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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义杰著

出版社：海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2-01

书籍编号：30613735

ISBN：978755072754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0414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 刘义杰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9.12

（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丛书 / 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

ISBN 978-7-5507-2754-0

Ⅰ. ①中…　Ⅱ. ①刘…　Ⅲ.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历史-中国-古代　Ⅳ.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2604号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ZHONGGUO GUDAI HAISHANG SICHOU ZHILU

出 品 人　聂雄前

项目负责人　韩海彬

责任编辑　陈嫣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责任校对　叶果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邮购、团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0755-83144228）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35千

版　　次　201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2月第1次

定　　价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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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图像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8ZDA186）阶段性成果

前言

当下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著述，不说汗牛充栋，也到了浩如烟海的地步。然而，要写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兼有科普性质的读本，却令人无从下手。因此，从领受任务到与出版社签约，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觉得可以落笔的地方，实在有“逼上梁山”的感觉，于是硬着头皮来写这样一部可以说与众不同的读本。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的丝绸之路不同，它依托的运载工具是船只，有了船，才有了海上交通，也才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从我国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海洋交通的历史变迁，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我国造船史的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海船，似乎并非一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海船。以唐朝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点，唐朝中叶以前的海船可能大多是从徼外来华的番船，由它们构成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船只。因为这些来自徼外的海船的体型都大于国产的海船，于是就出现了将徼外来华的大型船只专称为“舶”的现象。唐朝中叶以前，我国文献中描述的海船，以鉴真东渡经历中所见所闻最为显著，那时，在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港湾——广州港中，停泊的都是被称为“南海舶”的波斯舶和昆仑舶等番舶。随着我国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海罗盘的应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海船就逐渐被我国自主建造的具有水密隔舱功能的海船所替代，到北宋中叶以后，“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已成为共识。从此，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海船，不管东西两洋，都以福船为主，而这一判断是基于大量的考古发现。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船型的变化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分成两个阶段，过去似乎从未有过这样的认识。

有了远洋的海船并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部，远洋航行需要有船舶的操纵技术，也就是航海需要导航技术。明代后期成书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中有这样一段话用来形容海上航行的艰难险阻：“行路难者，有径可寻，有人可问。若行船难者，则海水连接于天，虽有山屿，莫能识认。其正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簿为准。”众所周知，指南针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很多人都不清楚指南针为何成为可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发明。就像这个无名氏在这本海道针经的序言中所说的，海上航行比陆上行走要困难千百倍，但因为有了“罗经”和“针簿”，海洋才可以被跨越，可以交通往来。这里所谓的罗经，指的是航海罗盘，而实际上是专指将指南针装置在有刻度的可以指示方位的圆盘上的一种导航工具。有了航海罗盘，才有了宋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但人们对航海罗盘的认识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区。首先，一般人甚至一些研究者并不知道航海罗盘是一种什么样的导航工具；其次，受到教科书的误导，以为“司南”就是指南针，就是航海罗盘。而事实上，“司南”从来没有出现在海船上，也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过“司南”。对人类历史进程发挥过巨大作用的指南针从发现到发明再到制作成航海罗盘，本身是一个漫长且有序的过程，不是凭片言只语臆造出来的。我国中医用磁石入药，在鉴别磁石磁性强弱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物理现象，即经过磁石吸引的铁针具有了指向的特性，发现了指南针。首先应用指南针的是看风水的堪舆先生，是他们将指南针装置在传统的式盘上，发明了堪舆罗盘。到北宋初年，装置有指南针的堪舆罗盘成为风水先生的主要堪舆工具，然后是造出福船和擅长航海的福建航海家将堪舆罗盘移植到了船舶上，最终发明了航海罗盘。从结构上看，航海罗盘是极简化的堪舆罗盘。我国乃至世界航海导航技术中航海罗盘的这一发明过程，也是未曾有叙的。

航海罗盘发明与应用的过程，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进步的历程。航海罗盘的发明与海上丝绸之路自北宋起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在时间节点上的吻合，说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

有了一艘好船，有了一只航海罗盘，我们可以远航了！您要到哪里？您怎么到那里？您知道您到了哪里？这是航海家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航海家，也就是火长是如何做到的呢？就像上面引文中所说的那样，除了航海罗盘之外，火长还需要“针路簿”来导航。针路簿，也叫针经、针本、针谱、针簿等等，是火长手中掌握的除航海罗盘之外的另一个宝贝。针路簿是我国航海家创作的一种极有特色的航海指南工具书，即所谓的“各洋舟子皆有秘本”，这种航海指南极少让外人见到，往往仅在家族和乡亲间相互传抄。而在我国海南岛地区，也有一种专门用于南海诸岛及周边海域导航用的针路簿，但海南渔民往往将他们使用的这种航海指南称作更路簿。从用途和性质上看，针路簿和更路簿一样，都是航海指南工具书。将海道针经进行全面的解读，让读者了解我国古代航海家是如何利用航海罗盘开辟了一个复杂的海上网络，形成世界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似乎可以构成本书的一大特点吧。

在针路簿、更路簿之外，还有一种更加神秘的导航术过去也很少被认识到，因为迄今为止，全世界仅发现了三套这样的东西，那就是我国古代航海家在航海中使用的航海图——山形水势图。大家熟悉的《郑和航海图》其实不是真正的海图，不能起到导航的作用，它是用来介绍郑和前六次下西洋的过程和状态的，是一种航海示意图。但真正具有导航价值的山形水势图也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它是从与《郑和航海图》相类似的海图发展过来的。我们将这些航海图与山形水势图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让大家了解到我国古代航海家在驰骋大洋时是如何凭借航海罗盘、海道针经和山形水势图将海道向外拓展的。

有了适于远航的福船，有了航海罗盘、海道针经和山形水势图，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断地在这些技术支持下向远端延伸。因为我国古代航海家使用航海罗盘进行导航和定位，所以从南宋以后，逐渐将我国面向的大海依罗盘方位分成东西二洋。东洋所指，就是位于我国东面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以及爪哇群岛；西洋是一个更大的空间概念，虽然从我国沿海起航的船舶要开往印度洋各地，在离开我国南海之前，航海罗盘的针位基本都是南向，但在进入马六甲海峡后，航海罗盘的针位基本以西向为主，所以，我国古代传统意义上，将马六甲海峡东口以西的海区都统称作西洋，就如郑和七下西洋一样。我们按传统海域划分法，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所开辟的海道按照东西二洋的分布进行介绍，使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面貌更加清晰和完整，这个可算是本书又一个特点吧。

本书完全从“航海技术”的角度介绍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况，没有航海人物的描绘、没有海港的兴衰、没有海洋政策的演变，也没有海上丝绸之路交易物品的介绍，当然也就没有触及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对我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但是，在不同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各自不同的风采，值得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去领略它。

最后，我想向一个亦师亦友的好人宋正海致谢。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有幸担任他与另外两个作者合写的大作《中国古代海洋学史》的责任编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我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宋正海先生的提携和帮助。本丛书由宋先生主持，让我来写《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我虽自知才学疏浅，力不能胜，但所谓“师有事，弟子服其劳”，总要勉力而为，也算有了一次感谢宋正海先生的机会吧。

刘义杰

2018年5月4日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尔雅》九《释地》。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绪论：乘桴浮于海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通过海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交往的通道。

中华民族背山面海，海在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旧石器时期的北京山顶洞人，就将来自海洋的贝壳用作装饰品，可见那时已经与海洋有了密切的关系。新石器时期的龙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都是具有典型海洋因子的原始文化。距今8000多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700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船桨，都说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已经开始制作舟船，开始了与海洋的交往。距今六七千年前，经过长期的融合，那些分散的氏族和部落，逐渐形成了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夏人、黄河下游的夷人和生活在江汉流域及南方滨海地区的苗蛮族，他们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代表的人物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与蚩尤，尤其是炎帝和蚩尤两个部落，都生活在我国东部和南部的滨海地区。大约4000多年前，黄帝平炎帝、诛蚩尤，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夏朝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东征西讨，“未尝宁居，东至于海”，其疆域从黄河中上游延伸到了原炎帝和蚩尤部落所在的东海之滨。到黄帝孙高阳即颛顼帝时，活动的疆域已经“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已经是一个面向大海的王朝了。禹治水期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撬”。战胜洪涝之后，中华民族之柢定矣！“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禹将其管辖的“天下”分为九州，而“声教迄于四海”。《尔雅》注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晋郭璞《尔雅注疏》说：“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次四荒者。”即围绕在九州周边的这些被称作夷、狄、戎、蛮的部落亦被称作“四海”，其中的东夷和南蛮，都是以海为依靠的部落和氏族。据《竹书记年》记载，夏第九任帝芒，于其在位的第十三年，约公元前19世纪末，曾“东狩于海，获大鱼”。可见，夏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东夷的所在地。灭夏的商朝，起源于东部，与海的关系更为密切，《诗经·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的第十一世祖，商的势力已经完全征服了周边“四海”，远离中原的那些“海外”夷蛮部落，都须到商的国都朝拜。从商鼎盛时期的国都所在的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充作货币的海贝来看，殷商时期，与海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涉足的问题，而且是有了紧密的经济关系。海洋，从中华民族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

历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全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拥有了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广东和越南东北部，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辽阔疆域。汉继秦兴，经过汉武帝不断地开疆拓土，汉代的疆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东抵日本海、黄海，东北到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空间。

公元前的中华民族，以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为核心地区，俯视这片疆土，它的北面是蒙古大草原，在秦长城以北，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西面过河西走廊就是昆仑山脉和戈壁沙漠；西南面是青藏高原；东面是漫漫大海。中华民族的祖先为我们奠基的疆域，就形同一个向东开口的簸箕，南北两翼形成巨大的阻碍。这样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来自南北两端的压力，且必然要向东西两面拓展，这是打破地理不利环境的必然选择。如今被冠以“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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