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漫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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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德学著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17210

ISBN：978721814089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8869

版次：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军事

版权信息

书名：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漫记

作者：齐德学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ISBN：978721814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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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形成和坚持的历史考查*

　　[*此篇是笔者的讲稿，2011年8月3日和8月15日，笔者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机关和空降部队领导机关做了讲座，后来将讲稿发表在《军事历史》2012年第4期。]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经过实践探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斗争，与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而坚持和巩固下来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基本经验和必然结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包括如下四点含义：一是通过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主要是连党支部、营以上各级党委直至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领导所属部队，指挥所属部队行动。全军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级党组织的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军服从党中央、中央军委。二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有一系列制度来保证的。这些制度包括党委制度，就是上述所说的第一点。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制度就是在团和相当于团以上各级部队设政治委员，营和相当于营的分队设政治教导员，连和相当于连的分队设政治指导员；政治工作制度就是在团和相当于团以上各级部队中设立政治工作机关，团设政治处，师（旅）以上各级部队设立政治部，在中央军委之下还设立总政治部。三是各级党组织领导所属部队是采取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凡是所属部队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研究讨论做出决定，再由分管首长具体执行、落实。党委集体研究讨论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以上三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除此以外，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参与军队的领导，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和建立组织，不允许其他任何党派和任何宗教派别在军队中组织活动。

　　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形成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党在创建人民军队初期经过实践探索而确立的。

　　自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和以此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分别于1927年4月和7月先后背叛孙中山，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党内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有的脱党，有的叛变。党员总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剧减至1万多人，革命形势陷入低潮。

　　血的惨痛教训，使坚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组成了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随后，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挽救革命：在政治上，发表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并退出国民政府，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绝不妥协”地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军事上，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组织秋收暴动。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彻底清算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

　　这才有了以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为代表的全国各地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创建自己的军队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所以后来把1927年南昌起义开始的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本身是成功的，但起义后的行动到当年10月初就失败了。这时党对如何建立军队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还没有经验，还在探索当中。南昌起义部队都来自国民革命军，有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还有第4军第25师的两个团等，共2万余人。贺龙这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第4军第25师的两个团是以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党领导南昌起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在起义部队中的军师两级建立了党委，在团级建立了党支部、党总支等基层组织，在营或连设立党小组。实际上起义部队中这种党组织的设置，基本是沿用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的做法。叶挺独立团是1925年11月，以当时归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的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的，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部队，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担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营或连设党小组。这个团在北伐战争中从出征进入湖南到攻克武汉，一直充当北伐军的先锋，由于共产党员发挥了骨干作用，该团长驱直入，打得很好，从而为该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博得了“铁军”的声誉。

　　北伐军是国民革命军，还不是共产党的军队，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战争，共产党仅仅是参与领导，即使是共产党掌握的叶挺独立团也仅仅是靠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而不是靠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因此，南昌起义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但在起义部队中以这种党组织形式还不能直接掌握部队。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3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927年9月，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起义部队从湖南浏阳文家市南下途中，失败情绪严重，官兵大量出走，起义时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共约5000人，到达江西莲花县时已经锐减至不足千人。毛泽东深感这样的部队如不彻底改造，根本不可能担负起革命任务。9月29日，部队进至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资遣不坚定分子，将自愿留下革命的700余人缩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二是在部队各级建立党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规定党支部和党委领导所属部队；三是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通过整编，部队人员虽然减少了，但更加团结巩固，战斗力更强了。“三湾改编”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大创造，规定党支部和党委领导所属部队，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从而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9—3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三湾改编”确定的制度不仅在秋收起义部队中贯彻执行，而且在1928年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两支部队井冈山会师后建立的红4军中也实行了。

　　在旧军队是官长说了算，而在红军中是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部队重大问题。一些从旧军队过来的同志对党领导军队这种新事物还难以接受。在1929年6月的红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对如何建军问题曾发生过严重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正确主张遭到排斥。中共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了解红4军的争论后，曾于当年8月21日和9月29日，两次以中共中央名义给红4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信精神，1929年12月，红4军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也就是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规定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以至于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二是明确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内“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三是明确了红军中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保证党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四是明确了红军官兵政治平等的内部关系准则等。从此，不仅在红4军中，而且在全国其他红军中，都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

　　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在革命战争中经过不断斗争得以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和制度确立后，在革命战争中经过不断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斗争，以及与党内的错误思想行为进行斗争而得以坚持。

　　（一）在红军长征中，党与向党争夺个人兵权的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更加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同时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曾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了解到，川西地区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宜建立根据地，加之此时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是对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发生，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迫在眉睫。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主张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争取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而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统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则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以创建川陕甘苏区，6月29日制订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在会上表示同意中央这个决定，但在会后，他不仅无视中央决定，还仰仗枪多人多（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中央红军由于长征后一路苦战，已由出发时的约8万人减至约2万人）逼迫中央改变决定，要求中央解决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他通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提出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流产。张国焘这样做，不仅仅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更是走向了“用枪杆子指挥党”的军阀主义，表现了他企图攫取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权的政治野心。这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是朱德，军委副主席是周恩来、王稼祥和张国焘。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中央拒绝了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但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北上，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改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随后，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兼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8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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