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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草婴译著全集·第二十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苏)加里宁,草婴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2-01

书籍编号:30616068

ISBN:978753216827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07347

版次:

所属分类:文学-文学理论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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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加里宁和文学问题(代序)


在帝俄警察厅1899年份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有关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活动的材料。在这份材料里,有几行是关于米·伊·加里宁的,其中写道:他的“修养在工人之中是卓越的”,“曾经传布秘密著作”,等等。


从签发这个文件到列宁发言推荐加里宁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整整有二十年。


列宁说:“这位同志从事党的工作将近有二十年了;他出身是特维尔省[1]的农民,跟农业保有密切联系,并且在经常增进和改善这个联系。彼得格勒的工人们相信,在广大的劳动群众还没有党的素养时,他有本领去接近他们。当一般宣传员和鼓动员不会用同志的方式巧妙地去接近他们时,加里宁却能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一点在目前是特别重要的。”


加里宁在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关领导人的职位上连续工作了二十七年,成了一名列宁—斯大林型的模范国家工作者。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由于他对列宁—斯大林事业的忠诚,由于他接近人民群众和深入了解他们的利益,由于他不断关心人民的福利而获得了全体劳动人民真挚的尊敬和热爱。”[2]


加里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古典文学遗产的宣传和艺术创作在苏维埃国家里发展的注意,就是他不断关心人民福利的鲜明例子。他特别强调文学的意义,认为文学是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强调作家和人民的联系,以及艺术的重大教育作用。在加里宁关于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的发言和著作中,文学是作为思想影响的手段而占有一个很显著的地位。


加里宁在自己的言论中所接触到的文学现象,是很广泛的。这说明他之所以熟悉文学,是由于他对书本、对知识、对我国人民的艺术宝库始终保有浓厚的兴趣。加里宁的生活和活动中的许多事实,以及他的自传性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加里宁在回忆中写道:“我的教育,说得更正确些,我的启蒙,是在乡村学校里开始的;教师是一位老农民,他一冬向每个学生收取一个卢布,或者更少些,而他的伙食,我记得是各家轮流供给的。学生总共约莫有二十人。学校就设立在这个孤老头儿的家里,那是一座黑色的大农舍。放上几张桌子,几条长凳——就算是学校了。


“我学的是教会斯拉夫文,而大多数人却学俄文。学习的方式是最原始的:二十个人都高声朗诵,各读各的书,造成一片连续不断的噪音。我在这样的学校里待了三个月光景,学会了字母、双音节和三音节,并且开始拼字了。


“第二年冬季,我就进了一所正式的学校,四年制的地方国民学校。在那里,我像饿狼扑食似的投入学习。从秋天到耶诞节我就念完了两班的课程——初级和次中级,升到了中级。


“我一学会阅读,就狼吞虎咽地读着图书馆里的藏书,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宗教方面的,而其中主要的是圣者传。两年之后,我毕业了,同时也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全部藏书。在将要毕业的时候,有一位女教师从她的私人藏书里借了些书给我看。到了夏天,虽然没有时间经常阅读,我还是抽空读了几本从邻居地主的藏书室里借来的书。


“这样,我在乡村学校毕业之后,就酷爱阅读了,我的学习愿望是很强烈的。”[3]


加里宁那种对书籍的爱好,在他在彼得堡所过的青年时期里仍旧继续着。1889年他从特维尔的乡村到了首都,在地主波尔托夫斯基家里做工。波尔托夫斯基就是加里宁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在特维尔省拥有产业的“邻居地主”。


加里宁在回忆中写道:“我在一个有很多学生的家里当童仆。这些学生竭力迎合我的求学愿望,我记得其中几个甚至给我上课,至少也帮助我了解他们自己已经懂得的东西。然后他们又供给我足够必要的书籍。”[4]


那个地主家里的藏书很丰富。除了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之外,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译本、当代杂志的合订本、“家常阅读”用的文艺书,同时还有流亡在国外的俄国革命家所出的非法书刊。在波尔托夫斯基家工作的四年中,加里宁认识了俄国古典文学的杰出作品,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5]的《哲学概论》、勃雷姆[6]的有插图的《动物生活》,并且初次看到一些自由俄国的书刊:读了赫尔岑的《北极星》和描写1848年欧洲革命事件的彼岸。


还在这个少年时期里,文学作品就帮助他确立生活的方针,认识那些不得不与之交往的人们的社会面目和道德面目。这一层,加里宁在192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说得很清楚:


“许多年以前,在15岁那年,我进厂工作暂时没有机会,就在男爵夫人布德堡家里当厨房工役。在她那些不同等级的仆人中,我所处的地位很低。她有一个近侍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当时彼得堡所有显赫的近侍都常聚集在他那儿;他们亦步亦趋地模仿自己的主人:喝着上等的美酒,作着交际性的谈话,谈的多半是关于自己主人的官衔、勋章和地位。光看他们的外表,人人都会把他们当作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首相……从事那么困难的职业……他们真有些像演员,而我却觉得——到如今还记得——他们都是些没有头脑、不学无术的人,也许,这是因为我已在根本上认识了俄国文学,并且看清人们的愚蠢……”[7]


1893年,加里宁进老兵器厂当学徒,过了两年转到普基洛夫厂工作,那时他在工人中间就以熟悉俄国古典文学和爱好“自由书刊”出名了。在他的同事之中,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那是些年轻的都拉人。他们在星期学校毕了业,参加过秘密小组,他们熟悉民粹派的书籍,能够自由讲述兹拉多符拉斯基[8]的《金心》和《基础》里的许多章节,熟悉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在被禁的书刊中,那些都拉人主要知道一些民意党的宣言和小册子,而加里宁就不仅知道赫尔岑,同时还看过庇萨烈夫[9]、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加里宁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的会见仿佛使两种文化相接触:我熟悉俄国古典文学,但对民粹派的著作却很生疏;都拉人正巧相反,他们不大知道我们的文学,但却熟悉民粹派的著作。


“经过互相的交换,我们组织了一个小组,办了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由我们每月的会费维持的,其中有合法的书籍,也有非法的书籍。大约也在那个时候,我们通过了都拉人,跟秘密组织——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了联系。他们派了一个宣传员到我们那儿。他经常指导我们达八九个月之久。”[10]


由于跟都拉人的交往,加里宁开始对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小说和米哈依洛夫斯基[11]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不过,民粹派的政论作品,并没有影响加里宁的世界观,也没有影响他的文学观。这不仅因为他跟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而且主要的是因为他读到了列宁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那本小册子是1894年用胶印出版的。加里宁在1925年指出这本小册子对他的政治观和文学观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把列宁的这部著作称为“反对民粹派主要领袖——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里文科、犹查科夫等人的庄严的小册子”。加里宁写道:“要了解列宁在那本关于‘人民之友……’的小册子里所表现的英勇果敢达到怎样的程度,必须知道当时的局势,以及上述人物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的魔力。作者非常熟悉对象和论述它的文献,知道敌人的一切弱点,同时——又像一个有才能的音乐家,精通自己的乐器,能够完善地演奏乐曲,——列宁同志能够完善地利用他所具有的特长来反对自己的敌人。”[12]


接着加里宁指出,当时采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纲,“就是从革命习惯里排除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装腔作势,以及因高度为人民服务而产生的妄自尊大的感觉——这些品质特别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而在当时的社会里也相当普遍……列宁同志的初次发言——可以说是用战斗的语言——促使民粹派的队伍空前空虚。”[13]


民粹派作家的感伤主义和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就那样被揭穿了。加里宁始终极重视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们的作品。在普基洛夫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里,除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的作品之外,还研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涅克拉索夫的诗和庇萨烈夫的论文。参加小组的人聚集在都拉人的屋子里,有时聚集在加里宁当时居住的城郊的伏仑金那亚村里,他们常常坐到深晚,大声朗诵书籍,进行争论。文学对他们说来,不是引人入胜的读物,而是研究俄国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最重要参考。


“过去,当我们在精神上成长和积聚力量时,”加里宁在后来说,“我们在文艺作品里寻求一切动人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心爱的人物、心爱的作家,我们把他们看作生活的导师。他们是思想的统治者。随便举几个例子: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再有跟我们同时代的人——柯罗连科、对现实抱批判态度的列夫·托尔斯泰,再下去就是契诃夫。契诃夫鼓舞我们,使我们对专制政体、警察制度发生势不两立的憎恨。”[14]


在普基洛夫厂的小组里也有自己的诗人。其中有些人迷恋于纳德逊[15],有些人熟悉60年代的诗人[16],或者在俄国的秘密活动中照自己的方式改写通俗诗。普基洛夫厂的青年诗人伊·塔塔里诺夫在国外的一个出版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一首诗《自由工人》。加里宁一定知道这首诗的,因为它常常在小组里被朗诵:


一个自由的工人在黑暗的街上走着,


垂下了红肿发炎的眼睛。


他自由地歌唱奴隶制度,


自由地到处流浪,


敲击每一家的门,


并且自由地在牢狱中死亡……[17]


加里宁由此认识了工厂的诗歌、工人的通俗文学。后来,在流亡中,加里宁参加了革命歌曲的演唱。1904年,在波维涅茨的码头上,加里宁在一群流放的政治犯中,用《马赛曲》的调子唱道:


对强盗、对走狗——对富人,


对万恶的吸血鬼——沙皇,


痛打吧,消灭他们,该死的恶棍,


美好生活的黎明,发光吧!


普基洛夫厂的小组成了那尔夫斯克区社会民主党的中心小组,并且成了建立区的党组织的基地。加里宁被认为是区里最有学问的党工作人员。小组里的工人谈到他说:“他熟悉列宁的著作,知道历史和哲学。他比我们的知识分子高明得多。”[18]后来加里宁成了那尔夫斯克区工人俱乐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俱乐部里做报告,领导几个党小组。他常常在“推心置腹的谈话”中,引用生活上的事实和文艺作品里的例子。


加里宁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同时进行一般性的教育,那是从阅读俄国古典作品起——包括文艺、历史、评论等方面的作品,——总之,凡是聪明的书籍什么都读。我们一方面在厂里工作,一方面在文学、科学等领域里进行全面的发展。”[19]


有些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加里宁读得能够背诵。普基洛夫厂的老工人马尔科夫回忆说,他在1905年5月进厂当旋工助手,认识了加里宁,并常常到加里宁家里去。在见面的时候,加里宁就把自己读过的书讲给客人听。马尔科夫写道:“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记性极好,背得出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诗。例如,他有一次应我们的要求,背诵了‘复仇和悲伤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铁路和萨沙。”[20]


在坐牢和流放中,加里宁花在读书上的时间特别多。


1899年7月,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跟五十二名“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会员一起被捕,坐了十个月的牢,再被流放到高加索。在这十个月中,他读了很多书,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俄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


加里宁有一份不大的藏书在他多次流浪生活中始终带在身边,那份藏书经常在增加和更新。有一次,因为怕警察突然搜查那尔夫斯克的工人俱乐部,他把俱乐部里的藏书全部搬到自己家里,并亲自把书借给工人们。


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在沙皇当局关于加里宁活动的报告里,指出并且控告他经常对政治论文和文艺作品发生兴趣。例如,在沙皇司法部长的一份报告里也曾经指出,在1901年年底,彼得堡出现了一个“非法团体”,这个团体建立了一座秘密的印刷所,并且供给居民“适合他们需要的书籍”。在搜查这个“团体”成员的家时,发现了违禁的书籍、宣言、“具有犯罪内容的诗篇”,等等。在那些“跟鼓动员有来往、并从他们那里借阅非法书刊的”被捕人员之中,就有一个当旋工的26岁农民,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文件里写道,他过去在梯弗里斯工作时,“就曾经参加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的宣传,介绍工人阅读秘密书刊。”[21]


加里宁在梯弗里斯的监牢里醉心于阅读,关于这件事他在很多年之后曾经对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讲过。


1901年4月,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从梯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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