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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见喜著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书籍编号：30612091

ISBN：978722412464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88259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文学理论

序 一个民族文化立场的持守者

陈彦

我跟孙见喜先生认识有三十多年了，第一次见他，是在家乡镇安，听他讲文学课，那时我十几岁，拿着笔记本，记了不少“干货”。他讲课不枝不蔓，尤其善于归纳，长于做理性提纯，说事有一种单刀直入的捷快。

后来我调到西安，几乎每一星期都要到先生的府上走一遭，他家里也永远是高朋满座，作家、编辑、教授、记者、演员、演奏家、生意人，也时常会有老乡、老翁、老妪、家庭妇女等与文学完全不搭界的人，于客房、厨房、卧室里串走。大家谈文学，谈历史，谈社会，谈政治，谈经济，谈农村，谈城市，谈写字，谈朋友，谈男女，谈饮食，话题极其宽泛。到了饭口，洋芋糊汤、蒸馍、稀饭、干炒鸡蛋、醋熘土豆丝，也管饱咥。常来吃的，还会提些意见，诸如稀饭烧得有点干，鸡蛋炒得油太大，土豆丝激醋不在火候、软得有点像面瓜等等。一般在一个家庭聚会，大家自然会以主东为中心，说话做事，都要顾及主家的感受。但在孙先生家里，这个中心常常是别人，有时为一个观点争吵起来，他还常常沦为被批判对象。但茶照管，饭照吃，气氛实在不友好了，他也会取下满墙挂的乐器，让会者一人操一件，合奏一曲《彩云追月》什么的。总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先生好客，好朋友，挺民主，挺包容，有时甚至像个没原则的和事佬。

但时间一长，我发现，孙先生的包容与和事，是有界线的。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生就有了与我们不太相同的生活意趣与细节，比如，那时我们可能更喜欢给家里挂一幅油画，而他却偏从农村找来几双草鞋，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在满世界学钢琴、小提琴的时候，他却把民族乐器的十几个种类，都弄来摆得满屋皆是，并且还要定期举办“业余范儿”很浓的家庭音乐会。当大家都在关注弗洛伊德、荣格、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维诺时，他却在啃《周易》《老子》《尚书》《黄帝内经》。开始，大家还都不以为意，就觉得那是先生的生命风格，啥事总要弄得跟别人不一样，可时间一长，当他在各种场合，开始用相对系统的论述，大谈传统文化时，大家才搞明白他着力已久的用心。

他有一些十分重要的观点，会经常在一些会议、茶肆、饭桌上讲起：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人口，说啥都是西方那一套，有些在西方都并不是吃得很开的学术理论，在中国却被视为圭臬，都是怪事。他说：“咱的学术，得有咱的衡量标准，都拿人家的套，那咱都是吃干饭的，关键是套不住，事实反复证明，很多理论在中国是水土不服的，我们得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文化立场，得建立起自己的审美标准，要不然，将来恐怕连《红楼梦》也会被否定掉，拿人家的帽子，把咱娃的脑袋硬往里塞，能塞进去吗？即使塞进去了，脑袋还不变形了？”有时，甚至见他很愤怒：“中国人几千年探索的文明成果，好像一钱不值了，外国随便流行一个新理论、新思潮，就把咱们的学术祖宗全掀翻在地了，脑残到这种地步，真是可悲之极！”

先生的脾气，慢慢变得没有过去温和起来，有时，为一个观点，甚至能跟朋友“顶杠”，这在过去可是少有的事。在我印象中，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个倾听者，即使说者年纪很轻，也不曾有些微忽视。有时看法相左，他也只是柔柔地插进一句半句话来，不伤害任何人地表达一下意见即可。但现在，先生似乎有点按捺不住，虽然不会明显擦枪走火，可争论得脸红脖子胀的时候也是有的。先生已是七十岁的人了，为表达观点，突然变得有点“火铳”起来，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跟先生几十年交往，两件事收获最大，一是读书，二是请他看手稿。先生读书量很大，古今中外，史稿民俗，庙堂秘要，乡野文抄，无不读得津津有味。就是弗洛伊德、波特莱尔、博尔赫斯，我也是在他的书房顺走过一两本的，那上边还有他的批注。在“国学”尚未全民发热以前，先生已是先热起来，要我读《黄帝内经》、读《春秋左传》。还推荐过不少“家训”，要我看古人修、齐、治、平的“思想与精神高度”。除读书外，就是不断地请他看手稿，只要请，他还从来没回绝过。即使是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他也是逐字逐句看了的，并且还以编辑的眼光，要画出一些错别字来，鼓励的话语，也给得毫不吝惜。短文章更是每看必在电话里回复，或肯定，或为某些观点探讨一二。戏剧作品甚至还要附上一两页意见，演出时，也是一遍、两遍、三遍地看，只要有修改，一请他就会来。总之，我的许多创作激励，是来自先生阅读与观看的不厌其烦。

先生为人厚道，为朋友、老乡、文学青年做过很多“打扮出嫁”的事，但从来不自己提起。据说家里至今仍保持着给来客管饭的习惯，这在都市许多家庭，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他的洋芋糊汤、醋熘土豆丝，依然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干稀程度与激醋的火候不佳。几年前，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过去的单位门口，总聚集着一些睡在屋檐下的人，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他跟其他朋友一起，买了几床棉被，去给这些人送温暖，谁知其中一个莽汉，竟然把被子扔出老远，还脾气暴躁地质问他：凭什么要给我被子？谁让你们给我送被子来的？我不是要饭的，是进城打工的，我有双手挣钱，不需要你们同情！这件事对先生刺激很深。事后他说，那一晚上的经历，比读很多本书都管用，我们只想到了人家留宿街头可怜的一面，而忽视了人家做人尊严的一面，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是有文化尊严的。

先生始终在强调民族文化的尊严，强调文化立场。评论任何作品，进行任何学术交流，总是把文化立场、文化尊严挺在前边。对待名家和初出道者一视同仁，优点说充分，缺点说仔细。人前人后观点不变，会上会下表述一样，并且很多年初心不改。这样，西京城里，就多了一个十分有个性的文化人，他会去大街小巷的国学“自乐班”里说《千字文》，说《孝经》，也会到大学的讲堂上去梳理中华文化“元典”，在层出不穷的各种“国学”论坛上，也能见到他久久沉浸其中的身影，发言永远不长，有时就三言两语，《蕉皮论语》倒是他常态的讲话方式。我每每见他在一些作品研讨会上，认真倾听完各方“高见”后，就拿起一个随意抓来的纸片，写出几段文字，然后一字一句地念将起来，话不多，但字字有个性，句句有立场。有时就不免与他人的观点发生冲撞，出了会场，各走各的，它日见面，该吃吃、该喝喝，再一日在其他会场相逢，仍可能是“看不见的战线”，有时甚至是“炮火硝烟”。可以一起吃洋芋糊汤，但不可以放弃学术立场，这就是活得越来越简单、执着、“瘦硬”的孙见喜先生。

他要出一本《蕉皮论语》，里边涉及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等内容，我读了其中一些篇目，那些作品和人也是熟悉的，读着读着，就见先生走到面前来了，他柔情、诚朴、宽厚，但也犀利、坚挺、个性。在这样一个一切都瞬息万变的世界，先生对某些东西的生命持守，当是一个异数。

2016年端午于西安

关于文艺批评的几点思考

读了张立先生《时代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一文，感慨良多，陕西文坛，终于有了一个坚毅的声音——对批评家提出批评。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界进行了无休止的反思，我们挖根灭祖反传统，其结果，多元是多元了，但核心价值观没有了；在无序的呐喊与混乱的杂音中，文学艺术的精神被消解了，一个民族赖以屹立的那几根骨头被抽掉了！于是，整个民族精神下滑、道德沦丧几乎成了揽不住的波澜。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文以载道”，讲究“高台教化”。曾几何时，这个传统被我们毁掉了。由“反思”而引导着我们连续“否定”、坚决“否定”；由孔夫子到孙中山，由马列文论到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讲话，一概质疑，可谓历史虚无主义空前高涨。有人就适时指导说：文艺永远要和主流意识保持紧张关系，文艺家永远都是社会的批判者。两个“永远”，把文艺的功能单一化了。于是，我们的一些作品，把社会写得越黑暗，评论家就说这种作品思想艺术价值越高。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它不符合生活实际。社会生活中，有云层下的阴影，也有丽日青天，有严冬冰寒，更有春和景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在文艺作品中应该有全面的表达，这才是健康的文艺生态，也才能满足各种读者和观众的审美需求。

文艺的功能远不是单一的“反思”“揭露”“否定”，这只是诸多功能中的一种。文学艺术有审美功能，有教化功能，有认识功能，有传知功能，有倡世功能，有反思批判的功能，有医世疗俗的功能，也有为史作注的功能，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曾经长时间地批判过文艺的政治功能和宣传功能，也确实在一个时期，我们的文艺被工具化了，为某些政治服务了；但现在呢，不又回到这条路上了吗？从那个极点振荡到这个极点，从那个单一跳跃到这个单一跳跃，转了一圈儿又回去了，请问：这是文艺的进步吗？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混乱的。中国的传统审美被虚无了，仁义道德这杆秤被折断了，但凡作品中对此有点倡扬的内容，就被认为是宣扬封建、歌唱宗法；马列文论以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被丢到一边，一旦据此评判作品，就被认为是落后的甚至是极左的批评观。他们秉持的所谓“先进的”“现代的”文艺观是什么呢？说法甚多，但归纳起来无外乎是个人中心价值论、优胜劣汰的丛林兽性法则、无边沿的自由主义、将法制逼到墙角的特制“民主”，等等。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还在发挥作用，信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不乏其人，于是，对待同一部作品，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闹闹哄哄中，创作现状每况愈下，文艺队伍后继乏人。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市场法则的推波助澜也在有意无意地拉了偏架。

文艺家、批评家都是要吃饭的。我们的个别批评家被人送了顶“红包评论家”的帽子，也是事出有因。试想，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看得仔细些，再做点笔记，没有一周时间下不来。可写成评论文章，三两千字，报刊发表，得稿酬一二百元，你说这抵得上一周消耗的茶钱烟钱？我不反对评论家应该得到劳动补偿，诸如“红包”之类。但这里有一个原则，对作品评价的高低不应由“红包”的大小决定。我们个别的评论家兄弟，大概在这一点上为人诟病，因而得到“红包评论家”的“雅号”。面对一个作品，我的评论原则是：长处说充分，短处说准确。“说充分”在于鼓励、助其自信，推其前行；“说准确”在于以理服人，形成教训，变为后事之师。

如今，举国上下都在呼唤并实力助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进而融入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和重铸，据此，我们如何确立文艺批评的“中华秤”呢？

文学批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文学建设而不是别的。那种试图通过批评创作而张扬批评者自我旗帜的做派，对作家或创作只能是工具式的利用而于创作本身无多大益处。没听说哪个大作家是批评家指导出来的，洪常青引路式的批评愿望，对创作而言到头来几乎都是徒劳。批评家看好的大树苗子最后长成侏儒，而备受指责的疙瘩榆最后长成巨木的例子世间并不少见。这不仅是批评方式、批评态度或者批评立场的问题，或者还有批评者的人格问题在里边。无论是作者或批评者，面对的唯一目标就是生活，共同点都是如何认识生活、如何书写生活，而不是如何认识这个“斯基”或那个“克斯”。生活是检验作品的标尺，也是检验批评的标尺，两者在这方面统一了，则合力形成，作家发展、文学发展、评论理论发展，那种脱离生活和创作实际的批评，作家不认账，最后批评者自己也昏了头，只有读懂生活，又用结结实实的生活去检验作品和评论，才可能产生真实的文学推动力，才可能造就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在这里，生活的多元化与创作的多元化、批评的多元化共生为文学森林。在文学上，试图一杆秤称遍天下，到头来称出的满盘子都是笑柄。

试说陕西的小说和批评

在张国骏教授和我谈到“为陕西作家诊脉”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题提得适得其时，但静下心来要为这个话题做文字准备的时候，我有些恐惧了。在文坛上看过了30年，多少兴衰沉浮告诉我：这个话题太沉重！因为就陕西小说作家而言，被全国读者认可的也就那么几位，且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了，他们大约都即将越过创作的高峰期，而且这批人基本都是经验写作和情感写作，要对他们进行理论指导或学院式诊断，大概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他们的情感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经验更是得之于血泪；他们不是北京、上海的一些作家，毕业于正规的大学中文系，又系统地研习了语言文字学、修辞学，但全盘接受时髦的或经典的外国文艺理论等，完成所谓的理论准备之后才投入创作的。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有话要说，有情感要吐诉，有故事要讲述，所以在这些以“干货”昭示世人的作家那里，那些外来的、凌虚高蹈的“水理论”更多的是受到拒斥和嘲笑，他们不认为不久前还在玩尿泥的小朋友能对他们的高灶大火理解多少，事实上，小朋友玩的西洋打火机很难点燃老作家们手里的旱烟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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