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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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午昌著

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4-01

书籍编号：30613007

ISBN：978753147732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27790

版次：1

所属分类：艺术摄影-绘画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先行者

《民国美术史论研究学术文库》序

中国是一个具有七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长期聚合裂变的发展，使中华民族的调整选择不断呈现出新的文化艺术风格。

中国美术的诗性文化中表达，春秋时的画论便有“使民知神奸”“绘事后素”“解衣般礴”的意象化产物。从“圣人之象尽意”为发源，演化出“大象无形”，“含道映物”以及“存乎鉴戒者图画也”“成教化，助人伦”的矛盾复合体系，在与其他文艺形态的相识、相通、相融的过程中，成为中国文化复杂完整格局中的一种形态，构成中华民族雄秀并容，天人合一的审美心理趋向。以致形成“立象尽意”“得鱼忘鉴”“畅神”“气韵生动”“逸妙神能”“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古意”“士气”“南北宗论”“一画说”“意境”等等精妙绝伦的美术理论。

即使到了南朝谢赫时，“传移模写”“应物象形”也是在“气韵生动”之后。中国美术是自然论，它使中国艺术家进入自然之中，形成天人合一的观念。如平常意义上的汉赋晋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种类演绎，也在文艺发展的角度上折射出人类文明的变化和光芒。

美术史学史是以美术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为线索，以各时代及主要人物，看待美术史的方法、观点及其成果为研究对象，做出系统的考察与分析。美术史学史主要面对的成果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著作与文章。通过阅读与理解，可以体现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观点，有助于接受和传承文化传统，了解文化的建构方式。

中国古代绘画实践与理论历来受到重视，与帝王之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有关系。它是与一门与史学传统相关的门类史，有其自身的特点，画史与画论的结合，评鉴兼容的做法是基本面貌，具有“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特点，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从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算起，中国的美术史著作已经有千余年历史，中国美术史著述传统源远流长。然而，如果严谨地说，中国自古并未有“美术”一说，该词源自西方，于“五四”运动时期经由日本传入国内。在中国古代没有“美术史学”一说，而有“画学”，是对美术家从事美术创作活动和美术现象做历史性的考察、分析，阐明其形成与演变规律的一门学问。中国画学首先是指向“心灵”，而不是简单的“眼睛”“视觉”的狭隘的概念。

从战国开始至南北朝结束，评鉴画学史方式为品评方式出现时期，“士”阶层风气的变化，完成从“人的品评”到“艺术的品评”的重要阶段。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官修绘画史著作与个人撰史并行时期，绘画鉴藏风气日盛，分科分工独立，宫廷画家与民间画工合流，讨论绘画表现规律，技术特点，风格的形成。画史表述方式变化较大，文人画发展并进入画史，画学内部规律的探讨成为热点，通史、断代史、地方史、专门史、鉴赏笔记等十分丰富。明清时期民间汇编著述风气普及时期，工具书性质汇编流行，汇编、简明画史、著录收藏等成为主要特点。引入新学（西学）的“五四”之后（甚至更早至洋务运动），引入西方方法论，“引史入论”，开始受到重视，开始呈现现代美术史学面貌。

民国时期是中国美术史写作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民国时期的画学在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现代性转向。在这一关键时期里涌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美术史著作。这批著作是中国传统画学论著向现代美术史写作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成果。无论是在美术史文献还是作为美术史学研究资料的意义上，这些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在美术史学著述方面，民国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如姜丹书、郑午昌、滕固、陈师曾、潘天寿、傅抱石等学者，开启了中国美术史写作的新纪元。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画学对史料的重视，另一方面摄取了近代国外美术史家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经验。

这些美术史家更多是从文献中得知绘画的起源，或者是画家的生平及艺术思想等，并未过多地像西方美术史从艺术风格及社会背景中阐释美术史。

例如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就绘画起源问题进行探讨时，并未从依附于考古资料，而是直接从古代文献中得出论证：伏羲画卦、仓颉制字，是为书画之先河，即为书画同源之实证。从伏羲、仓颉的成果到开启书画之前先河，不仅证实着中国艺术的起源，更富有深意地得出中国古人“仰观宇宙之大，俯查品类之盛”的认知方式，将对宇宙哲学上的认知与书画结合起来，并将中国艺术融入了深刻人文内涵。所以，要读懂中国艺术就要深入认识中国深层的文化结构。

从另一方面来看，民国时期的画学在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现代性转向。从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即可看出，其著作明显受到了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中国绘画史》的影响。中村不折与小鹿青云的著作目录可分为三大部分：上世期、中世期、近世期，而潘天寿的目录则是：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大体框架几乎一致。

留学归来的滕固更是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他将西方进化论，引入写作之中。他将中国艺术史分为生长时代、混交时代、昌盛时代、沉滞时代，将考古类型学和艺术风格学结合使用，重视实地考古，科学考察，并展开风格分析与原因探究。滕固将风格史方法论引入中国绘画史观照，以唐宋繁荣为例，关注风格演变及其根源与动力来源，关注规律、划分阶段，并能够在史论上提出了个人的批判性论述，从史料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理。

除此之外，近代的中国美术史写作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以李朴园《中国艺术史概论》和胡蛮《中国美术史》为典型代表。胡蛮将阶级斗争与美术史写作相结合，开创了解放区美术史写作及教学的典范。

这批著作是中国传统画学论著向现代美术史写作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成果。无论是在美术史文献还是作为美术史学研究资料的意义上，这些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这些美术史学者使得中国美术史研究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美术史是应该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经验基础上，得出一个美术史的规律所在，这样才能建构作为美术史学科的基本立场。中国美术史的现代学术道路发展百余年，仍处于草创阶段，美术史的基本规律仍然还在探索之中。

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史就是对峙、抗争、融合的历史。从宏观的历史视野看，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的叠复，其中有浊流，也有清泉；有停顿，也有进步。而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近现代历史，又证明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勇气和毅力。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经过了诸多的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文化人类学者等的辛勤努力，中国文化在接受、吐纳、消化西方文明的同时，正积极建构着中国当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痛苦耻辱的近现代史，为当代的中国学者奠定了富于韧性的弹力。

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远远没有完成，有待于后来者的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因此，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在《民国美术史论研究学术文库》框架下，以丛书形式将民国时期的这批著作再次进行集结，重新出版，也是对中国传统画学转向现代美术史这一学术转向的重新审视与学术反思。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的阅读，增强该系列丛书的可读性、趣味性，在整体设计上，在尽可能保持原著特点的基础上，突出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重新编辑出版。同时，本丛书邀请了一批青年学者撰写了导读文字，结合原著内容配以插图，以求更好地引导读者由浅入深地认识与了解民国时期的美术史著作的面貌，以及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历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赵农
2017年9月

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导读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变，同时也在文化艺术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由传统封建帝制向近现代民主政治演进的宏阔背景下，传统文化艺术也随之做出了相应的探索与转型。在“新文化”席卷知识界、文化界的浪潮中，“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一般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著作”的“新史学”运动感召下，中国艺术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倾向与实践。以文献为基础的传统艺术史学面临空前的挑战，同时也获得了突破性发展的契机。在传统的固守与转型和西学的传入与影响之间，如何做出选择与取舍，是摆在民国艺术史学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在民国时期中西文化思想碰撞与学术研究方法转变的历史语境下，郑午昌先生撰写的《中国画学全史》无疑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历史地位的，是我们讨论民国时期中国画学著作（或者说初具现代性的艺术史著作）时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学术议题。

郑午昌（1894—1952年），名昶，号弱龛，别号且以居士、丝鬓散人、双柳外史、墨鸳鸯楼主、午社词人等，浙江嵊县（剡溪）人，现代著名的书画家、美术史论家、出版家。1910年进入浙江杭州府中学读书，师从张相、刘子庚研习国文，并跟随姜丹书学习美术，与著名学者徐志摩、董任坚、郁达夫、姜立夫等人同学。1915年毕业后被选送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继续学习。1918年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校长。1922年又受聘于中华书局任编辑，后升为美术部主任。1932年，在上海开办汉文正楷印书局，首创汉字正楷活字版，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贡献”。郑午昌先生曾先后任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等校教授。

在工作之余，郑午昌先生也一直醉心于艺术创作。他的山水画以浅绛为主，善用墨青、墨赭，时而松秀，时而苍郁，取法于宋、元诸家，笔墨精到，受黄公望、石涛影响较大。他的泼墨画笔酣墨畅，正如其自述的能“师古法而立我法，才不为古人所囿”，又如其自制印章“画不让人应有我”。郑午昌先生的山水画作品屡次参加国际展览，1939年曾获得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艺术博览会金质奖章。其花卉画师法陈淳、华喦，并融合了部分西洋画法，淡墨浅色，风格清新。其人物画则兼有陈洪绶的和任伯年影响，古拙而具有奇趣，形象生动感人。

郑午昌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与中国画会、蜜蜂画会、寒之友社等美术团体的活动。他最早参加的美术社团是成立于1925年的上海“巽社”。他还参加了由著名金石书画家经亨颐创立、以书画家雅集为目的、并为其交流提供平台的“寒之友社”。1929年，郑午昌先生与王师子、贺天健、张善孖、钱瘦铁等在上海组织蜜蜂画社，郑午昌为实际主持人。画社共有近150人参加，并以他为主编出版了社刊《蜜蜂画报》。1931年郑午昌先生在蜜蜂画社的基础上，带领蜜蜂画社大部分成员加入了“中国画会”。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梅兰芳、周信芳等20人组成甲午同庚千龄会，坚守民族气节，誓死不为日伪效力。194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1952年7月15日去世，享年58岁。

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与贯穿始终的艺术创作实践，使得郑午昌先生对中国艺术的传承与演进有着独到的认识与理解。尤其是在民国时期，西学思潮与西方教育体系、学术研究方法与观念大举进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郑午昌先生对中国美术史进行了系统而独特的研究，为整理、出版中国画学做出了巨大贡献。1929年5月其画学著作《中国画学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近35万字的著作对中国画学进行了归纳和分类，纲举目张，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上第一次用科学系统的方法研究传统画学的美术通史类著作，被蔡元培誉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此外，宗白华用“空前”高度评价该书，认为该书“叙述详明，条理周密，文笔畅达，……诚是一本空前的著作”。黄宾虹也有“度世之金针”的评价，并说“吾友郑君午昌，工诗文，善绘画，方闻博雅，铄古逴今，阅数寒暑，辑成卷帙，名曰《中国画学全史》。有条不紊，类聚群分，众善兼该，为文之府。行见衣被寰宇，脍炙士林，媲美前徽，嘉惠后学，家珍和璧，人握隋珠，则度世之金针，迷津之宝筏，无以逾此。”余绍宋在《书画书录解题》中以“开先河”定位该书，认为“独出心裁，自出手眼，纲举目张，本原具在，虽其中不无可议，实开画学通史之先河，自是可传之作。”俞剑华先生也对《中国画学全史》进行过总体性的评价，认为：“实为空前之巨著，议论透辟、叙述详尽且包罗宏富、取材精审、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可以算中国绘画通史之开山祖。”

先生除了《中国画学全史》以外，郑午昌还著有《中国美术史》《画余百绝》《石涛画语录释义》等著作，涉及美术史研究的有《中国名画观摩记序》《宋人对于绘画学之真谛》《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国画之认识》《画论丛刊序》《中国绘画思想到宋代》《历代绘画展览会之意义与作用》《中国的绘画》《现代中国画家应负之责任》等多篇文章。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并理解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术史著作，下面将从六个方面进行剖析与解读，希望可以引领广大读者更好地认识该书的特点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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