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清史论丛（2019年第2辑/总第38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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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书籍编号：30617550

ISBN：978752016048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4555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论丛. 二〇一九年. 第二辑：总第三十八辑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5201-6048-3

Ⅰ.①清… Ⅱ.①中… Ⅲ.①中国历史-清代-文集 Ⅳ. ①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14543号

清史论丛（二〇一九年第二辑 总第三十八辑）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组稿编辑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吴 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25 字数：305千字

版　　次 /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6048-3

定　　价 / 8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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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语

《清史论丛》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办的专业集刊，创刊于1979年，是国内清史学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学术刊物。在历任主编杨向奎、王戎笙、张捷夫等先生的主持下，我们走过了艰辛的历程，即使在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岁月里也从未放弃。其间，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支持和保护，得以基本保持每年出版一辑，主要探讨清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学术、中外关系等问题，每辑篇幅约30万字，努力展示历代学人潜心治学的成果，因而在海内外清史学界具有良好影响，也为欧、美、日、韩、东南亚及中国香港、台湾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和研究所所收藏。不看作者出身，只重论文质量；注重培养青年人，一直是本刊坚守的两大原则。不少清史学者的代表作和成名作均在这里发表，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这个园地。为了适应学术发展需要，本刊从2015年起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年两辑，面向海内外清史研究及爱好者，栏目有专题研究、学术争鸣、读史札记、书评综述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间。让我们一起走过岁月，沉潜沉醉，沙里拾金。

本刊特稿

感激、缅怀与希望

——庆贺《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

姚念慈

今年是《清史论丛》创刊四十周年，李世愉先生要我写一点东西，我甚为惶恐。1989年春季，我年近不惑方投入王锺翰先生门下改习清史，根底浅薄，加之秉性钝驽，至今三十年，学无所成，惭愧无地。但我受《清史论丛》几代编辑委员会沾溉甚厚，除博士学位论文外，能算得上数的论文也就十来篇，凑起来不及八十万字，却近一半发表在《清史论丛》上。对此我久存感铭，未敢或忘。世愉既有此景命，我岂能无一言以报？然而衰颓有年，不知该写什么为好，踌躇良久，只能奉献一些零星却又温暖的杂忆以及感触和希望。

一 心目中的殿堂

《清史论丛》是1979年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为迎接改革开放的学术春天而创办的。编辑委员会于发刊词《努力加强清史研究工作》中写道：“我国史学界关于清史的研究，和其他各个断代史相比，可以说是最为薄弱的。”号召清史研究者共同努力，奋起直追，急切之情跃然纸上。是以创刊伊始就秉持开放性原则，以包罗百家，引领国内清史研究为宗旨。不限于刊载本室研究人员的文章，尽量征集国内外清史名家之作；不仅有声名卓著的老学者，还同时提携后学。《清史论丛》一大特色是文章不限篇幅，显示编辑委员会是真正的内行。2009年，王戎笙先生为纪念创刊30周年而写的《艰辛的三十年——纪念〈清史论丛〉创办三十周年》总结说：“《清史论丛》坚持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办刊方针，以促进清史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凡是对有关清史的某一问题确有认真研究，哪怕这种研究成果还不成熟，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与探讨，都尽量予以发表。文章字数一般不作限制，欢迎短的，也不拒绝长的。潜心研究、学风严谨、把握学术前沿是该集刊的重要特色。”这是何等远大的目光、宽宏博大的襟怀！我的体会是，清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以及无数个案都悬而未决，原因之一即在于史料繁多，真伪夹杂，而清代官修史书又因其立场有意无意地隐瞒历史真相。职此之故，研究者的史料搜集工作固然繁重，而比勘辨析、条分缕析尤不可少，没有相当的笔墨，很难曲尽原委，使问题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清史论丛》每期容量虽大，文章却非一味以长为胜。第一辑中孙毓棠、张寄谦两先生的《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就很短，只是挑选清朝几个具有代表性年代的各省垦田和户口的官方统计数字，这是我们了解清代社会经济状况的基本依据，但凡研习者皆应大致存之于胸。第八辑中郭松义先生《清初的更名田》一文，篇幅也不算长，却将此问题剖析得几无剩义。回顾《清史论丛》，就不由得想起清史研究室的诸位老先生。当时清史研究室可谓国内清史界首屈一指的重镇，阵容之齐，实力之强，无与比肩。研究倾向则首重整体成果，集体项目甚多，这对于重振时期的清史学是完全必要的，清史研究室可谓居功至伟。与此同时，诸位先生遵守杨向奎先生“分兵把口”的布局，研究方向各有侧重。诸如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和兵制、复明运动、社会经济史、思想学术史、清初军事动向、清前期皇权政治、民间社党、农民起义、土司制度、科考制度等诸多领域，皆成就卓然。其前期成果就刊载于《清史论丛》，兼有开创启迪之功。有些领域极其繁难，投入时间多而收益少，入不敷出，为急功近利者所不为，但都是清史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否则，历史的宏大叙事就不可能丰富而准确，整个清史就树立不起来。诸位先生明知如此，仍以大局为重，知难而上，长期坚守。就功力而论，许多文章虽不能说完美无缺，但其思维之缜密，分析之深微，即较之明清史宿学名家，似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读罢不禁感叹，若每个问题都思考到这种程度，一生能写出几篇文章？清史研究室集体撰写的《中国史稿》第七册之所以能成为代表性的名著，就因为它是全体成员智慧和努力的结晶。有些先生或未能构建起自己大著，难免遗憾，然而他们的学术贡献和奉献精神，永远值得我景仰。学者的造诣，其人品与文品，固不以著述数量、文字多寡定高下也。从习学清史之日开始，阅读《清史论丛》就是我的必备课程。我读第一辑郭松义先生的大作《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用铅笔在旁白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如今字迹已经模糊，当时的激动依然在内心回荡。在我心目中，《清史论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殿堂级的论坛，很希望有朝一日也能享受这份荣幸。

二 戎笙先生给我上了一课

中华书局出版前八辑之后，几因经费困难而中辍。幸得海外陈捷先先生慷慨解囊，于1992年改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发行，我在《清史论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在该期。1991年冬我博士论文答辩，戎笙先生是鉴定人之一，何龄修先生是答辩委员。翰师说可以试着在《清史论丛》上发表一篇，于是我将论文第一章缩写成《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约两万余字，不敢贸然投稿，由翰师推荐给戎笙先生。没料到戎笙先生给我上了一课。拿到校样一看，别的文字概无更改，唯所有的“天命”纪年一律被红笔改为“万历”纪年，我一时愕然！我做博士学位论文，自然不会不读各种刊行的《满文老档》，其中三册影印本《老满文原档》还是戎笙先生从台湾带回来赠予翰师，翰师转送给我的。《老满文原档》是清入关前最原始的史料，其纪年以干支，并无“天命”字样。最先用“天命”纪年的是皇太极崇德年间所修《清太祖弩儿哈奇武皇帝实录》（简称《武录》），以丁巳年（万历四十五年）为“天命二年”。众所周知，皇太极继汗位第十年，即所谓“天聪十年”方定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此前并无年号。皇太极为使满洲正朔其来有自，不惜篡改历史，将此前所谓“天命汗”某年以及“天聪汗”某年皆改为“天命”“天聪”年号。这是我知道的。翰师当然也了然于胸。做满族入关前的历史，叙事的主体是满族，用“天命”纪年，确有其方便之处，却忽视了历史的严肃性和本来面目。不仅如此，明清对峙，采用哪一方的年号，涉及统一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孰为正朔的问题。自明初以来，女真各部向为明朝属夷，努尔哈齐先祖之建州左卫，受明朝恩惠独厚；其后建立清朝，统治中国，又成为继明而起的中国正统王朝。这是孟森先生对清代历史定位的两个基本观念。就我所知，清史研究室诸位先生大致承继孟森先生之说，戎笙先生也不例外。以此观念审视明清之间的关系，不采用“天命”纪年，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努尔哈齐虽公然反明自立，而中国正朔所系仍在明朝，这种理解自有其合理性。而翰师从民族史的视角来看，明朝对周边民族实行“以夷制夷”，带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质，阻碍着女真族的统一和发展。与后来皇太极不断侵犯明朝边境、蹂躏畿内不同，努尔哈齐统一女真各部，建立政权，并起兵反明，是反抗明朝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之举。翰师对“天命”纪年不加深究，未在我的论文中特别拣出，或受此观念影响。以我今天的认识，翰师以明清双方正义性的转换断于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之际，还有商榷的余地；而如何龄修先生将“满族立国”视为从明朝统一中“分裂”，实则不承认清初关外立国的合法性，亦不免偏颇，这一点后面还将说到。皇太极于《武录》中窜入“天命”年号，固然是篡改历史事实，但也反映满族不欲继续接受明朝统治的意愿。一如清朝定鼎中原多年，许多明朝遗民仍然拒绝使用清朝年号，就是某种信念的反映。一个年号的使用看似简单，实则牵涉研究者如何尊重客观史实，如何看待异族入主、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以及历史人物的主观信念等诸多问题，三者之间既不能任意取代，亦不能过于拘泥，处理起来颇为棘手。思想信念之类的东西，不同于史实那种有目共睹且可以物质取证的客观性，却也是历史的真实存在，有记录可寻，其意义并不能因其主观性而加以忽视。后来我写《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一文又产生一种认识：我们书写明遗民的历史，若仅据满族已建立全国统治这一客观事实，便不顾明遗民的个人信仰，而以清朝年号强加于其身，则无异于亵渎。不论这些看法是否能成立，我的思考则似在深入，至少不如原来那么简单、莽撞。记得我看到校样上戎笙先生的“朱批”，便立即想起戎笙先生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鉴定，其中只肯定我敢于在“信疑两难”的史料中探索满族国家性质的“学术勇气”，此外并无赞誉之词，我由衷尊敬戎笙先生在学术上的不轻可否。但想到自己还算满意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真正的行家眼里，竟然缺乏基本常识，着实羞愧。假若今天我在这方面有一点进步的话，也多亏戎笙先生的那一当头棒喝。

三 不平凡的雅量

第二次在《清史论丛》上发表文章则是在四年之后的1996年，是我主动投稿的，近乎“赖皮”。起因是何龄修先生的一句月旦评。留校不久，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北京市首批出版资助，算是有个交代，我开始考虑如何将研究延伸到清入关之后。可是首先要对付教学，几年没写新东西。有一天去何先生家闲聊，何先生说，研究明清之际的史学论文有三篇堪称绝唱，1991年《清史论丛》第八辑许增重先生的《太后下嫁说新探》即是其一（其余两篇是顾诚先生对姚雪垠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反驳和余英时先生关于方以智自杀的考辨）。何先生关注清史研究的进展，对一些名家的得失，多有自己的掂量。而指点我时，话一般都说得较为含蓄。比如，《清史论丛》1992年号上杨启樵先生的《康熙遗诏与雍正篡位》，是针对翰师的得意之作《清圣祖遗诏考辨》而发。杨先生不认同雍正篡位说，此篇文章多做正面论述，但明确指出翰师误将康熙遗诏当作传位诏。何先生赞许杨文，或因翰师与我的师生关系而不便明言，只是笑眯眯地说：“这篇文章有些意思。”翰师的《清圣祖遗诏考辨》写于我读博士期间，曾以清样垂示，我学力不及，且忙于论文，不曾细读。听何先生这么一说，赶紧把两篇文章重读一遍。翰师以故宫所藏遗诏满汉文原件与《上谕内阁》《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一一详相比勘，用力甚勤，其确定《清圣祖实录》中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玄烨驾崩之后胤禛即位所宣读的遗诏，即是五年前玄烨留下的“遗诏”，这本无问题。可是翰师不自觉中又进了一步，以此又为胤禛篡位添一铁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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