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商品金融化的逻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张成思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2-01

书籍编号：30613026

ISBN：978730027813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6085

版次：1

所属分类：职场进阶-理财投资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绪 论

从商品金融化的视角阐释商品投机史。

超越传统金融市场的局限，探索商品金融化的历史基础和现代逻辑。

商品金融化的逻辑，为企业在商品市场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供思路。

商品金融化的逻辑，为理解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联动提供基础。

当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市场不能满足投资和投机需求时，商品金融化现象便开始盛行起来，与商品金融化过程相伴而生的是金融化标的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有时这种波动性还会传递到其他市场，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投资和投机不同，商品金融化是本书提出的新概念。我们说的商品金融化是Financialization of Goods，而不是流行于西方学界的Financialization of Commodities，后者是大宗商品的金融化问题，本质上仍然是金融市场（期货市场）发生的事件，是期货市场的大规模资本化和衍生化问题，而我们研究的是普通商品金融化问题，是发生在普通商品市场上惊心动魄的金融化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商品投机是商品金融化的开端，甚至始终伴随着商品金融化的过程。尽管商品金融化与投资和投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商品金融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过程，是一个刻画商品投机、商品运营（炒作等）和商品价格周期性变化特征的体系，是源于投机而又不仅限于投机的更高层次的理念。关于商品金融化的定义，本书在第一章进行了详尽阐释。

从现实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货币化水平（如M2/GDP）趋势性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各个领域的商品金融化现象发展很快，而中国的商品投机热潮更是让全球市场震惊。根据《华尔街见闻》在2016年4月的报道，中国商品市场投机性交易的疯狂上涨令全球市场震惊。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汤姆·普赖斯（TomPrice）和乔尔·克兰（JoelCrane）表示：“现在，中国的投机者涌向商品。中国最新的投机潮震惊了全球市场。”这里所谈及的投机潮指的是螺纹钢等中国商品期货的成交量疯狂上涨。以钢材价格为例，2016年一季度钢材价格同比上涨近50%。当然，钢材价格在急涨之后又出现大幅回调，价格波动非常明显。

钢材属于商品，只不过钢材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是期货市场的标的商品。事实上，即便是没有期货市场的普通商品，例如葱、姜、蒜等普通消费品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角拉伸得足够长，会看到早在中国宋代就有类似于近年来出现的葱、姜、蒜金融化现象的事情发生，只不过当时炒作的对象不是葱、姜、蒜，而是粮食作物。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得足够宽，则会发现商品金融化不仅发生在农产品和粮食作物层面，古今中外多种商品都曾发生过金融化现象。

例如，早在中国西晋时期就有“洛阳纸贵”中的纸张金融化事件，清朝发生过生丝商品金融化，改革开放初期出现过君子兰金融化事件，而中国发生的君子兰金融化事件竟然与300多年前发生的著名的郁金香泡沫如此相像。在我们的研究中，郁金香泡沫也是典型的商品金融化问题。当我们进一步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各类商品投机炒作事件之后，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商品金融化事件一件接一件、一波接一波，从低端的葱、姜、蒜到高端的房地产，从曲高和寡的玉石到雅俗共赏的普洱茶，从身材娇小的邮票到制作精美的紫砂壶，从冬虫夏草到国酒茅台，商品金融化俨然成为中国的行业潮涌现象，本书一一细述，使其跃然纸上。

本书通过探讨上述经历金融化的商品的市场价值的特点和流通环节的特性，总结了商品进入金融化过程的整体逻辑：以资本进入流通环节试图垄断利润为契机，商品抵御通货膨胀的功能及部分商品特性导致的价格上涨预期共同推动了商品价格上涨，又因为价格和交易量的上涨提供了流动性，从而吸引了更多金融投资者，形成了金融化的正反馈进程。

如此看来，本书的书名或许可以使用《商品金融化发展简史》，或者《商品金融化的行业潮涌》。不过，在本书的研究中，作者更多关注的是各类商品的金融化逻辑，着重阐释各种金融化逻辑中存在的分歧和一致，因此将本书命名为《商品金融化的逻辑》更为合适。作者希望通过对商品金融化的界定和典型事件中商品金融化逻辑的提炼，为深入理解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商品金融化问题及其重要含义提供基础，为针对相关市场发展的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控提供依据。

作者

第一章　正本清源：商品金融化的概念与界说

本章概览

●商品金融化的定义

●商品金融化的度量指标与分层

本章提要

实体经济金融化问题备受各界关注。然而，各界对金融化的概念与界说分歧很大，并展开了激烈而又长久的论战，导致各界对金融化的概念、界说等重要问题的理解不但没有更清晰，反而日益模糊，这给决策层的现实判断也带来了极大困惑。虽然西方学界多从金融业的膨胀和金融产品衍生化角度界定金融化，但是中国实体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金融业膨胀和金融产品衍生化，而且普通商品金融化给市场带来了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的困扰。因此，本章对商品金融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了商品金融化层次的度量指标，并且提出了商品金融化分层的概念。商品金融化本质上反映了资本的逐利天性，发展过度会增加经济的脆弱性、延长衰退周期并加剧商品价格波动，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节　商品金融化的定义

近年来，金融化成为一个甚为流行的术语。然而，目前各界对“金融化”的定义宽泛且模糊，而且非常明显地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从宏观视角定义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经济的金融化”；从微观视角定义的，本质上可以概括为“商品的证券化”。真正系统提出并阐释商品金融化的研究非常少。

从宏观角度看，“金融化”的文献可以分成两个价值观对立的流派。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频繁使用 “金融深化”、“金融发展”和“金融增长”等表述，这些文献虽未明确使用“金融化”的概念，但本质上涉及与金融化紧密相关的内容。例如，Gurley和Shaw（1955）提出的经济发展的金融视角，Patrick（1966）、McKinnon（1973）、Shaw（1973）、King和Levine（1993）、Rajan和Zingales（1998）等提出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理论，以及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结构分析方法，都可以视为金融化学说的前身和渊源。更早的文献甚至可以回溯到熊彼特的经济发展学说（Schumpeter，1911）。

从理论逻辑上看，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与新近的金融化学说一脉相承，但是前者的价值观强调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后者的价值观基础则是金融过度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在以上提及的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文献中：一部分讨论金融深化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另一部分则关注金融领域的结构性变化，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工具的增多、金融机构服务领域和功能的增强，以及金融结构朝向高端的演进，这些实际上也是金融化的特征。最近，《经济学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在2013年第2期刊登了一个“金融部门大增长”的专栏（共4篇文章），这些文章虽然并未直接使用“金融化”的表述，但实质上是阐释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宏观层面的金融化问题，只不过这些文章对金融化问题的价值观基础比下面提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流派更加折中一些。

宏观视角的另一流派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Crotty（1990；2005）、Arrighi（1994；2003）、Amin （1996；2003）和Harvey（2005）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更早还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以及列宁对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论述，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这一流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流派不同，他们频繁地使用“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这个表述，用以形容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并且将金融化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联系起来，认为金融化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一唱一和，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新框架，在全球范围内都带来了破坏性影响。显然，这一流派或多或少地戴上了有色眼镜来审视金融化问题，不厌其烦地将金融化与“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等负面表述放在一起，这一点可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爱普斯丁（Epstein）于2005年主编的《金融化与世界经济》（Financialization and World Economy）一书中窥见一斑（Epstein，2005）。在这些文献中，给金融化的宏观定义是“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和国际经济运行中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角色”。注意，这一定义中对“角色”的修饰语用的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重要。因此，这一概念简言之就是金融行业的不断扩张和膨胀。Orhangazi（2008）认为这一流派界定的金融化是资本主义长周期中最近的一个典型特征。

从微观角度定义“金融化”，主要基于微观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例如，“企业利润的积累日益倚靠金融渠道而不是传统的贸易和商品生产”（Krippner，2005），“非金融企业卷入金融市场”（Stockhammer，2004； Stockhammer和Grafl，2010），以及“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Foster，2007）。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源于金融实务以及金融体系发展对公司治理股东价值论的影响（Froud等，2000）。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市场的大发展带来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诉求，从而改变了非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理念，由追求长期增长转变为短期股东价值最大化，表现为非金融企业将利润分派给股东而减少生产性投资。这样，企业的发展就严重依赖于金融市场的表现，企业更加侧重市值管理、股权运营（如并购、抵押）等金融行为，企业利润的积累也就自然越来越多地从金融渠道获得。Lazonick和O\'Sullivan（2000）将这种转变概括为企业的“缩小规模、增大分派”模式，而这种转变带来了券池资本主义（Coupon Pool Capitalism）（Froud等，2002；VanTreeck，2009），本质上说的就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微观企业金融化问题。

从经验证据看，微观企业金融化逐渐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不过在发达国家出现得更早一些。例如，美国非金融企业自1970年开始就出现了金融化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一个顶峰阶段（Krippner，2005）；阿根廷、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三个新兴市场国家则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明显的微观企业金融化现象（Demir，2009a；2009b）；中国的微观企业自2006年以来也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特征（张成思，张步昙，2016）。微观企业金融化不仅会导致全社会实物资产的积累大大减慢（Stockhammer，2004），而且可能造成实业投资率下降[这是不是各国的普遍现象还存在争议（Kliman 和Williams，2015）]。

尽管从宏、微观视角定义金融化的具体内容有所差别，但对金融化过程中的特征事实具有以下几点共识：第一，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从事金融服务的企业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重要性增强了；第二，非金融企业日渐卷入金融活动，将收入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第三，宏、微观金融化都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而且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降低，公司高管薪酬提升，劳动者收入的差异扩大。

从中观视角定义金融化，主要是指具体的资产或大宗商品的金融化，这一定义更加侧重于资产或产品的金融属性和金融市场的功能。在资产金融化方面，Chen等（2013）提出，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资产和期货的资金流被转化为金融资本，金融化的实质就是把流动性低的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