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吴越国与吴越钱氏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誉出版

作者：胡耀飞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2-01

书籍编号：30613818

ISBN：978752016113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27372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丛书总序

在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是一般教师关注的主要对象，教师们不仅关注自身的教学科研，也关注他人的教学科研，但对于学校和学院，高度关注的则是学科，即我们通常讲的学科建设。所谓学科建设，一般包含学科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学科平台建设，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设置和建设、博士后科学流动站的设置和建设，另外也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置和建设，以及其他各类研究平台的设置和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主要指师资队伍的规模、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科学研究，主要指师资队伍成员从事学术研究所产出并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论文、著作以及研究报告等。人才培养，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质量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和社会各行业的影响。学科建设的四个方面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学科建设的有机整体。其中，学科平台是基础，有了学科平台，有利于引进人才和加强队伍建设；有了学科平台，才能招收研究生，进行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是核心，拥有一支合理的师资队伍，才能支撑和维持学科平台，才能有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体。科学研究是关键，科学研究的成果体现学科平台的力量，也是培养人才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人才培养是目标，人才培养必须依托学科平台，同时，人才培养不但必须要有师资队伍，而且必须要有具备科学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才能完成合格的人才培养。

与国内大多数高校一样，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在2012年之前，主要进行的是学科的外延建设。所谓外延建设，就是指增加学科的数量和规模，如拥有几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几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几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民众对高等教育有更高期待，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道路，高校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学科建设的重点由外延建设转向内涵建设。外延建设主要强调量，而内涵建设则更加注重质，外延建设为内涵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已有学科平台的基础上，凝练高水平的队伍，产出高水平的成果，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统领这三方面的正是学科特色。凡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大学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特色上。所谓学科特色，主要指在某一学科的某一领域，凝练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产出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同时培养出一批在学术界和相关行业有影响的人才。说学科特色是学科内涵建设的灵魂，原因有三：一是从人力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撑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二是从财物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持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发展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学科建设不仅必须要有研究团队，而且必须要为研究团队提供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财力和物力，如从事历史学研究所必需的场所设施、网络环境和图书资料等，只有完成人财物的合理配置，才能进行科学研究。三是只有发展学科特色，实现资源配置才能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如果学科领域广泛，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必然广泛，相应地如果学科领域相对集中，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相对集中，成本低而利用率高。另外，发展学科特色，易于传承学术传统，易于形成内部合作，易于产出系列成果，易于培养团队人才，易于形成学术影响，也易于保持学术影响。

发展学科特色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作为历史学科建设，要充分考虑地方历史文化，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这种优势既能更好地服务地方，也能充分彰显自己的学科特色。要注重已有学术传统，顺应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着眼未来，长远规划学科特色。要充分考虑学校的实力地位，谋划学校能够实现的规划，因为学科建设规划只有在人财物的可持续投入基础上才能实现。

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依托地处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中心、考古资源丰富、出土文物规格高和数量大的特点，经过70多年和几代历史人的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以周秦汉唐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科特色，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获批也是对这一学科特色的充分肯定。随着国家对历史学科精细化分类管理，原来既是门类也是一级学科的历史学一分为三，调整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根据学校地位的变化和学校对历史学科人财物的持续投入状况，面对三个一级学科的评估和建设，在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思路必须明确，决策必须正确，行动必须快捷。环顾国内外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成功者，无不具有显著特色。我们在学科内涵建设中，特色发展是唯一选择。中国史作为一级学科，我校的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作为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是我校的特色学科，也是我校的优势学科。在国内学科建设的激烈竞争中，只有加大建设力度，才能保持优势地位；而要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地位，除了加大已有建设的力度，还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才能进一步强化学科优势，彰显学科特色。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地处丝绸之路起点的我校历史学科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学院“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不仅顺应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也是我院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的体现。中国史升格为一级学科后，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势在必行，而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样极为广泛，我们也必须选择某一领域，重点建设，特色发展。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作为我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样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也必将成为我校的学科特色和新亮点。

此外，文物博物馆学也是学院谋求学科建设发展特色的一大发力点。2008年1月2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博物馆已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博物馆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但博物馆学的专业人才明显不足，这就为高等院校博物馆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陕西是考古大省、文物大省，更是博物馆大省，博物馆的人才需求也相对较大。基于地缘优势和省内学科建设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我校在考古学学科下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陕西省文物局与我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家文物局在我校设立“国家文物局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充分说明我校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符合陕西省和国家对博物馆人才培养的需求，特色建设博物馆学的思路得到了肯定和支持。我们将在国内博物馆学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吸收国外博物馆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索努力构建我国博物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彰显我校博物馆学的学科特色。

彰显学科特色的要素很多，但产出颇具影响的系列研究成果尤为重要。为此，学院设计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丛书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俄国古代史、中西史学比较、中东历史与国际关系等。希望通过出版本套丛书，集中展现学院教师近年来学术关注的领域和成就。鉴于本丛书是在我校大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开启之年规划的，故以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路代为本套丛书之总序。

何志龙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

2019年3月

绪论 近二十年吴越国与吴越钱氏研究的现状和展望^[1]

21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研究队伍的逐渐壮大，相关方向的研究日趋细化。以前得不到专门观照的领域，逐渐受到各种单独的关注。以五代十国史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湖南师范大学陶懋炳《五代史略》^[2]这样的综论。到今天，则已经细化到几乎五代十国每个时期的大小政权都有一部以上的相关著作，加上一些整体性的著作，数量上已有300多种。对此，笔者已有专文梳理，也编制了相关论著目录，自可参看。^[3]本文则试图专门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吴越国与吴越钱氏研究的现状，并进行一点展望。

关于吴越国史研究的学术史，近二十年前出版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已经进行了当时学术环境下的梳理。^[4]近二十年来，又有许多新论著问世。故笔者不揣浅陋，谨就目力所及，对近二十年间吴越国与吴越钱氏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 史料整理与研究

根据何勇强的梳理，在他之前，对吴越国史料的整理成就最大的是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诸葛计及其夫人银玉珍合著的《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一书。^[5]诚然，这部书出自历史学家之手，对史料的收罗和考证都比较精当。不过，在何氏之前，还有几部史料整理可以稍作参考。比如台湾学者钱济鄂《吴越国武肃王纪事》（新加坡木屋学社，1993），台湾学者梁天瑞纂辑、钱济鄂校注《吴越书》（台北宏文艺苑，2000）等，何氏未能提及，或许是当时境外资料不易找寻之故。笔者数年前有幸得到这两部书，翻阅之后，觉得尚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虽然这两部书大部分内容是化用已有史料，特别是钱俨《吴越备史》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等进行史事编年，但作者都能从不同史料中做出自己的取舍，尚可予以对比史料原文和《吴越史事编年》等书进行综合讨论。

近二十年来，对吴越国史料的梳理，已经不是很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吴越备史》虽然在《五代史书汇编》^[6]中有杭州师范大学李最欣的点校版，从而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个点校版并无详细校勘记，无法称精当，亦无法展现李最欣对《吴越备史》众多版本的占有情况，故而还有进一步整理的余地。反而是其他一些史料得到了整理，比如盐城师范学院李之亮《罗隐诗集笺注》^[7]、杭州师范大学潘慧惠《罗隐集校注》^[8]、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罗隐集系年校笺》^[9]，以及佛教方面的《永明延寿禅师全书》^[10]、《永明延寿大师文集》^[11]等。

值得一提的是新出土史料的整理。首先是考古材料的陆续公布，如时隔三十多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合作出版的早在1978～1980年就发掘的杭州临安县钱镠之父钱宽、母水丘氏夫妇墓考古报告《晚唐钱宽夫妇墓》^[12]；又如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整理的在1996～1997年发掘的吴越国文穆王王后马氏墓葬的考古报告《五代吴越国康陵》^[13]。此外，吴越国时期出土墓志的整理方面，可通过南京林业大学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14]、成都中医药大学章红梅《五代石刻校注》^[15]得到相关墓志的梳理情况。也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墓志，即出土于上林湖地区的晚唐五代时期瓷墓志，慈溪市博物馆厉祖浩《越窑瓷墓志》^[16]曾予以全面整理。在这批瓷墓志中，大多数属于吴越国时期，颇可反映当时上林湖地区中下层社会的状况。^[17]

在考古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的梳理，颇有一些综合性的关注，以近年的学位论文为主，如王征宇《礼制与葬俗——吴越国墓葬相关问题研究》^[18]从礼制与葬俗的角度，探讨了国家礼制与地方葬俗之间融合的情况及其在吴越国主要墓葬上的反映；魏祝挺《吴越国佛塔经幢通考以及形制分布的初步研究》^[19]通过传世史料和考古调查综合梳理了吴越国时期的佛塔经幢及其形制和分布，并绘制了颇为可靠的分布地图；张惠敏《五代吴越国衣锦城初步研究》^[20]探讨了兼具军治、家宅、家庙三重功能的衣锦城的考古遗存和历史沿革。另外，从五代十国整体视角的考察也值得注意，如：丁晓雷《五代十国的墓葬》^[21]、李蜀蕾《十国墓葬初步研究》^[22]、崔世平《唐宋变革视野下的五代十国墓葬》^[23]、郑以墨《五代墓葬美术研究》^[24]、王欣《辽墓与五代十国墓的布局、装饰、葬具的共性研究》^[25]等。

二 吴越国的政治与军事

政治和军事是传统历史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大部分篇幅即围绕吴越国的建立、内争和衰亡进行讨论。此外，也有其他学者的研究，比如曾出版《唐末政治变化研究》[26]的宁波大学何灿浩，即在此后陆续发表了《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吴越国宗室述论》《控御与柔服：赵宋兼并吴越国的特殊方式》等文章，分别探讨吴越国内部的藩镇体制之解体，吴越钱氏族人在吴越国时期的动向，以及北宋对吴越国软硬兼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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