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一位战地医生的前线回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九死一生：一位战地医生的前线回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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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大卫·诺特,彭向阳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0-06-01

书籍编号：30616818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3489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纪实文学

书名：九死一生

作者：大卫•诺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为了自寻“烦恼”，我周游于世界各地，这或许更像是一种令我难以抗拒的沉迷。身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希望用已所学去帮助那些饱受人性黑暗面凌虐的人们。并且能够去到那些糟糕的地方让我十分激动，因为这些区域是多数人至今不曾涉足，甚至不敢涉足的地方。

早在远古时代，战争就在邻邦之间常有发生，而随着战争日益专业化，士兵承担了大多数伤残和死亡的风险。战争多半是激战的延续，而且多远离人口居住的地方发生，处在枪林弹雨之中的往往是那些参战的士兵。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状况开始改变，直至今日：大多数的伤亡发生在无辜的平民百姓身上。

因为潜在受害群体的不断扩大，那些用于战争的武器也让伤害和死亡更加明显。值得庆幸的是，七十多年前日本遭受的两次原子弹袭击所造成的破坏从未重演过，当时仅一种毁灭性武器就导致数十万人的死亡。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见到了更加多样且威力更大的系统用于火箭弹、导弹、炸弹和子弹的运输，这些无疑给人体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战争往往对那些手无寸铁的穷人们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没有政治自由，生活在卫生状况堪忧的地界，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乐事对他们来说就是奢侈。战争让本已痛苦不堪的生存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值得庆幸的是，好医生和好护士遍布世界，他们将医疗护理作为毕生的事业去热爱，坚持不懈地为受难同胞奉献自己的热忱和关怀。但极端事件，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都在挑战医疗的极限。更具毁灭性的伤害、干预机会的减少、物资的日益匮乏都让医疗人员备感压力，并时常使之处于险境。和我一样，那些在和平年代接受过较优培训的外科医生都会震惊于战场所见，所以要想能够应对可能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就必须花费时间积累必要的经验和技术。

这二十多年来，我自愿去了很多危险的地方，包括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阿富汗、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乍得、科特迪瓦、刚果、苏丹、伊拉克、巴基斯坦、利比亚、加沙、叙利亚等，去帮助受失控事态波及的人们。有时工作地点是后方条件较好的医院，有时是前线的简易阵地医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严峻的环境”，那里几乎没有像X光机或CT扫描仪这样的检查设备供医生使用。

我一直往返于这些悲痛之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帮助那些和你我一样有权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享受适当的关心和照顾的人们。

试想，一个幼小的孩子被门夹了手，泪眼汪汪地大哭起来，而在场的只有你，你会怎么做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先把孩子抱在怀里安慰，感同身受，带着爱意和温柔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个简单的拥抱会带给他受保护的感觉，就像我们老挂在嘴边的：“没事啦，我在这呢，我会照顾你，都会好起来的。”

在战区面对受伤严重的患者时，我们同样需要给予这样的回应。病人希望得到安慰和保护，所以最基本的医患关系就是要让患者获得安全感，让他对医生充满信心，相信医生有能力帮助他消除痛苦。

我们在医院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和真情实感，而战争就像放大镜，将这些情感放大。所以作为战地医生，向病人和家属传递力量和信心是很重要的。经历了这么多，我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但这成长的代价是要面对周遭的武器、紧张的局势以及枪杆子凌驾于法律的大环境。我历经了很多危难情形，很幸运至今仍存活于世。

日内瓦公约为战争受害者和救援者提供安全保障。在2016年，为了反对对叙利亚和世界其他战区中对医院的滥施轰炸，我在伦敦组织了一场游行，因为我坚信医院是必须被尊重和被保护的地方。而对医院的轰炸和破坏无疑是罪恶的,更罪恶的是实施者有意而为之和视此为理所应当的心态。在战争的前六年里，叙利亚就已经发生了超过450起对医院的袭击，其中90%是由叙利亚和俄罗斯政府制造的。有时，一个月里，每天都会发生对医疗机构的袭击。所以说比制造这些袭击更邪恶的是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当我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年轻的顾问医生时，组织一场公众游行或者接受电视台采访，发起人道主义走廊运动，或者建立一个传播创伤外科技能的组织，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那时的我依旧是我，只不过还没有意识到可以做这些事，但威尔士人的教养和其他种种塑造出我人格的因素终将让我走上这条路。

这些年的经验，尤其是在叙利亚所经历的种种都驱使着我去参与人道主义运动和教学实践。2012年至今的三次叙利亚之行和其他边界之行无疑对我的人生影响至深，我开始严肃地校验所学，然后把知识传授给其他医生，尤其是那些交战国家的医生。但当局的无能为力让人气愤，我们仅仅想救人，而他们却不能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神奇的是，这个时候我遇见了想和她相伴一生的姑娘，然后成家，并荣升为父亲。

从2012年开始，我也去过其他地方，但叙利亚就像一根线一样，贯穿了我生命里最特别的一段岁月，并总能把我拉扯回来。那些日子里，有过危险，有过沮丧，但更多的是满足。

第一章 炸弹工厂

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英国奥林匹克代表团获得了喜人的奖牌数量，全国上下都沉浸在运动员赢得比赛的光辉喜悦中。此时，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仅仅距离英国几个小时航行距离的国家，正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那时，我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内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在伦敦的三家医院里忙着：在圣玛丽医院我是血管顾问医生和创伤外科医生；在皇家马斯登医院我主要帮助肿瘤科的医生完成巨大型复杂肿瘤完整切除手术——这需要大规模的血管重建工作，辅助的医生来自不同领域，比如普通外科、泌尿科、颌面外科、妇科等；在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医院，我是腹腔镜顾问医生和普通外科医生。除此之外，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大多数年份里，我还会作为创伤外科医生去战区服务几周时间。我时刻关注着电视新闻，了解热点的动态发展，我知道援助机构可能会需要我的帮助。

当我接到他们的电话时，心中难掩激动之情，迫不及待想排除万难前去救援。我一般会回复他们：“几小时时间后我会回复您。”因为这些电话打进来时，我往往是在医院做着手术或是在辅助同事手术，也可能正在门诊问诊。无论我在哪里、在做什么，想去的欲望都格外强烈，势不可当，但我无法每次都答应请求。一个月里可能会有不同的机构组织打电话给我，如果我都答应下来，那我就很容易变成一名全职志愿者，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现场工作一个月得300欧元补助，然而这些钱大多用在日常花销上了。

我的工作合同在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医院，所以在答应下这些差事前，我都会联系那里的外科主管，告诉他有个人道主义危机需要我去帮忙，并申请不带薪外出。我通常不会被拒绝，他会告诉我：“只要你安排好工作就可以。”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的请求，因为不要求继续领薪水并将我的工作安排好，光这两点就消除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所有顾虑，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时正值2012年的盛夏，无国界医生组织巴黎总部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建在叙利亚的一家医院工作。我并没有过多问询就答应了。我像往常一样收拾好行李，然后乘坐飞机前往土耳其。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所了解的叙利亚就是一个封闭的中东国家。相比于周边常年遭受战火的伊拉克、黎巴嫩和以色列，它是一个更为和平且带有神秘色彩的地方。那里的人们热情好客，爱冒险的西方游客有时会去那里度假。

那些我前往参与过救援的国家因为对独裁的挑战而陷入一片混乱。自然可能厌恶真空，但战争贩子偏爱它，因为他们厌恶复杂。自从在1970年的那场不流血政变中夺得政权，阿萨德家族就一直在叙利亚独揽大权。叙利亚现任总统是巴沙尔•阿萨德，2000年他父亲哈菲兹去世后，他就以99.7%的投票支持率赢得大权。在叙利亚，有近四分之三的人口是逊尼派，而阿萨德家族就是占少数的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即阿拉维派的指明灯。公众对他们的个人崇拜很是狂热，许多商店和办公室都用哈菲兹和巴沙尔的画像做装饰。他们稳定的政权由来已久，同时，他们的那些随处可见的带着墨镜、穿着皮夹克，因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也让他们的政权变得更加稳固。

我和叙利亚渊源颇深。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位实习生波拉克医生就来自叙利亚，他是我父亲认为的共事过的最好的专科住院医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还在伦敦西方眼科医院遇到过年轻的巴沙尔•阿萨德，他那会儿还是一名眼科高级实习医生。我们当时正在讨论一位颈动脉斑块脱落形成血栓导致眼疾的患者。巴沙尔•阿萨德医生很友善而且受人尊敬，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们的生活几年后还会有交集。

2010年，叙利亚格局开始发生改变，突尼斯的示威者占领大街小巷，他们因为高失业率、高度腐败和丧失言语自由而感到愤怒。突尼斯长期任职的总统被罢免，这为经受着同样糟糕统治的北非和中东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早在2011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就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抗议，随后是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科威特。我们熟知的阿拉伯之春同样导致了其他五个国家即利比亚、埃及、也门、巴林和叙利亚的严重暴乱、政体瓦解和全面内战。迄今为止，只有突尼斯在设法朝着积极的民主方向改变，而其他许多国家的形势比之前更糟糕。

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对反对者的镇压异常残暴。我认为，如果当局可以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对待反对者们，本可以避免这场内战，或者很快就可以将其叫停。2011年3月，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的一群未成年人通过在墙体上涂鸦来抗议政府的作为，而阿萨德却派出保安部队扣留并且折磨这些孩子，导致成千上万的反对者上街游行抗议。3月22日，阿萨德武装对德拉的医院进行猛攻，并且占领各大建筑物，在上边安插狙击手，随着反对者数量的扩大，狙击手们开始发挥作用。一名外科医生在去照料病人的路上被狙击手袭击致死，而当千余位前来吊丧者出现在葬礼时，同样难逃被狙击手袭击的命运。这些狙击手还至少要在大楼上驻扎上两年，而被射击的人们往往是受了伤来寻求治疗的无辜百姓。

随着抗议接连在叙利亚各地爆发，这个国家的医疗系统成了国家瓦解的避雷针。那些反对政权的人多数来自逊尼派——叙利亚自由军的主要成分，他们发现持续为伤者寻求救援几乎和战争本身一样危险。

当局使卫生保健系统武器化，政府运作的医院更像是安全组织的延伸。据报道，仍效力于阿萨德的工作人员仍然采取老一套的治疗方法，比如对那些仅仅受了小伤的患者采取截肢治疗，这样做是为了惩罚他们。而那些受了伤需要治疗的抗议者们往往会被赶出病房，面临着受折磨和被杀害的风险。

在暴动发生的第一年，据记载，有56名医护人员不是被政府的狙击手射杀就是被拘留后折磨致死。2012年7月，阿萨德通过了一个新法案，它规定没有报告反政府活动属于违法行为，因此对那些反对阿萨德的人进行医治便构成刑事犯罪。这就给全国的医护人员带来了很大压力，尽管他们仅仅是在做本职的工作。

我搭乘飞机前往伊斯坦布尔，然后去靠近瑞翰勒——距离叙利亚边境最近的土耳其小镇——的哈塔伊机场。然后我被带到瑞翰勒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安全屋，在那里听取了任务介绍，了解到最新的安全警报以及紧急情况下的疏散逃生路线。第二天，一名叙利亚当地司机和一名后勤人员将我送到边境附近的一个检查站，在那里我得到了一个假名并以此签了字，还得到一些文件。随后司机把我带到受土耳其军方的监视的边境。在那里，他们检查了我的文件。我们越过边界——当时只是一个带刺的铁丝网围栏，在那里等着从叙利亚来的车接我去阿特梅赫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我们经过刚建立起的难民营，那里住着几千个衣衫褴褛的难民，卫生条件很差。帐篷虽然凌乱不堪，但我惊奇地看到里面的人都穿着干净的鞋子。他们一定为自己的外表感到自豪，但他们肯定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难民身份只是个开始，未来几年他们还要继续过悲惨的生活。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一个医疗人道主义组织，我已经与它有了几次合作。该组织把一栋别墅改造成医院，并称它为“阿尔法（Alpha）”，因为这是它在叙利亚建立的第一所医疗机构。这栋房子面积很大，而且结构很对称，它的主人刚好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后来去了阿勒颇工作。各个房间被重新改造来满足不断增多的需求：餐厅变成了手术室；卧室变成了急诊室，也就是病人最先被安排进来的地方；厨房被用作消毒间。房子的一二两层成了医院的病房，设置了大概20张床位。我和同事都住在顶楼，但我在的那段时间里，那里很热，夜里我们就在房顶上搭起蚊帐睡觉。我和叙利亚本地的和其他外国志愿者们在一轮无缝隙的换岗值班后，精疲力竭地躺在房顶上，看着头顶上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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