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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惠比寿花园广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文坛神话”黑孩旅日30年温暖疗愈之作,比《东京女子图鉴》更真实、更撕裂。献给同样为爱挣扎,被爱丢弃的人。21张暖心插图。

作者:黑孩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2-01

书籍编号:30616011

ISBN:978753217207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6764

版次:

所属分类:小说-外国小说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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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我的心情是一座花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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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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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维翔来电话,告诉我有急事,不能送我到飞机场。我一个人去机场,跟每次维翔送我到机场的时候一样,在新宿坐机场大巴,两个小时就到了。到登机还得等一个多小时。我无事可做,坐在候机室角落的长椅上。这说明不了什么,也许刚好赶上维翔的老婆休息在家。但是,就因为是这样的理由,我的心里更加不舒服了。


没过多久,我整个人都昏沉起来,想睡一会儿觉,却怕睡过了头会耽误登机。其实我根本也睡不着,世界上唯一可以令我忏悔的,那张女人的脸,老是苍蝇般绕着我的脑子转,挥也挥不掉。


我曾经认识一个叫藏下的女人,跟我哥是同事。我跟我哥一起住在中华街。有一天藏下来看我哥,刚巧维翔也在。没过几天,藏下来找我,要我给她的女友李太太看手相。


我去了李太太开在中华街的那家点心店。李太太个子不高,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看不出有多大岁数。我根本不会看手相,那次藏下来看我哥的时候,我给她看过手相,但不过是游戏,为了好玩。原则上,看手相不过就是心理学加上哲学,耍嘴皮子。我正在横滨国立大学攻读心理学。


我问李太太想看哪个方面,是爱情还是事业。李太太把右手伸到我眼前,告诉我看婚姻,因为她老公从去年三月开始,突然喜欢在外边喝酒,虽然每天回家,回家也不多话,冷冰冰。李太太用冷冰冰的声音对我说:“你能看出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吗?”


一种直觉触动了我。我突然想起维翔也姓李,一下子明白了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看手相不过是藏下设下的一个局。我心里暗骂藏下“是个臭婊子”,脸上却不动声色。我装模作样地握着李太太的手,问她:“坦白告诉我,你爱你的老公吗?”


李太太回答说:“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老夫老妻还谈什么爱,怪恶心的。但是,我跟他在台湾结婚,又跟着他来到日本,孩子都有三个了,不想离婚是真的。”接着,李太太一双黑色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有很多时间,用来等他回心转意。”


藏下坐在我的对面,也使劲儿地盯着我的脸看。我十分警惕,知道两个女人找借口骗我来看手相,目的是为了审判我。我来的时候是傍晚,店里面虽然开着电灯,但是我们坐在柜台的后边。头顶上的电灯因为是关掉的,所以好像坐在黑暗里。灯光下,一男一女在玻璃柜里寻找想要的糕点,商量的声音很大。我放下握了很长时间的李太太的手,告诉她,男人差不多都跟她老公一样,家花不如野花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就说过,虽然都是鸡,但是,吃过了饲养的鸡,就会想吃山鸡了。为了打消李太太对我的怀疑,我故意撒谎,说我也有一个恋爱对象,是上海的男人,迟迟不跟我结婚,大概想多玩几年,跟李太太的老公是一个德行。藏下跟李太太都笑了,我还对李太太说:“所以你不必担心,你老公在外边吃足了山鸡,自然就想着要回家了。”


分手的时候,我特意在李太太的店里买了几个月饼。李太太不肯收钱,藏下也在旁边帮腔,说几个月饼而已,就当是我帮忙看手相的一份谢意。我当然也爱贪小便宜,但是这一次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花钱买。我本来想在藏下那张漂亮的脸蛋上吐一口唾沫,但是没敢这么做。我把钱放在收款机那里,几乎是逃一样离开了李太太和藏下。


我离开点心店时,李太太和藏下送我到门口。一定是听说我有一个上海的男朋友,李太太看上去温柔了很多。李太太左右摇着她白皙的右手对我说:“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喝茶。”


其实,从李太太的点心店出来后,我会常常控制不住地想起她的脸。尤其是现在,李太太的脸,老实巴交的,彩色照片般镶在我白花花的脑子里。等我稀里糊涂地登上飞机,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后,李太太脸上的笑容已经像一朵缤纷的花,含笑摇曳在我的头顶。


飞机总算起飞了,刚才的困劲儿一扫而光,我觉得那朵花摇晃得令我眼晕。胃里有东西往上反,想吐,但是我忍着不吐。窗玻璃外是一片片雪白的云。在我的感觉里,云是物质,会让我身不由己地想起木棒上的棉花糖。


坐在我旁边位置上的男人,用一双黑色的眼睛看着我,突然间跟我搭话:“你是中国人吧。”


在日本期间,这个问题被人问过好多遍了。陌生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即便是同胞,我也会有憎恨之感。我从来不会问别人这么愚蠢的问题。明摆着的事情嘛,却故意要问,跟故意揭人家的老底、破人家的相似的。有时候,我身不由己地想证明我和一部分中国人不一样,结果是哪儿都一样。这种想证明的心理,其实是一种令人伤感的纠结。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的小说《情人》里,描述中国人走路从容不迫,处在人群中而无好奇之心。我现在认为,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个错误的印象。我在好多场合看到的中国人,正与之相反。喧哗拥挤的人群中,中国人眼神浮游不定,永远在东张西望。在日本,有浩浩荡荡几十万名中国人,我是几十万分之一的那一个人。就说现在吧,我穿着黑毛衣、黑背带裤、黑皮鞋,连裤头和胸罩都是黑的,我坐在飞机的椅子上,跟几十万名中国人一样,东张西望。


我觉得太阳穴有点儿发热,斜着眼球看了一下说我是中国人的男人,因为不想回答,随意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男人突然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语对我说:“我经常去北京。”


我不说话,打算还是不搭理男人。于是男人改用日语跟我说话。男人说他喜欢中国。男人改用日语说话后,一发不可收拾。男人滔滔不绝地告诉我,现在的中国,遍地都是机会。男人还举了好多例子,比如中药啦,绘画啦,海蜇皮什么的。


之后,男人突然告诉我:“这一次去北京,是出版方面的生意。”


我的胸口一下子热起来。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到出版社,到日本的大学院,我的世界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和一张写字台。所以,我有一个毛病,说它是职业病也可以,一提到出版,就会控制不住地激动。男人还在说个不停,我感觉热血已经涌到脸上来了,干脆脱下黑毛衣,歪着头直盯着男人的黑眼睛。我不由自主地对男人说:“到日本之前,我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做出版的。”


男人问我是哪方面的出版,我说是文学。男人说他有一个长远的出版计划,要把北京的一批画家拉拢起来,搞一本绝世画册。于是我打断男人的话,告诉他:“虽然我对绘画一窍不通,但我认识美术出版社的社长。”我说的是真的。


男人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相互合作。我不知道我用什么行动表示了我的谢意。到后来,我甚至兴奋得有点儿过分,连说话都有些结巴。我对男人说:“在出版方面,我曾经有过雄心大志。糟糕的是,我一直没有实现雄心大志的机会。”


这时候,飞机已经展翅飞翔到高空。机窗外蓝天一色,白云铺在飞机的下面。反胃想吐的感觉,在跟男人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我听到自己的肚子在叫。我饿了。男人看上去也兴高采烈,对我说:“到北京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回答说:“好啊,我能抽出时间。”


男人要确定在北京的联系方式,对我说:“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你记下来。你有时间了,给我打电话。”


我从包里掏出一张纸,男人立刻拿出一支圆珠笔。我把纸递给男人,他将电话号码写到纸上。我做了自我介绍,对男人说了我的名字,还告诉他我在日本是一个大学院的学生,专门研究教育心理学。


男人将写了电话号码的纸递给我说:“这个电话号码,是我在北京宿泊的旅馆的电话号码。”他又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是我在日本使用的手机号码。”


我看了一眼名片上印刷的名字,问男人:“你不是日本人。你的日语为什么会说得这么好。”男人只是笑,不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接着问下去:“你是韩国人吗?”


男人立即回答说:“我是朝鲜族人。”


我怔了一下,有几秒钟没有说话。我感到难为情,觉得自己跟人家初次见面,不应该问出身的问题。好在看上去男人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我摇着手里的名片,对男人说:“我一有时间,就会给你打电话的。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找韩子煊可以吗?韩子煊是你的名字吧。”


男人说:“对。”


韩子煊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皮肤油光发亮,牙齿洁白整齐。空姐推着小的四轮车开始上饭。我要了鱼饭,韩子煊要了牛肉饭。我要了啤酒,韩子煊要了红酒。韩子煊把他的那份奶酪给我,说他不喜欢吃。我喜欢奶酪,就接受了。


“你在日本住哪儿?”韩子煊一边吃一边问我。


“菊名。”


韩子煊说:“我住惠比寿。”韩子煊说了一个令我吃惊的名字。东京的人,都知道惠比寿是有钱人才能居住的地方。


某一个夏日,我曾经在惠比寿花园广场溜达过。广场上最高的大楼,仿佛是由一大片一大片蓝色的玻璃建成的。玻璃上映着好多移动着的人的影子,很容易令我错觉空气中有一股海洋的味道。大部分建筑物的屋顶、栏杆、窗框、街道的标示牌的基调,是金黄色和墨绿色的。无所事事的我,带着空阔沉静的心情,觉得自己正走在欧洲的某一条街道上。我的印象里,惠比寿花园广场是一座由玻璃制作的,会给你带来很多错觉的花园,明信片里的那一种花园。


惠比寿花园广场的前身是札幌啤酒工厂。喝啤酒的人,都知道札幌啤酒在日本国内也算是首屈一指。日子进了夏日以后,城市的上空热气升起,惠比寿花园广场的露天酒吧,随着路灯一盏盏地亮起来,开始渐渐地苏醒。到了晚上十点以后,露天酒吧里已经是人群熙攘、声音嘈杂。啤酒的香气瘟疫般蔓延开,在空气中泛滥,被人呼吸到鼻子里、口腔里、肺里。连夜晚的天空都蒙上橙黄的啤酒的颜色。惠比寿的夏夜的怀抱是肆意放纵的。同时,在惠比寿的麦酒纪念馆里,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这走走,那转转,口渴了的时候,来纪念馆排队,喝一小杯免费的札幌啤酒,然后找一家拉面店吃一碗拉面。


这样的一个夏日,即使是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随意站在某一个高处,心中没准儿会突然升起一个意想不到的愿望。那一天,站在夜色中,在啤酒的神奇的光辉之下,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感,幸福得瘫痪了一般。我对自己说,什么时候有了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搬到惠比寿来。


其实,我那次去惠比寿的时候,还特地去了一下东京的都立图书馆。


图书馆离惠比寿车站不近,但是属于步行范围。图书馆很大,上下两层,除了日文版书,几乎囊括了全世界各种语言的书籍。我在中文图书目录里找自己的名字。我希望有我的名字。我找到了。到书店或者是图书馆去的时候,我都会找自己的名字,我想写作的人,都会像我这样,找自己的名字。除了新作,我还找到了在中国已经绝迹的处女作《父亲和他的情人》。我把它借出来,放到鼻尖,纸张散发出陈旧的气味。我去二楼,在椅子上坐下来的时候,不少人看了看我。因为我有点儿兴奋,急不可待地坐下去时,推翻了一把椅子。图书馆的空调调整得很好,不冷不热。一本书我读了三个小时,是一口气读完的。我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写过这么幼稚的故事。去柜台还书的时候,读书时激出的鸡皮疙瘩还没有退。


“到了北京机场了。”韩子煊一脸笑容地看着我说。


不怀好意的人越来越多,至少我现在就没安好心。维翔没到机场送我,我就觉得那个卖月饼的女人是占了我的上风了。我心理上出了问题,好像一只受了伤的流浪猫,到处寻找安慰。而这个叫韩子煊的男人,好像圣诞夜醒来后枕边的一个礼物。也许我可以给维翔打电话,装作漫不经心地说我会晚几天回东京,并且告诉他,我已经不需要他到机场来接我。


我跟韩子煊一起去取行李的地方,大约等了半个小时,两个人的行李都到了。于是一起出关。在机场的大门口我和韩子煊不得不告别。


“有朋友开车来接我,我去朋友那儿。”我用手指了指右边。


韩子煊伸出手,我轻轻握了一下。


“记住,要跟我联系。”韩子煊说。


“我会记住的,我会尽快给你打电话的。”我说。


坐到朋友的车里时,我的感觉是好不容易从一种混乱的喧嚣中走了出来。


“刚才跟你握手的男人是谁?”朋友问我。


我笑了笑说:“一个朝鲜族人。”

惠比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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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贞桥那里有我的一间公寓。我跑到桥头的公用电话亭,给韩子煊打电话。


“是我。飞机上坐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我说。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今天下午能过来吗?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松了一口气,真想马上见到韩子煊,但是又不能显得太轻佻。我得像个稳重的女孩。我说:“好的。”


韩子煊又问我:“你大约几点钟过来?”


我说:“三点以后吧。”


想不到韩子煊住的旅馆就在安贞桥的桥口。我换了一件灰色的毛衣,穿上牛仔裤,看了一下表,才十二点刚过。我沿着熟悉的街道走了一会儿,马路显得旧了点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斜坡,每一棵树,都是老样子。桥底下修理鞋子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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