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探秘与了解四川历史文化，传承与学习优秀古蜀文明。

作者：袁庭栋,张志烈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书籍编号：30613907

ISBN：978722010989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5352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前言

美丽富饶的四川，不仅以各种类型的山水风光闻名于世——峨眉山、青城山、三峡、剑门关、九寨沟、黄龙寺、都江堰、乌尤山……而且，四川在历史上还是一个人才辈出、众星荟萃之地，许多文化名人都在这里留下遗迹——文君井、子云亭、白帝城、武侯祠、太白故里、工部草堂、陆游罨画池、山谷流杯池……提起它们来，总是令人心向往之，欲一游为快。

的确，巴山蜀水，人杰地灵。在这块号称“天府”的土地上，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辛勤耕耘、奋斗、创造、探索……出现了很多具有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供瞻仰的文化遗迹。这是中华的光荣，这是四川的骄傲。

对于四川古代杰出人物的成就，前人早有评述。如唐代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就说过：“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谈资》卷上也说：“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岂他方所能比拟。”应当补充的是，由于天府之国繁荣富庶的经济基础，也由于在全国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之中曾几次处于相对安定的局面，故而自古以来，外省的著名文士也往往到四川游学。或乐于到四川做官，“自古词人多入蜀”。所以，有很多全国著名的外省籍文士客寓四川，与四川籍的文士交相辉映，以致四川几度出现过人物星聚，名篇竞出的活跃局面，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为了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旅游者介绍古代四川著名文士的主要活动，介绍他们留下来的主要遗迹，我们特地编写了这本《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为了在不长的篇幅中向读者介绍大家比较关心的著名人物，所以我们只限于川籍（包括今属重庆市）的和客寓四川的文学艺术家（有几位对了解四川历史十分重要的四川历史专家，也包括其中）。古代四川还有若干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在这本小册子中就不可能介绍了。

由于时间迫促、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定所难免，尚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文翁遗泽至今崇

在四川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前列的繁盛时期首推西汉。那时四川所以能够繁荣昌盛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若从倡导者与组织者的角度看，有两位杰出的人物是永远令人缅怀的，这就是战国末期的蜀郡太守、政治家李冰，与汉景帝至汉武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教育家文翁，李冰与文翁都不是四川人，但他们对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翁的生平，由于资料有限，今天已不太清楚，只知他姓文，名觉，字仲翁，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人，年少好学，对《春秋》钻研尤深。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守。他为人仁爱，重视教育。当他在蜀郡了解了全面情况之后，深感蜀地偏僻，文化不昌，加之秦代禁止私人办学的后遗症，故而“学校陵夷，俗好文刻”，若要使蜀郡有大的发展，必须从文化教育这一根本大事抓起。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首先，他从郡县小吏中选拔了“开敏有材者”即为人聪敏、有培养前途者如张叔等十八人，先亲自教导，然后送到首都长安向博士求学，有的学习五经，有的学习律令。临上路时文翁还让他们带上一批蜀郡的名特产品如铁刀、麻布等，到京师去送给博士，作为培训的费用。几年之后，张叔等顺利完成学业，回到蜀郡，文翁即任命他们担任郡中的高级官职或郡学教授，成为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政界骨干与高级知识分子。

其次，文翁拨出经费，“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这一所郡立学校是用石料修建的，故称为“石室”，后又称“文学精舍”。入学者都免除各种徭役，使之专心学习。为了让学生接触实际，锻炼治理政务的真正能力，文翁经常组织学生到郡县办公处参观实习。文翁出外巡视郡县，还选择一部分学生做随从，“传教令”，担负某些政务工作。这样做，既在实践中使学生增长才干，又让各地百姓看到认真读书就可以为官的好处，“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这样一来，蜀中习俗逐渐得到改变，重视培养子弟读书，一时成为风气。这个经验受到汉武帝的高度赞扬，“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就这样，我国最早由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从文翁石室开始，并逐步推广到全国。所以说，文翁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文翁采取的以上两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明显的结果：一是郡县政府不断得以补充既有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官吏，文翁培养的学生中，“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二是有大批人到长安求学，“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齐鲁是汉初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焉”。汉武帝以后，蜀中杰出的人才不断涌现，与此有极大的关系。东汉写成的《汉书》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并非夸饰之论，是有事实根据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文翁在蜀中并不是只抓教育的。为了使百姓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并在此基础上使政府有一定的行政经费，他还努力从农耕与水利方面进行开发。例如，他在都江堰已有的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又组织指挥广大民工“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就是指开凿今天的蒲阳河，分岷江水东北流，再与青白江会合，可以灌溉汉代的繁县（即今天的都江堰、彭州、新都区新繁）的大片农田，造成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兴旺景象。

由于文翁对蜀地经济、文化建设的杰出贡献，当他在蜀地辛勤一生并在蜀地病逝之后，长期受到人们的怀念与赞颂。《汉书》将文翁列于整个西汉的“循吏”的首位，认为他“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蜀地百姓更是“为立祠堂，岁时祭礼不绝”。特别是文翁兴办的石室，则自汉至今近两千年来，一直是成都的学府所在，不断地培养蜀地青年，从未中断。这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两千年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在石室旧址，汉代为蜀郡郡学，唐宋为成都府学，元代改为书院，清末改为学校，至今仍是全省重点中学，且仍名石室中学。在石室之侧，历代还有文翁祠、文翁坊、经史阁等建筑。五代时曾刻十经于石，立于此地，是为全国闻名的“孟蜀石经”，至今还有少量残石遗存。

为了称颂这位为蜀地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历代的骚人墨客写过不少赞誉之作，如唐代的裴铏有“文翁石室有仪型，庠序千秋布德馨”之句；宋代苏轼有“苍苔高朕（指东汉时于战火后重建石室的蜀郡守高朕）室，古柏文翁庭”之句；老一辈革命家李一氓同志还亲笔写了“锦江春色来天地，石室文风烁古今”的对联。我们这篇小文的标题“文翁遗泽至今崇”，也是用的清代四川名诗人彭端淑的七律《再掌教锦江书院作》的首句。

文君井畔忆相如

在风景如画的川西平原的西部，有一座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邛崃。邛崃城内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公园，名曰文君井。园内有古井一口，相传就是我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与其情深谊笃的妻子卓文君汲水酿酒、开设酒店的旧址。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年），字长卿，西汉辞赋创作的代表作家，也是四川古代文化史上第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他出生在西汉蜀郡的首府成都，父母给他取了一个颇为亲昵的名字叫“犬子”。他自幼好学，并勤学剑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识日增，武技日进，阅历日广。他十分崇敬战国时期赵国名臣蔺相如临危赴难，智斗强秦，完璧归赵，为国增辉的英雄业绩，崇敬蔺相如心怀大局，忍辱负重，将相团结，安定国家的高尚品格。为了终生仰慕并学习蔺相如，遂更名为“相如”。司马相如这个流芳千古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司马相如初入仕途，是到首都长安做官。汉景帝以其外表英武而授予武骑常侍之职，即侍从汉景帝打猎击兽的武官。其实，司马相如学习武技只是为了锻炼身体，掌握自卫与杀敌的本领，心中真正热爱的是文学，尤其喜欢辞赋创作。恰在此时，梁孝王刘武来到长安，这位汉景帝的亲兄弟，不仅位高势重，而且喜爱文学，特别喜好延揽文才。京中一批著名的辞赋家如邹阳、枚乘、严忌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颇受礼遇。司马相如为了能施展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抱负，遂托名有病，辞去官职，与邹阳等人日日切磋辞赋创作。粱孝王离开长安，他也和邹阳、枚乘等一道随之去到了梁国（梁是西汉的诸侯国之一，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生涯。在梁国，司马相如写出了他的成名之作《子虚赋》。

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成都，因无官无业，家贫难以自活，遂接受了过去的老朋友、当时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王吉的邀请来到临邛。

临邛在西汉是相当繁盛的工商业城市，以产盐铁而闻名远近。西汉王朝专门在这里设立了管理盐铁生产与贸易的盐官与铁官。这里盛产井盐，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这里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开采、利用天然气的地区。用天然气煎煮井盐，使临邛成为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井盐生产中心。直到今天，临邛还有一个乡以“火井”为名。临邛在汉代又盛产富铁矿，用以炼铁并制造各种铁器，远销西南各地。

司马相如到临邛之后，受到王吉与当地名流的热情款待。有一天，他应约去赴临邛最富有的工商业主卓王孙的家宴。卓王孙有位既聪慧又有文才的女儿叫卓文君，结婚不久就死去丈夫，寡居父家。司马相如早已闻知卓文君对文学与音乐的造诣，闻知卓文君不幸的遭遇，故而有意在宴席上弹琴，用琴声表示对她的同情与爱慕。卓文君听到司马相如优美而深情的琴声，见到司马相如雍容闲雅的风采，在心中深深地爱上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俩终于得以传书递柬，表达了各自坚贞而深沉的爱。可是，卓王孙拒不同意这门婚事。对爱情无比忠诚的卓文君，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了封建伦理的罗网，独自逃出家门，夜奔相如，两人结为夫妻，并立即逃往成都。可是，夫妻虽百般恩爱，却是衣食无着，不得已又回到临邛，司马相如将车骑全部卖掉，开了一家酒店，“文君当垆，相如涤器”，虽然粗衣淡食，但却乐在其中。面对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这种敢于向世俗挑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顽固的卓王孙也无可奈何，只得追认了这门亲事，并分给卓文君部分财物。小两口方才摆脱了穷困的生活，回到成都，专心致志地研讨文学，从事创作。

这时，汉景帝已经去世，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有一天，汉武帝读到已在京中流传的《子虚赋》，大为赞赏，万分感叹地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好，汉武帝身边有位管理猎犬的官员叫杨得意，乃是蜀中人士，与司马相如相识，就向汉武帝介绍说：“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汉武帝大喜，立即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只得辞别文君，应召来到长安。

汉武帝时期的长安，乃是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大城市之一。汉武帝选贤良，设乐府，立学校，置五经博士，各地著名文士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东方朔等都云集于此。司马相如到长安之后，得以与他们交流作品，切磋文艺，还可以饱览石渠、石室、延阁、广内、麒麟、天禄等国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因而技艺日精，创作益丰。在向汉武帝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子虚赋》之后，很快又写出了《子虚赋》的续篇《上林赋》，这两篇大赋用铺张手法，描绘并渲染了皇家的苑囿之盛、畋猎之乐，也描绘了山川的壮丽、物产的丰饶。结构宏大，辞藻华丽，排比对偶，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是我国大赋的代表性作品。

司马相如以超群的才华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被任命为郎（西汉时帝王侍从官员的通称）。这时，奉武帝命开辟从今四川通往贵州、云南地区（当时统称西南夷地区）的道路的唐蒙，在巴蜀大肆征调人力，胡乱屠杀地方首领，引起“巴蜀民大惊恐”。汉武帝便命令司马相如为特使速发巴蜀，设法抚喻，并分析、批评、纠正唐蒙的过失。于是司马相如立即入蜀。他写成了一篇《喻巴蜀檄》的专文，晓喻巴蜀各地，讲明朝廷开通西南夷地区是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等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安定毋恐。同时，司马相如对西南夷地区的情况，西南夷与中央的关系作了调查，然后回京向汉武帝作了汇报。他认为，西南夷是很愿意同中原和睦相处、加强联系的，道路也不难打通。如果纠正了唐蒙所采取的“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的错误政策，“为置郡县”，一视同仁，西南夷的问题是完全可以顺利解决的。汉武帝欣然同意司马相如的看法，任命他以中郎将的官职作为朝廷的全权代表，随带一批副手，前往成都，处理有关西南夷的事务。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当司马相如辞别文君赴京之时，文君送别于北郊的升仙桥，桥头有送客观，相如曾指着升仙桥在观门上题字：“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如今，司马相如果然手持皇上符节，乘着高车驷马荣返成都，“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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