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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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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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光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2-01
书籍编号：30615835
ISBN：978720114350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0622
版次：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中国政治
全书内容：
送给我最可爱的女儿王知行小朋友！
导论
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对于其研究者而言，无论以任何主题作为研究对象，都只不过是一项碎片化的工作。在如此庞杂且重要的理论话题面前，我们的所有观点也逃不出仅仅作为一个“意见”甚至“偏见”被展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几乎是一项令人沮丧的工作。研究者们对历史中的政治现象及其背后的各种隐喻寻求某一点上的理论论证本身，即意味着无法周延地关照问题的其他维度，而只能有选择地放弃甚至不自觉地忽略掉那些同样重要的见解和逻辑。思想史研究永远无法避免的问题之一就是任何观点都不过是管中窥豹的一家之言。当然，严格意义上讲，任何理论研究都是如此。
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清晰的思辨力。福柯在谈及他的系谱学研究时曾慨叹系谱学研究是一项琐碎、枯燥和需要耐心的工作。事实上，任何一项关乎历史、思想或知识考古的学科都要面对琐碎、忍受枯燥，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当然也是如此。哪怕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也不得不皓首穷经，期望占有足够多的史料和前人曾经有过的观点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诠释经典，进而得出自己的见解。此外，这个过程需要的不仅是耐心，还要有足够清楚的思维能力。即便每个人表达的都是偏见，政治思想史研究也要求尽量为读者表达出逻辑自洽、观点清晰的思维成果。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它始终以诠释、反省和构建更优良的政治生活为宗旨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和生命力。因为与大多数其他学科门类相比，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更为抽象，它始终关注人类公共生活面临的一般性问题和时代性话题。人类的政治生活根植于传统和历史，把握、诠释、反省、破解政治生活中两种问题的过程即是人类政治思想变革的过程。政治生活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反思对象，思想家和研究者们也在持续不断地为构建更加优良的政治生活供给智识，而且这个哲学话题必然会伴随人类政治生活始终。
本书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基本逻辑及其价值选择”为研究议题，试图勾勒出中国政治思想变革的大致图景。旨在通识性地对一些话题作极为粗浅的解说和判断。尝试摸索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的某些内在关联，阐释政治思想的延续、解构和重构以及它们的逻辑、特点及变革倾向。
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三大议题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对象无疑是古代政治生活，它是数千年政治生活实践的思想智慧凝练。历代政治家和思想者们或深刻影响了政治生活走向，或有着对优良政治生活的期望与构想。按照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家刘泽华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的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乃是王朝政治。那么传统政治思想无疑就是对王朝政治的把握、诠释和反省。
首先，天命论是王朝统治的道德支撑。从中国最早的文献记载中不难发现，商周时期，人们对天的崇拜被视为一种信仰，认为天是世界万物的主宰和本源。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也是天的意志，即为天命。天命落实在人间则以人格化的权威形式表现，即天子承载着天命，理所当然地统治社会。值得注意的是，天命本身具有绝对性，但谁有资格承载天命却是相对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商灭夏的理由是天命不在夏而在商，商依照天命灭掉夏。“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周代商建立功业也是天命所授。可见，天命自产生那天起即是一种意识形态符号。君主拥有其解释权，故而它在君主那里失去了权威性和神秘感。非天命宰制人事，而是人事规定天命。这也意味着古代政治虽源于神学话语但非常早地具备了世俗化倾向。此种特点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生活面貌。及至西汉时期，董仲舒重构天命的政治意涵，重申天命的权威。“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王者，天之所予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包括君王在内的一切人的主宰。他的全部逻辑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在他看来，君王是国家政治的核心，他的权力来自天。故有：“君人者，国之元”（《春秋繁露·立元神》），“《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立元神》）。民众服从君王即符合天命。此外，董仲舒创造性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诠释天命，以五行相生相克隐喻政治行为。比如，土代表着君主，木代表着人民，“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春秋繁露·五行相胜）。又有：“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在经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原初天命论被严重解构和世俗化。各国争雄皆凭实力相抗，君臣之间无不以权谋相待。权力的唯一来源即实力。董仲舒尝试扭转这一局面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君师一体已然被君主们娴熟掌握。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对天命的解释权，更不可能在自身之外重塑更高位阶的权威。然而董仲舒为我们重申了一个重要命题：权力是否需要道德给予支撑？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任何行为都需要理由。道德论证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关于行动的正当性证明。君主权力如果仅仅依靠暴力手段，基于恐惧而被迫服从的话，显然不具有稳定性。从长远来看，社会成员对统治者服从性偏好的产生源于其接受了某种道德法则。连接服从与认同最可靠的方式也只能是道德法则。正因为如此，后世历代统治者无论是夺得权力抑或保持权力，都非常重视对自身权力的道德论证。天命统摄的道德意涵被无数思想家解说，它虽失去了神学意义上的权威性却获得了道德意义上的超验性。道德哲学话语代替神学话语成为权力支撑，说明古人摒弃基于神明崇拜的思维方式而更习惯于通过个体理性把握道德法则去理解政治生活。较之其他民族，我们更早地开启理性，也如梁漱溟所言：中国是理性早熟的国家。当人们能够透过理性参与政治生活时，天命便由神学的意识形态符号转化为道德性的意识形态符号。天命论则伴随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体制漫长的发展与消亡过程，持续不断地供给着各种可被接受的道德法则，在维护政治统治秩序方面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其次，人性论为王朝治理提供了可靠依据。无论是政治思想学说还是实践治理过程都离不开对人的关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关于人性论的解说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性有善恶，二是性分等级。历代思想家们几乎都围绕此两点阐述观点，相互争论。统治者们也根据对人性的抽象与总结构建有效的治理策略。历史上，讨论人性问题首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与法家的诸多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善性恶之辨甚至成为区分学派的核心标识之一。孟子性善论集中阐明了儒家对人性的基本假定。他认为人皆具有“良知良能”，既不需后天习得，也不是心思计算的结果，而是一种本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人的这种本能造就了“不忍仁之心”，仁义礼智也皆由此生发出来。与之相对，在法家学派那里，人本能地趋利避害、追逐名利，不存在什么良知良能。现实生活决定着人性样态。商鞅言：“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商君书·算地》）韩非子言：（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解老》）人性论是一种关乎人的假定，性善论者赋予人性以道德期待；反对者们则更关注人的现实要求。及至宋代，朱熹理学在人性论上突破了简单的善恶之辨。他构建了道德本体即“天理”，并在天理与人欲之间规制人性。实际上，天理是人性道德维度的拔升，符合天理要求即发挥着人性之善，反之则无。
明代阳明心学则更进一步，在认识论上把握人性。王阳明讲：“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与朱熹不同，王阳明认为道德本体即是心，不能存在心之外的天理。把握人性善恶也全在于心。理学、心学不断丰富着中国古代对人性的认知，也使自孟子始的性善论根植于儒家思想之中，进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
此外，中国古人对人性的另一个判断是性分等级。孟子将人分为大人、小人、君子、野人，并赋予他们不同的道德意义。君子人格是儒家对人性的道德期待，也是对处于社会高等级结构者的定义，虽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位阶高的人都具备君子人格。董仲舒以后，性分等级是思想家们把握人性的共识。他讲，“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需要“王教化之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君主有圣人之性，无需教化，处于最高层；中性之人可以为君主教化，“斗筲之性”之人则不可教化。唐代韩愈也有着类似的判断，“民之初生，固若禽兽狄夷然”；“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韩昌黎文集·原道》）他所说的圣人也指向社会等级最高层的君主。“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韩昌黎文集·原道》）性分等级是古代王朝等级结构及其划分的道德依据。它让君主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也掌握了真理解释权。
中国古代王朝治理是人治与治人的高度结合，一切治理活动均作用在具体的人或群体之上。性善性恶以人性的道德属性和现实需求为根据，君王施行德治策略，构建一系列道德法则和君臣民之间的政治交互准则，引导民众去追逐和遵守。同时，君王还通过法律规定、权术运用，控制和约束臣下及民众的现实需求。此外，性分等级则让君王不仅能够诠释天命，还能够解释人性，进而塑造被统治者的思想方式，将绝大多数被统治者定格在社会等级结构的最底层。等级社会的最大特征即是政权掌握者同时还掌握着对每个社会成员规定其特定位置身份的权力。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之所以如此稳固，与几千年来君王掌握着对人性的解释权有着直接关联。
最后，民本论表征着王朝政治基本逻辑。王朝框架内，政治生活品质取决于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治国策略的优劣。国家资源集中在统治者手中，他们在寻求维系统治过程中必须与被统治者分享资源，因为公共生活是所有社会成员相互竞争与合作的产物。即便是王朝国家，君王也不可能独享社会全部资源，否则社会必然解体，王朝统治也不复存在。中国古代君王很早便有清晰的认识，他们非常看重作为社会最底层、绝大多数的被统治者们的力量和需求。民众是王朝存续的支撑，满足民众需求是维护王朝统治无法回避的政治课题。按照张分田教授的说法，民本思想最早源于宗族观念、宗教观念、政治经验和社会认知。笔者认为，后二者应是民本思想能够成为历代统治者共识的决定性因素。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将天命与民意关联在一起，权力的正当性相当一部分来自对民众利益的关切和满足。统治者可以对天命作出各种解释，唯一不能抛弃的元素却是“重民”“养民”。及至唐宋，“民为国本”“民为邦本”的观念内化在王朝政治的逻辑结构之中。
王朝政治的基本逻辑结构是：君为民主，民为国本。民本思想的核心指向是君民关系。古代政治思想对此阐述非常丰富：立君为民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君舟民水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君为民主说，君主“畜民”“牧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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