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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亚东著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7-01

书籍编号：30612035

ISBN：978722413239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4432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名家文集

我的童年

一

我的出生地陕西铜川，古地名同官，民间称“北同官”。它位于黄土高原上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接合部，地质构造错落有致。也许正是因为其地质构造的复杂，地下才有了煤。我生活的铜川市区被夹在两山之间一个狭长的川道里，从城的南面走到城的北面，仅十里之长就有许多枝丫的沟岔，沟岔里住着的都是市里的居民。我们住的那条沟叫小河沟，它因公房门前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而得名，其他还有狼沟、老庙沟、老虎沟、死人沟，等等。

铜川的山也有它独特的地方，一座座山峰就像立体铁环似的，形成馒头状的缓坡，一环套着一环，延绵不绝地从关中平原一直伸延向陕北高原。

铜川自古以盛产煤炭闻名于世。根据史书记载，在西周时期，或者更早些时候，这里就有了关于煤的开采史。煤炭是这里人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那句话就是：镶嵌在渭北高原上的一颗黑色明珠。

这里的市民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全国各地移民而来的外来人口，尤以河南逃荒人口为多，因此上当地人就把河南人叫“河南担”，意即是前面担着孩子，后面担着行李。河南人当然也不含糊地称本地人为“此地猴”，大概是他们认为本地人猴精猴精很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吧。其他还有陕北人、陕南人、湖北人、湖南人、东北人、广东人、四川人、浙江人和江苏人，等等。

我的父亲是在20世纪50年代从陕北随解放军部队南下来到这里的。父亲说，当年他是先到了省城西安，转业到地方煤炭厅，又被分配到了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

桃园煤矿在新中国成立前归资本家所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我的父亲是这家公私合营煤矿的公方代表，也是这家国有煤矿的第一任党委书记。我家住的公房是桃园煤矿为职工盖起来的蓝砖蓝瓦的平房，叫蓝公房；另外还有红公房，就是用红砖红瓦建成的平房。沿着小河从沟边数第一排是蓝公房一排，下来是蓝公房二排、三排，依此类推，一共有十六排，夹在两山之间，成长方形布局。我家住在1排2号，门前就是那条款款流淌的小河。小河水是七扭八歪沿着山根与通向沟里的那条小路中间挤过来的，居民们常常把自家的垃圾出门就倒在河边，那住得较远一些的人家就由孩子们把一根木棍子穿过垃圾筐，抬到沟边一倒了之。因此顺河走过就会看见许许多多像小山一样的垃圾堆积在河沟边，到了夏天，人们都是皱眉掩鼻快速走过。我们那一排公房住着八户人家，其中有五户是河南人，由于河南人居多，我从小就会说河南话，一直到现在都说不了老家的陕北话，我们居住的城市被称为“小河南”。

公房分为24平方米间半房和18平方米一间房两种，我们家分的是间半房。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我上中学，我们一家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还有我）就住在这里。确切地讲，应当是六口人，我还有一个姐姐叫红霞，她在我没有出生前就患脑膜炎病逝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关于这个姐姐的任何记忆。后来爸爸说为此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在那些年里很不好，任谁一提起我这个姐姐就泪流满面，她还常常独自一个人坐在墙角发呆，这让一家人都为她担惊受怕。

母亲的精神状况一直到我在矿务局职工医院里呱呱坠地方才渐渐好了起来，后来妈妈常常在我面前开玩笑地对邻居们说，我是我们家计划外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红霞姐还在人世的话就不会再有我了。因为父母亲生我的时候，爸爸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妈妈也是三十七岁的年龄。看来红霞姐和我命中注定在这个人世间是无缘见上一面了。

在我长大以后，我曾经向父亲提起过红霞姐，想到这个我无缘谋面的姐姐坟前烧一沓纸，祭拜一下她的亡灵。从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走过来对生与死早已达观的父亲（或许陕北人对生与死天生就有一种达观的天性）淡淡地对我说：“你红霞姐的坟早已不在了。”

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地为她祈祷：安息吧！我在命中无缘相见一面的亲姐姐。

父亲来到铜川时我家只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不满一岁的哥哥。起先父亲是被领导上派往离市区十几公里处的老四矿担任矿党委书记，姐姐云霞和红霞都出生在那里，一家人中只有我是在小河沟出生的。在50年代中期的时候，因老矿资源枯竭，父亲又被组织上调往位于市区一个叫作桃园煤矿的公私合营矿担任党委书记。

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公元1966年，中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儿时的记忆中，所有不祥的夜晚都是漆黑的），我们公房里的造反派头头纠集了一些闹派分子，打烂了我们家的后窗户玻璃，在我和姐姐的一片哭声中，把爸爸从家中拉出去戴上了高高的铁帽子，五花大绑（就像当年我父亲在革命老区以革命者身份镇压地主一模一样）地被拉到大街上游斗。

那一晚爸爸没有回来，他被关进了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遭受着皮鞭和棍棒的毒打。后来爸爸告诉我说，造反派一定要让他亲口承认反对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棍棒和皮鞭下的父亲没有屈服。

一星期后，妈妈千方百计四处打听得知了我父亲的下落，抱着一岁的我，领着哥哥、姐姐去监狱看望了父亲。父亲同一些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他的衣服被皮鞭抽得一道一道的，头也被造反派给打破了，脸上是一道一道带血迹的鞭痕。后来爸爸说，那里面的好些罪犯都是经过他签字关押进去的刑事犯。父亲说，造反派们反倒对刑事犯特别优待，没有打骂过他们，那年月，让扭曲的灵魂来鞭挞正常人的躯体被公认是顺应历史的潮流。

半年后，在妈妈的多方奔走和状告下，爸爸终于被放了出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年幼的我经常牵着母亲的衣襟，到处陪着爸爸挨斗。哥哥、姐姐在学校也都成了“黑五类”，忍受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的白眼与歧视。

在熬过一段艰辛岁月之后，父亲带着常常为他打抱不平惹是生非的哥哥先回到老家避难，后来又躲避到了西安我的二叔家中。

在我父亲四个兄弟当中，就有两个在战争年代参加革命走出了陕北：父亲随军南下来到了铜川市，二叔到了西安。二叔在陕西省公安厅工作，没有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二叔一家五口人：二叔、二婶、我的堂哥和两个堂姐，再加上避难的我的父亲和哥哥，七口人就拥挤在一间18平方米的平房——位于端履门开通巷内建于50年代初期的四合院内。

动荡岁月，给我们高姓家族留下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亲情！如今，爸爸和哥哥提起二叔一家在“文革”时的鼎力相助，那语言中依然饱含着感激。

在父亲和哥哥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母亲拉扯着年少的姐姐和年幼的我在家乡艰辛地生活着。在我长大一点儿懂了事的70年代，我还听邻居的大娘说，我姐姐在学校被“红五类”欺负放了学后不敢回家，经常在她家的后窗户下小声哭泣。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我就目睹了父亲被拉到我们公房的房头挨批斗的场景：父亲戴着高高的纸帽子面朝南方站在前台的凳子上，被公房的人们喊着“打倒走资派”的口号批斗着，妈妈搂着我坐在最后一排，一边纳着鞋底，一边低着头，还要时不时与周围的人群保持一致地高呼几句打倒之类的口号。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下午的阳光从后排公房的烟囱顶尖斜斜地照在对面井台上，父亲面朝似火的骄阳低下头，参加会议的革命群众搬着自带的小凳坐在房头的阴影下。那场面直到今天依然历历在目、鲜活在我的心灵深处。

在那个年代里，好胜坚强的妈妈成了我们一家人的主心骨，是妈妈拉扯着我们姊妹们度过了“文革”那几年的艰辛岁月。

几年后，“文革”终于收敛起它闹剧般的面孔，爸爸被“三结合”进了矿务局的领导班子。哥哥当兵去了，姐姐上了卫校，这当然都归功于父亲的被“解放”，尽管我的家庭依然还被一些“革命”邻里白眼着，依然被一些“革命”邻里看作另类，但是，这毕竟要比“文革”初期那些年好过得多了。

时间进入70年代，记忆中的我是一个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的小男孩，每天早晨，爸爸、妈妈把我放到邻居家中，就去上班了，我脖子上常常挂着家门的钥匙和邻居的小孩一起在公房里玩儿。中午时分，我就跳过门前的那条小河，沿着一条斜斜的山坡路，走上我家对面的硷畔，属望着不远处的马路，等着爸爸和妈妈下班回来，我经常凝望着对面山上市广播电台的高音喇叭出神，只要那高音喇叭里发出嘹亮的《东方红》歌曲，爸爸和妈妈很快就会出现在路上了。

后来奶奶从陕北老家来了，我才结束了脖子上挂钥匙的历史。奶奶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好多面制的燕子、猪、刺猬、蛇等面点，奶奶把它叫作“巧儿”，这是老家的方言。那至今还能回忆起一缕麦香！

奶奶的到来，也让我结束了每天中午和下午都要在父母亲下班回来前生火熬稀饭的历史，这是我童年记忆中一段快乐的日子。奶奶在老家人的叫法上有一个很奇特的发音：“niá”，我就叫奶奶为“niá nia”。

从那以后，看管我的任务就由奶奶来承担。奶奶是一个缠着小脚的老太太，每天只要爸爸妈妈前脚一上班走，她就管不了我了，我会一溜烟地跑出去再也不见她的面了，任她怎么叫也是叫不应我的，我明白她撵不上我。但奶奶的好处是从不在妈妈跟前告我的状，她还常常在妈妈面前夸我乖巧，每当这时候我就生出一丝丝的愧疚感来。这样一来我就更不怕她啦，也更喜欢她了，奶奶是我那时调皮捣蛋的保护伞。

在来到铜川之前，奶奶一生都没有出过陕北老家的门槛，来了以后第一个让她老人家感到新奇的事情是我们家屋中间高高悬挂着的电灯，她一直弄不明白那挂得高高的、还带着一根细长尾巴的东西是从哪儿往里面倒灯油的。直到有一天忽然停电了，她连忙跑出去喊妈妈说：“咱家的电灯没有油了。”这一笑话一直被家里人挂在嘴边说了好多年。

在我长大一点儿以后，我就敢往沟外面跑了。

出了小河沟口斜对面就是五工地，大概是市里面的第五个工程地，它的大名叫红旗饭店。红旗饭店里有我们铜川市最高的楼——五层楼房，红旗饭店里有我们铜川市最大最豪华的餐厅。我与邻居的孩子们时常跑到红旗饭店的垃圾箱里拾烟盒，然后再顺着小河沟的河道逆流返回蓝公房，这是一条只有孩子们才走的路：夏天，我们蹚着清清的河水嬉戏；冬天，我们顺着河里的冰道逆流而上。

市体育场在小河沟口的斜对面，体育场的门前也有一条河，它比我们居住的小河沟的水要大得多，小河沟的水就是在体育场门前流进这条大河里去的，它的名字叫漆水河，孩子们都叫它大河。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体育场召开万人公捕大会，在那个年代铜川市每年都要召开一到两次这样的大会，目的大概是为了震慑还在隐藏的阶级敌人，那年代“阶级斗争”是人们大脑中绷得最紧的一根弦。

大会散后，就在小河沟的路口，人们在大街上抓住一个小偷，一街的人都在喊打，幼小的我好不容易挤到跟前去看，那小偷长得高高胖胖，白净的脸上满都是血，看上去倒是挺老实的模样，他被人们拉扯着往红旗饭店院子里的派出所走去。那时候小偷好像并没有如今街上的小偷那么张狂，他乖乖地随着人流向前走去，头垂得很低，怕见人的样子。我随着移动的人群看着热闹，早已忘记了自己正走在大街上，猛一回头，一辆自行车从面前飞驰而过，自行车的刹车把正好碰在我的额头上，鲜血立时就从额头冒了出来，可见我当时的身高也就是一自行车高。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领我一起出门的那个邻居姐姐看到这一情形，撒开脚丫子跑回去报信去了，那个骑车子的人把我送到了附近一家医院，包扎完伤口，妈妈赶来了。

后来，那个肇事者还来我家看了我几回，带着水果罐头。爸爸怎么也不肯收下，那一年我还不到六岁，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受伤。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70年代的清晨是小鸟鸣叫在我家门前那棵大槐树上，朝霞洒满一地的院落；70年代的正午是飘着没有一丝纤尘的白云，就连午后下的雨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感觉；70年代的黄昏是西山上火烧的晚霞——殷红殷红的晚霞映照在市广播电台高音喇叭上嘹亮的《东方红》歌曲里；70年代的夜晚是一颗颗又大又亮的星星童话般挂在天空，孩子们偎在坐着小板凳纳凉的大人的腿跟前听讲鬼怪故事；70年代的我是一个被爸爸妈妈和姐姐宠着的小男孩。

有一年，邻居阿婆死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关于死人的记忆。漆黑色的棺材摆在公房的院子里，小孩子们传说着不能从棺材的头前走过，那是一个忌讳。后排居住的一个比我大一点的男孩亲口告诉我说：“如果从那棺材的头前走过，晚上死人就会进入到你的梦里面找你。”我吓得连跟前都不敢去了，那棺材头究竟长得什么样也是没有记忆的。

埋死人的那一天下午，公房里好些男孩子都在前面高举着灵幡，听说他们每人可以得到一角三分钱一包的糖豆，我真羡慕他们，但我又害怕死人晚上会来我的梦里面找我，只好远远地躲开。后来我看见那个男孩也在其中，就恨恨地想让死人晚上到他的梦里找他去吧。

棺材头上绑着一只芦花大公鸡，那是镇邪之物。听说在死人下葬的时候，把那只芦花大公鸡杀掉，让鸡血洒在周围的地上，死人的灵魂就不会跑出来了。我想他敢去举灵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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