻苏联的主要原因。对日本而言,虽然同德国缔结了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但日本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对外侵略扩张目标,并不是帮助德国去进攻苏联,更不可能抽调大部分侵华日军从西伯利亚出兵参加欧洲战争。所以,无论是同德国缔结防共协定还是军事同盟,日本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借助德国的力量压制苏联和英美势力,最终完成日本对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扩张计划,这是1936—1941年日本对德同盟政策的根本意图。


对德国来说,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利用日本军事力量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牵制苏联和英法美等国,从而使德国能够有效地在欧洲和非洲等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张。关于这一点,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月给希特勒的信函中曾指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必然要触犯法国与东欧诸盟国的利益,法国为了东欧盟国必然要与德国发生战争,法德战争的最终结果必然要引发英德战争,作为防范这一趋势发展的策略就是同日本和意大利缔结军事同盟。如果德国同日本和意大利能够在军事上紧密合作,就能够起到牵制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这样,英国在欧洲也不可能对法国给予充分的援助。”[9]从里宾特洛甫给希特勒的信函内容可以看出,不仅日本同德国结盟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和策略性,德国同样也对日本的结盟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战略性,双方结成军事同盟的根本动机就是要互相利用对方,达到各自侵略和扩张的目的。正因为如此,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曾多次要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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