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软实力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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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键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7-01

书籍编号：30615820

ISBN：978720113734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55611

版次：1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中国政治

总序

这里要送给读者的是关于软实力研究的系列。出版这几本册子的缘起大致在于：自2005以来，本人一直在从事软实力理论研究。2008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经过4年的辛勤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最终成果以《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软实力发展方略》（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出版。2014年，再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这使我及我的小团队不得不对该问题继续深入研究。实际上，早在2009年，我就向我院领导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软实力研究的机构或平台。但是，或许是对该问题认识上的偏差而最终被搁置。当然，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停下来。相反，研究在不断深化，否则，不可能在该问题上再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本团队开始把软实力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同样形成了不少相关成果，包括“一带一路”的话语研究，“一带一路”的国家创新力研究，“一带一路”的风险研究等。实际上，就本人而言，早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在从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2008年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参加有关“大陆桥”经济研究的项目评审，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经过数年的研究和积累，又恰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2015年年底出版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及其实践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2016年12月，国家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提出重视“一带一路”软实力研究。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种观点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全球化方案，是中国塑造国际秩序的战略，等等。这使外界对中国产生了一种畏惧感，甚至把中国视为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形下，加强“一带一路”软实力研究可以纠正相关的错误认识。鉴于此，本团队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来研究“一带一路”和软实力的关系，因为，“一带一路”的“互通”，基础就是民心相通，而跨文化交流则是民心相通的有效路径。

2017年3月，在经过反复汇报、请示以后，我院终于同意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3月17日，中心揭牌仪式暨“一带一路”软实力论坛召开。而在此之前，本团队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支持，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这样，我院软实力研究的团队建设、机构建设暂告一段落，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数据收集、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之中。

什么是软实力？

“软实力”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流行着“美国衰落论”，这主要是因为70年代苏联正处于咄咄逼人的态势，与美国在第三世界全面争夺霸权，而美国则长期陷入越战“后遗症”之中。所以，“美国衰落论”似乎得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接受。然而，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没有衰落，而是权力发生了扩散，从硬实力扩散到软实力。因此，奈建议，要充分认识软实力的重要性，尤其是要在美国的对外行为中要大力推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尽管奈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但他的认识无疑是前瞻性的，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软实力的确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之一。虽然“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但对软实力的关注、运用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易经》中就强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德厚方能承载万物。这实际上就是软实力。《道德经》也有相应的论述。如“天下之至尊驰骋于天地之至坚”“上善若水”等。这些都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即便是关于运用军事硬实力的《孙子兵法》也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手段。由此可见，软实力并非是外来的东西。

关于软实力的来源，奈认为是来自文化、价值和对外政策。同时奈也强调，有形的物质性资源也可能产生软实力。后来被一些学者解读为软实力必须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这个认识既对也不对。当把软实力与大国成长的关系来看，即国家的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离开了硬实力，软实力也就失去根基。然而，如果纯粹从学术角度来看，软实力不一定需要硬实力。例如，罗马帝国、古希腊都不存在了，但它们的文化、价值迄今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始终有影响；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但苏联对俄罗斯、其他独联体国家，乃至东欧国家的影响依然存在。从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已去世了，但他们的伟大思想依然影响着世界；老子、孔子、孟子也早已作古，但他们的思想却依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关于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要区别具体情况。

软实力的内涵

奈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但缺乏理论论证，因而其理论缺陷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软实力研究被中国学者引入中国学术界，但最初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概念的“原产地”美国对此应者寥寥，而在中国最初对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并没有放在重要位置，更多的是关注经济发展即硬实力。当然，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的确也兴起了一个“文化热”。但是当时整个国家为了解决“短缺经济”问题，尤其是要解决贫困问题，“文化热”迅速被经济发展的势头所掩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后，经济的热潮更是把经济之外的一切都遮盖了。其结果是，经济迅速崛起的时候是文化的日益贫乏。

进入21世纪后，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越来越重大重视，强调增强国家软实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从党和政府的文件还是国内学术界来看，中国语境中的软实力与奈所说的软实力的内涵是大相径庭的。换言之，国内学术界所研究的软实力其内涵要远远大于奈所说的软实力。国内学术界所使用的软实力只是借用了奈的软实力的外壳，其内涵则完全“中国化”了。就其内容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直接由文化、价值观等无形资源产生的软实力。国内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不过，文化资源要成为软实力还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更需要一种转化的能力。也就是说，文化资源大国并不一定是软实力大国，更遑论软实力强国。

二是物质性即有形的资源产生的软实力。虽然奈也有此观点，即有形的资源本身也会产生软实力，如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美国拥有最发达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美国一直就对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长期来，美国一直就是世界优秀青年的移入国。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物质性资源。又如，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崛起，科技实力也稳步提升，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中国也对世界各国的人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相当多的欧美各国的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来中国创业和选择中国定居。这就是中国经济崛起而产生的强大软实力。

三是制度资源产生的软实力。这主要是指好的制度往往能产生更大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也会使制度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社会动员力。这里所说的制度既包括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也包括工作中的运行机制，但我们研究的制度更多的是指前者。

制度作为软实力并非是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之后的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古今中外都不断在探索国家制度，目的是寻找制度的力量，包括制度的生产力、吸引力。《马可·波罗游记》传到欧洲后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可·波罗在东方看到了一种比西方更好的制度，或者说是中国的制度对他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后来，门罗尔萨、莱布尼茨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统治最好的帝国。这是当年大元帝国的制度对欧洲产生的巨大软实力。

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震醒了中国一批先进分子，使他们进行反思。最初是器物上的反思，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都是在器物上的反思。及至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再次战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制度反思，寻找一种能够使中国避免亡国灭种并能够实现富国强民的制度。戊戌变法虽然只有百日，但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制度反思，寻找适合中国且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社会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在寻找一种美好的制度。当然，这些实践都先后失败了，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的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从此，对制度的探索，就不可推卸地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偶然的，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特别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强大软实力。过去40年的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正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开创了创造世界现代化奇迹的“中国道路”。

为什么要研究软实力？

对某一问题的学术研究既是实践发展的结果，更是服务实践的需要。从实践发展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之后，中国社会不仅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而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甚至可以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并在此基础上人们正在追求一种高质量的幸福生活。但是，人们对幸福生活追求既包括对物质生活质量的追求，更包括对文化等精神生活质量的追求。而为了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质量，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软实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正是这样的客观实际促使我们必须重视软实力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召开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又有了新的认识，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离不开物质生活质量和文化生活质量的双重提高。只有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缺乏高质量的文化生活，这种生活绝对是没有品位的生活，而没有品位的生活也绝对算不上美好生活。而文化生活品质的提高则是以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为基础的。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形，既表现在中国发展存在着的严重二元现象，也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之上。换言之，无论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都离不开文化发展和大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文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进步。由此可见，中国要在解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就是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大力增强国家软实力，谋求中国文化发展，朝着人的自由的重大进步。

从服务实践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长期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以至于经济发展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已现陷入增长瓶颈的迹象。这些问题虽然出在经济上，但解决问题的入口却在经济之外，具体而言是在文化上，即劳动力素质、产业素质上面。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物质生活的富足并不能直接让人“知礼节”“知荣辱”，提升人的素质唯一的途径就是教化。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经济等硬实力的增强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一定软实力，但真正要使国家软实力的整体性提升，还必须要有专门的增强战略。反过来，国家软实力的增强则会对经济等硬实力的提升产生倍增作用。也就是说，软实力发挥得好一定是硬实力的增进器。而且，也只有当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展的时候，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二元现象才能得到有效消除，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才有可能消除。

此外，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新型大国。之所以称为新型大国，就是因为中国崛起的方式、中国处理国际关系、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都与西方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不一样。从崛起的方式来看，中国是和平崛起，即使硬实力与软实力平衡发展的崛起方式，而不是像西方大国那样是纯粹意义的硬实力的崛起。单纯的硬实力崛起最终就很难避免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来看，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即中国强调和平、合作、共赢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关系，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来看，中国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有限参与，最后到全面融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最初的参与者转变为积极的建设者：一方面现行的国际体系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且受西方大国主导，其不公平、不公正性显而易见，但自从中国加入其中之后，中国用自己的智慧进行处理并在其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另一方面，中国用中国智慧来加以改革。40年来，中国不仅为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而且中国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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