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民国研究（2019年秋季号/总第36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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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庆葆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书籍编号：30613814

ISBN：978752016066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9434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民国研究》学术委员会

主任 张宪文

副主任 陈谦平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吕芳上 朱庆葆 刘金田 江沛

李玉 杨冬权 吴景平 汪朝光 张生

张连红 张宪文 张瑞德 陈红民 陈谦平

金冲及 胡德坤 姜良芹 徐思彦 臧运祜

久保亨 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罗梅君（M.Leutner）

柯伟林（W.C.Kirby） 高念甫（Andrei N.Karneer）

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 裴京汉

主编 朱庆葆

执行主编 曹大臣

【民国政治】

《纺织时报》视野中的五卅运动^[1]

高红霞^[2] 刘盼红^[3]

提要 《纺织时报》是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创办的一份行业性报纸，它对五卅运动做了全程报道。检视报道内容，其对事件的反应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在同时期其他报刊中或多或少也有体现，但因各类报纸报道的立足点不同，在报道的面向和细节方面都存在差异。比较同时期的商业性报纸、党派机关报以及其他行业性报纸，从报道风格和倾向性文字方面可以窥见，无论《纺织时报》的报道如何变化，其维护华商纱厂利益的立足点是不变的。《纺织时报》对于五卅运动的全程报道，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纺织行业资方群体在事件中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纺织时报》 华商纱厂联合会 五卅运动

一 关于《纺织时报》和五卅运动的相关研究

《纺织时报》由华商纱厂联合会于1923年4月16日创办，终刊于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是近代上海第一份报道内容较为全面的纺织行业报纸，也是中国近代唯一的纺织行业报纸。^[4]就该报功能而言，它是当时国内外纺织界人士沟通纺织行业消息、发表业界舆论的平台，因此也成为今天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纺织行业业态及纺织行业华商群体状况的重要资料。

目前学界关于《纺织时报》的专门文本研究尚付阙如，《纺织时报》如何报道五卅运动也未见多少探讨。较为多见的是，在对民国社会经济和行业经济研究的论著中，大量引用《纺织时报》报道作为一些观点的佐证。此方面论著有两类：劳资关系研究和中外纱厂关系研究。关于劳资关系研究，代表性文章如田彤的《1933年纱厂减工风潮中的劳资对抗》和《宝成三八制与劳资关系》。前篇引用《纺织时报》关于华商纱厂减工的报道，考察劳资双方的对抗关系；后篇引用《纺织时报》关于宝成三八制改革的内容，探讨劳资双方的复杂关系。^[5]在关于华商纱厂和外国纱厂以及华商纱厂与外国纱厂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引用《纺织时报》分析华商染织厂如何私下利用中日纱厂关系和华商纱厂内部关系应对细纱交易困境、国际环境下华商纱厂的发展状况、日英纱厂的复杂博弈关系等。^[6]

关于五卅运动的研究论著不计其数，利用报刊研究五卅运动也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包含报刊中的五卅运动和五卅运动中的报刊两种研究路径。前者主要利用报刊研究五卅运动，如《福尔摩斯》报中的“五卅惨案”家属抚恤金问题，《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与反思，《向导》周报中的五卅运动，从《民报》看冯玉祥对五卅运动的态度等。^[7]后者主要从报刊本身出发，看五卅运动中报刊的特点、价值、发展变化等，如五卅运动中《申报》的媒介批评与史料价值，《热血日报》的创办，五卅运动中的《东方杂志》，五卅运动中《民众文艺周刊》的转型等。^[8]新闻学界多从事件看报刊发展史，历史学界大多将报刊作为一种史料，而并非研究主体本身。这些研究都大大拓展了五卅运动的研究。但从纺织行业的行业报纸《纺织时报》来研究五卅运动，探讨纺织行业的资本集团如何看待五卅运动，尚有相当的研究空间。

二 《纺织时报》对五卅运动的报道

考察五卅运动爆发前、五卅运动前期和五卅运动后期这三个时段，《纺织时报》的反应和报道并不相同，这样的变化背后始终存在一个不变的基点，即华商纱厂的利益，这是这份行业报的根本立足点。

五卅运动爆发前，《纺织时报》已开始关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运动。1925年2月，上海发生历时三周，涉及上海日商纱厂35000余名工人的同盟大罢工，被称为五卅运动的预演。^[9]2月12日，《纺织时报》首次报道内外纱厂罢工风潮。至5月15日顾正红案发生，《纺织时报》关于工潮的报道和评论共29篇。^[10]其主要内容是转载外文报纸相关报道，秉持中日纱厂应当维持友好合作关系的立场，主要可归类为三个方面。

其一，转引外文报纸，美化日商纱厂是其主要报道倾向。2月19日，《纺织时报》转引《字林西报》关于内外棉株式会社总理对二月罢工的评论，表示该会社没有料到会发生罢工风潮，因为内外棉纱厂的华工待遇很好，“吾人对于待遇华工之事件，固常常设法增进，务求若辈能得安宁”。具体表现为工作时间短，工资高，房租低，有受教育机会。“本会社之工作时间，较之上海其他各纱厂，实较为减少，每一星期中，更可得完全之休息。而工资又较其他各纱厂为优厚。吾人又预备低价之房屋，给若辈居住，房屋约有二千间之多，每一所二层楼之房屋，每月只收租金四元，一层楼者收二元。更设立免费之学校，给若辈之子女读书，且依从中国之教法。总之，对于华工之待遇法，均合于人道。”^[11]

其二，附和外文报纸，认为工潮是由中共引起。《纺织时报》转引日本公使的抗议文字，称此次事件不是单纯的工人罢工问题，中共才是工潮的“罪魁祸首”，“此种外力之煽惑，固不仅此次罢工为然，即年来东西各国之罢工风潮，几无不含蕴多少此种的实味。彼等之动作，表面似为协助劳工，实则从中取利，故其结果，工人方面之大牺牲，适以制成若辈之幸运”。^[12]4月30日，《纺织时报》编者对于前此风潮受中共“煽惑”感叹道：“果尔则劳工供人利用，不独为资本家之不幸，亦非劳动家之福。记者深望所传。”^[13]

其三，宣传中日亲善，加强与日本合作。4月，《纺织时报》发表内外棉纱厂社长对罢工风潮意见书，为日本纱厂辩护，宣传中日纱厂亲善。中日纱厂是利益共同体。日本纱厂资本增加则中国纱厂和农民得利，“日厂之增加，中国棉产由二百万包一跃而几千万包，农民之利益亦不少”，“华厂之因利导与刺激而获有形无形之利益者亦复不少”；如果日厂不用华棉，华棉产量过剩，华农利益受损，“设无日厂，中国工业或当反形退步亦在意料中”。^[14]同月，日华厂经理喜多氏来沪赴宴，宴会上喜多氏和矢田总领事发表关于中日必须亲善的演说。矢田总领事称：“中日亲善已为现在之流行语，然实际上中日关系颇深，非亲善不可。日华纱厂在中国经营，发达颇速，多得中国各界之协助，实深欣幸。”华厂大丰纱厂徐庆云同意喜多氏和矢田总领事的看法，称“中国纱厂同人，颇希望贵国纺绩［织］界诸君能携手共进。日本纱厂界之盛衰，中国纱厂界亦有间接影响。故能力所及，无不予以援助”。^[15]

《纺织时报》美化日商纱厂、丑化中共、宣传中日亲善的文字，反映了此时该报反对罢工、谋求中日纱厂“友好合作”的态度和意图。

总之，在五卅运动爆发前，工人运动尚在酝酿之中，社会各界反日舆论尚未形成规模。而“我国棉花出口十分之八运往日本”；1913年日本输至中国之棉纺织品，占中国进口棉纺织品的29.81%，1929年占63.85%。^[16]这些数据表明中日纺织企业利益休戚相关，因此《纺织时报》无视酝酿中的工人运动，坚持美化日厂、宣传中日纱厂亲善。

五卅运动前期。1925年5月15日，顾正红案发生，至6月底7月初工部局停止电力供应，《纺织时报》每日使用大半个版面追踪报道，计约刊出30篇文章。此时这些报道不再转载外文报纸，改转《民国日报》，报道立场也部分转向反帝爱国，痛陈日厂暴行，同情纱厂工人，宣传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但不主张全体罢工。如5月18日发表《内外纱厂三次罢工酿成惨剧》，至6月1日发表《内外棉厂罢工酿成惨剧案五志》，计有5篇相关报道和评论，详细揭露顾正红案发生经过。这些报道不再转发美化日厂的外文报刊，而改转发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派机关报，当时为左派所掌握。转载文章是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份通电，严重抗议日本纱厂杀人举动：“上海日本纱厂日人，无故枪杀华工三人，重伤数十人，阅之不胜愤慨。本党对于日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枪杀中国人民之暴举，表示严重抗议。对于困苦无告之工人的经济要求，认为绝对正当。并议设法予以援助。更有进者，外人枪杀华人之暴举，须根本取缔。故尤须人民一致奋起，废除外人借以作恶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如领事裁判权等。”^[17]认为上海日本纱厂日人无故枪杀华工，必须受法律制裁。显然报道立场部分转向爱国制日。

此时的报道还主张限制使用童工，揭露日厂暴行。纱厂童工工作不算轻，工资却很低，一天只有两角多，而且因年纪小、经验少，最容易挨打，工厂非法使用童工一直为社会所诟病。^[18]1925年3月9日至6月1日，《纺织时报》连续报道限制童工案。4月13日发表《纱厂家赞成限制童工》，并于6月1日儿童节这一天发表同情童工的社评，称童工因生计所迫入厂工作，不但牺牲身体，还无法接受教育；主张限制使用童工，仅允许童工从事一部分“轻易无危险之工作”，同时普设义务公学，“使不入工厂及受伤工厂之儿童，均得受普通教育”。^[19]《纺织时报》不但在使用童工一案上转变立场，还揭露青岛日厂武力解决罢工工人的诸种惨状。5月29日夜间，日军开火猛攻罢工工人，“工人有爬入地沟者，日人乘间用破棉麻袋等物塞住地沟两端之口，所有爬入该沟之工人十余名，均因空气不通，闷死沟中。前日阴雨，恐阻水道，始将尸首拖出葬埋”。还有十四五名工人潜伏在厂内棉窖中，“日人佯为不知，用锁封闭经过五日，始启其门，未成年之工人饿毙三名，其余均已昏倒，尚无性命之忧”。该厂被围之后，“有一工人思逾垣墙逃命，正在墙顶骑坐，突被陆战队瞥见，用力猛刺其胫及其臀，致伤四五处，该工人于痛苦难忍之际，遂急向内下，终以墙高坠地而死”。总计不下20名工人死于非命。^[20]

为表达对逝世工人的悲悯之情，《纺织时报》在这年端午节停刊了一次。“近有定于端阳节为全国总罢业志哀者，昔屈大夫以伤时不遇，自沈阳罹。此次国人感于异族凌虐，怀愤蹈海，亦不乏其人，身世悲伤，志士同慨，矧当外患如棘，内侮未已，奋厉之士，以身为效，亦岂得已哉。本报次期谨停刊一次，以致哀感。”^[21]这与五卅运动爆发之前宣传中日亲善、反对工人罢工形成了鲜明对比。

随着抵制外货的浪潮日益扩大，《纺织时报》编辑呼吁中国实业界应当利用时机，力求振作，以争国货之光。此次抵货对象主要是日本和英国棉货，这对中国纺织业来说，既是重大责任，也是机遇，“数年来困苦敝疲之纺织业，转机其在斯乎，其在斯乎”。^[22]申新纱厂总理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凡在本公司范围以内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苟能持以恒心，守以毅力，庶舶来品绝跻市场，而国货得以推行尽利”。^[23]华商纱厂联合会重新修订中国纱厂一览表，区别外货与国货，“现当提倡国货之际会，各界欲知我国自办纺织厂现状者尤多。本会因拟以最速时期，刊行新表，以资宣传”。^[24]经过这一宣传，崇信纱厂、三新纱厂、永安纱厂等纷纷加入华商纱厂联合会，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华厂身份。崇信纱厂本为华商所开，因挂英商牌号，由法兴洋行经理，五卅运动发生后，该厂立即取消英商牌号，各股东凑集捐款3000元，天祥股东独出1000元，各工友募集1000元，各职员伙友端午节宴资100元，一并捐助上海总工会。^[25]三新纱厂很早由武进盛氏独资创立，民国后挂名英商，未加入华商纱厂联合会，五卅运动后，抵制风潮日甚，国人多有误会，因此由会员聂潞生先生介绍加入本会，与永安入会并案通过。^[26]

尽管《纺织时报》痛陈日厂暴行，同情纱厂工人及工人运动，但并不主张工人全体罢工。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纺织时报》连续报道纺织界相关新闻，共11篇。该报编辑悲叹“以枪杀一工人之故，竟至浸成大流血惨剧，震动全埠，增恶中外情感，孰非日人一念之差恃强行凶致之哉”。[27]最初“华商除恒丰停工外，他家尚无消息”。[28]不久“约有溥益第一厂、申新第二第五、纬通、厚生、永安第一、三新、振华、华丰、及统益一部分，至罢业工人中”。[29]该报编辑对华厂罢工行为表示“在国人同情上固不能厚非，然就消极抵制之目的而言，实无一致停工必要。凡属华商实业工厂均应有此观念，故认清界限尤为此次对外要着，否则徒事牺牲，无益实际，识者不为也”，[30]认为全体罢工劳民伤财，徒事牺牲，实在没有必要，应该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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