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诗歌研究（第1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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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敏俐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书籍编号：30617555

ISBN：978752015954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4156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文学理论

《中国诗歌研究》学术委员会

主任 詹福瑞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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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戈金 葛晓音 程光炜 詹福瑞

《中国诗歌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编 赵敏俐

副主编 左东岭（常务） 吴思敬

编辑部主任 雍繁星

责任编辑 雍繁星 李辉 姚苏杰 张桃洲

孙晓娅 郑俊蕊 马富丽 吴超

·古代诗歌研究·

出土龠、篪、笛之音乐考古与宋玉《笛赋》

刘刚^[1]

【内容提要】 关于宋玉《笛赋》，在真伪研究考辨中历来存有争议，在文本解读中也存有以今释古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利用骨龠、竹篪与竹笛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宋玉《笛赋》为作者本人之亲作，而并非伪托，为《笛赋》真伪学案提供了实物佐证；另一方面运用骨龠、竹篪与竹笛的音乐考古成果，解读了宋玉《笛赋》中笛及其演奏描写，使《笛赋》的解读更加深入，更加贴近历史。我们认为，对于《笛赋》的解读，还可以以其描写的历史真实性，反证笛这种乐器在战国时期的存在，甚至可以印证《周礼·春官》关于篴（笛）的记载是可信的，从而推测笛这种乐器至迟在西周时期便已经产生了。

【关键词】 宋玉 考古发现的龠篪笛 音乐考古 《笛赋》解读

宋玉《笛赋》与他的散体赋不同，没有采用一问一对的结构形式，而与他的代表作《九辩》表现形式相同，但却命名为赋，可知当是一篇骚体赋。有些研究者认为，笛这种单管乐器在汉代才产生，所以推断它不是宋玉所作，而是汉魏间好事者伪托。这种观点是局限于秦代焚书后的传世文献资料得出的，尽管《周礼·春官》已有“笙师掌教龡竽、笙、埙、龠、箫、篪、篴、管”的记载，^[2]古注已注明“篴”即指笛，说明笛在先秦已然存在，但因为其是孤证而没有被研究者所认同，致使其得出错误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王堆竹笛、曾侯乙墓竹篪、贾湖骨龠（一称骨笛）、九连墩竹篪的相继出土，证明了《周礼·春官》记载是真实而可靠的，否定宋玉作《笛赋》的说法自然由于举证谬误而不攻自破。然而，尽管关于出土单管乐器龠、篪、篴（笛）的研究在音乐考古界引起了热议，但在宋玉研究领域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没有被宋玉研究者纳入研究视野。有鉴于此，为了解读宋玉《笛赋》的笛及其演奏描写，我们有必要从单管乐器龠、篪、笛的出土情况与音乐考古认知谈起。

一 出土之单管乐器龠、篪、笛举例

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列举具有代表性的出土单管乐器龠、篪、笛进行介绍，同时考虑到它们之间有着发展传承的关系，则按其考古年代之先后次序予以说明。

例1，贾湖史前骨龠

关于这种单管乐器，考古界命名为贾湖骨笛，而资深的音乐考古研究者认为应称之为龠，所以我们在这里亦称之为贾湖骨龠。

贾湖骨龠，出土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史前聚落遗址。考古工作者在1983年至2013年曾对该遗址进行了八次发掘，在1985年第三次发掘中首次发现3支骨龠，此后于1986年第四次发掘中、1987年第六次发掘中、2001年第七次发掘中、2013年第八次发掘中都有数量不等的骨龠出土，累计共出土骨龠40多支。骨龠皆以鹤类禽鸟中空的尺骨制成，一般长20多厘米，直径约1.1厘米，以骨管的一端为吹口，管身圆形钻孔都分布在同一侧，大多有7个音孔，个别有2孔、5孔、6孔或8孔者，制作规范。骨龠的吹法，据音乐考古研究，既可以像现代吹箫一样竖吹，亦可以像哈萨克人吹鹰骨笛一样斜吹，即管身斜持，管口与吹奏者嘴唇呈45度左右的斜角。竖吹测音，声音尖细而相对微弱；斜吹测音，发音相对响亮且更具有厚重的原始感。根据骨龠出土的地层与形制，研究者将40多支骨龠分为三个期段：早期，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600年，多钻有5个或6个音孔，经测音可以吹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中期，公元前6600年至公元前6200年，皆钻有7个音孔，经测音可以吹奏出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晚期，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800年，多为7孔，个别有8孔，经测音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及七声音阶以外的变化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7年出土的贾湖M282∶20号骨龠，长23.1厘米，7孔，是贾湖骨龠中保存最为完整、经现代测音音准最佳的一支。^[3]

例2，曾侯乙战国墓竹篪

曾侯乙墓竹篪，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城关镇西北郊擂鼓墩战国初期（公元前433年）曾侯乙墓中。墓中发掘出大量的古代乐器，其中有两件竹制横吹按孔单管乐器，经专家考定为“篪”。两器形制相似，出土时外形基本完好。整个乐器用一根一端有竹节的竹管制作而成。

据《曾侯乙墓》一书介绍，曾侯乙墓中室出土了两件竹制单管横吹乐器，出土号分别为C.79和C.74，通体髹漆彩绘，形制保存较好，竹管内壁稍有腐烂。

C.79，以一节竹管制成，经鉴定竹系苦竹。管之端口不通，一端以自然竹节封底，一端以物填塞。管身开有吹孔一，出音孔一，指孔五。全长29.3厘米。……在与吹孔、出音孔呈90度关系的管身另一侧……并列五个指孔（指孔系按音孔，指孔面被削成12.5厘米×0.7厘米的长方形平面）。

C.74，以一节苦竹竹管制成。首端闭口，以物填塞，尾端系竹节，节已透孔成0.64厘米×0.67厘米的圆孔，从孔沿下凹处亦即孔壁上的黑漆判断，此孔系人为所致。管身开有一个吹孔，一个出音孔，五个指孔（指孔面被削成13厘米×0.8厘米的长方形平面）。全长30.2厘米、首端径1.7厘米、尾部径1.54厘米×1.6厘米、尾端径1.65厘米×1.62厘米、壁厚约0.25厘米。管首端填塞物厚0.3厘米。……管身的吹孔、出音孔、指孔位置与上一件相似。^[4]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介绍：“用复制品平吹，其发音如表1所示，两器调高虽然相差接近小二度（半音），但都是按照六声徵调调音。共出的编钟是分别按照姑洗（C）、无睪（F﹟）二均调音，编磬是按浊姑洗（B）均调音，而又大部分分装在姑洗和新钟（即无睪）两匣内，可见曾国这三均关系定密切。据此推测，这二篪可能分别按照浊兽钟（C）（M1∶74）和无睪（F﹟）（M1∶79）（F﹟）二均调音的雌雄篪。这两篪复制品，如果用半窍和叉口指法，还可以奏出变化半音来。但当时是否有此指法，还难断言。”^[5]

表1 曾侯乙墓篪复制品平吹测音登记

例3，九连墩战国墓竹篪

九连墩竹篪，2002年出土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与兴隆镇乌金村之间九连墩2号战国中、晚期墓中。据《湖北枣阳九连墩M2乐器清理简报》，“篪，4件。收缩变形，1件保存相对完整，3件残损。竹质管状，以一节竹管制作而成。首端以自然竹节封底，尾端有口。管身一侧于首端开一椭圆形或圆形吹孔，侧壁中部开一圆形出音孔，与出音孔正对的另一侧壁往尾端纵向开一排五个圆形指孔。标本M2∶422，首端封底外壁红漆填实；外壁红漆绘弦纹、水滴纹、勾连云纹等。长25厘米，直径2.2厘米”^[6]。

例4，马王堆汉墓竹笛

马王堆竹笛，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马王堆乡3号汉墓（公元前168年）东边箱57号漆方奁中，共有两支。吴钊《篪笛辨》一文介绍：“两笛形制相同，分别长24.7cm、21.2cm，均由不髹漆的竹管制成。首端利用竹节横隔封死。距首端0.7cm的管身一侧，开有长方形吹口。尾端系开口断竹。距首端10cm处，依次有六个大小不一的按音孔，周围削成一个平面，与吹孔所在平面成90度直角。距吹孔最近的第一孔背面有一小孔，用途不明。”^[7]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介绍：“因为吹孔与指孔相错约90度，所以只能双手掌心向里持笛按孔。以复制品平（横）吹，易于发音，其印象如表2所示，两笛音高相差一个全音，但都是按七声宫调调音。超吹也不费力。由于第1～4指孔直径较大，还容易奏出半窍音。音色明朗而不噪，音量变化幅度也较大。它们的性能相当高，很值得深入研究。

表2 马王堆M3笛复制品平吹印象

马王堆M3遣册载有：‘，各二’。上之‘八’，当是‘竹’的简化，用以表明质料，‘隶’为声符，当是笛字。《说文》：‘笛，七孔筩（筒）也。’《风俗通义·音声》：‘笛……长一尺四寸，七孔。’足见这二器确是笛，而当是笛的异体字。”^[8]

二 出土之龠、篪、笛演进轨迹分析

以上四例，均为单管多指孔吹奏乐器，形制极其相近。其中骨龠在史前时代就出现了。音乐考古研究者认为，从单管乐器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角度分析，竹篪与竹笛显然是从早在八千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骨龠发展而来的。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变化中，首先是乐器的制作材料由飞禽的骨管变化为自然生长的竹管，比起骨管来竹管更易于获得与加工，这是乐器选材方面的一大进步；其次是吹口由管口移至接近管端的管壁之上，这是乐器形制方面的第一个变化，它导致了吹奏方式的新变；再次是管筒两端开口的变化，篪封闭两端而另设出音孔，笛则首端封闭而尾端开口，这是乐器形制的第二个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管腔（共鸣器）形制，促使乐器的音色与音量更为理想；最后是将竖吹或斜吹变为横吹，而龠的斜吹可视为篪与笛横吹的过渡性吹奏方法，这是演奏形式的变革与进步。这种发展与变化不仅丰富了单管乐器的种类，而且丰富了单管乐器的演奏形式。正如音乐史专家刘正国所说：“所谓‘如笛’‘若笛’之龠者，应该就是一种无吹孔的，由管端斜吹的单独之乐管。这种八千年前已有其形，而今之所存仍有其制的斜吹之龠，实乃笛类乐器之先祖。它兴盛于笛（篴）名起前的远古时代，至少五千年未衰。而笛乃龠之后裔，正可谓换代乐器。”^[9]

在目前已知的考古发现中，骨龠发现于距今八千年的贾湖史前遗址，而时代较早的竹篪发现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稍晚的发现于战国中、晚期的九连墩墓中，竹笛则发现于西汉早期的马王堆汉墓中。按照考古发现，竹篪的考古年代要晚于骨龠五千多年，而竹笛的考古年代要晚于竹篪接近三百年。是不是说竹篪的产生要早于竹笛呢？竹笛到了汉代初期才出现呢？音乐考古研究结果当然是否定的。首先，按照上引《周礼·春官》“笙师掌教龡竽、笙、埙、龠、箫、篪、篴、管”的记载，篪与篴（笛）两种单管多孔乐器同时并存于西周时代，这说明竹笛至迟在西周时期就业已存在了。其次，用考古发现的实物来对比，篪与笛在吹口与指孔设置上，均吹口上出，与指孔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呈90度角；在吹奏形式上，均双手须掌心向里以横持吹奏。这两项完全相同。在长度上，又极为相近，最长的不过30厘米，最短的不过21厘米。篪与笛的区别，只是在是否封底和是否设出音孔两个方面不同，篪须封底并在管端设出音孔，而笛不封底无须另设出音孔。由此可证，篪与笛的形制基本相同，而演奏方法则完全相同。据文献记载，宋陈旸《乐书》卷一二二说：“篪之为器，有底之笛也。”[10]清汪烜《乐经律吕通解》卷四说：“左衡而篴（笛）亦篪也。”[11]这说明，篪与笛曾被认为是同一种乐器。再次，在比较中可以发现，篪的制作工艺相对笛来说，要复杂些，多了封底和钻设出音孔两道工序。按照事物发展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粗而精的规律，笛的产生很可能要比篪还早。贾湖史前骨龠即不封底与笛相同，就是单管乐器不封底早于封底的有力证明。我们还注意到，曾侯乙墓出土的C.74 号竹篪，有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曾侯乙墓》一书介绍：“首端闭口，以物填塞，尾端系竹节，节已透孔成0.64×0.67厘米的圆孔，从孔沿下凹处亦即孔壁上的黑漆判断，此孔系人为所致。”此篪尾端径1.65厘米×1.62厘米，而尾端竹节端面的透孔0.64厘米×0.67厘米，可见这个透孔已不算小了，其作用与竹笛尾端开口出音的作用类似。C.74号篪一方面在竹管尾端管壁上开出音孔，如篪，另一方面在管底竹节端面开出音孔，如笛，似乎篪与笛的出音特点兼而有之。这种既在管底设出音孔又在管壁设出音孔的特殊形制，可能是从笛变而为篪的过渡形式。又马王堆一支竹笛“距吹孔最近的第一孔背面有一小孔，用途不明”，这个现象与曾侯乙墓C.74相同，似乎也有两个出音孔，可证在笛变而为篪的进化中确实存在过一个过渡形式。马王堆竹笛上的小孔，可能是这一过渡形式留下的孑遗。为此我们推测，这种设置两个出音孔的制作单管乐器的工艺，很可能是单管乐器由笛向篪演化的过渡形式，有的研究者因此径直称曾侯乙墓C.74为“笛”。这也能成为笛早于篪的有力佐证。尽管时至今日尚没有考古工作者和音乐史家确认的早于竹篪的竹笛实物出土，但我们在2000年出版的《长沙楚墓》一书中看到了一件吹笛木俑，其标本编号为M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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