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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誉出版

作者：董正华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11879

ISBN：978752016319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2857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世界史

版权信息

书名：追寻现代世界的足迹

作者：董正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2-01

ISBN：978752016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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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史学丛书》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史学丛书》是2018年北京大学百廿周年校庆之际，我系在学校财政大力支持下启动出版的一套历史学研究丛书。与已经开始出版的《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北大中国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北大世界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未名中国史丛刊》相比，《北京大学史学丛书》选题范围更为广泛，除新撰专著外，也包括旧作增订、学术集刊、专题论文集、个人论文集等，旨在更加全面和充分地展示我系的学科建设成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渊源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史学堂，是全国高等教育中最早建立的史学教育机构。其学术实力在全国高校历史学院系中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也具有很高的声誉。近年来，随着兄弟院校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加强，我系原有优势地位渐趋微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保持和发扬前辈师长的优秀学术传统，在已有基础上继续补充力量，整合队伍，拓展研究领域，明确学术标准，树立竞争意识，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保护学术创新，力争产生更多的高水平学术成果，为北京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北京大学史学丛书》出版的意义，亦在于此。

本套丛书出版，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致谢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19年3月

第一辑 回望东西方

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变革

一 不断重构的“东亚”

谈到东亚必先想到亚洲。“亚洲”之称来自古代希腊，最初仅指当今小亚细亚（Asia Minor）一带，以后希腊人慢慢地知道了“小亚洲”以远还有“大亚洲”（Asia Major），但也只限于当时的波斯帝国及其周围。以亚洲实际面积之大，各部分之间的差异远甚于欧洲，历史上从来不曾作为一个文化单元或者政治经济统一体而出现。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将欧亚（Eurasia）大陆细分为若干地区，但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地理界限，而且地理上的划分与政治、文化区隔有很大差异。

如同“亚洲”对于亚洲人纯属晚近外来的概念，在东方古籍里也找不到“东亚”一词。“东亚”顾名思义即“亚洲东部地区”。但究竟何为“东亚”，迄今众说纷纭。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指出，“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地区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帝国日本”建立起来的。“东亚”连同跟它关系紧密的“东亚共同体”，曾经是明显具有负面意义的观念。“众所周知，这个概念构成了‘东亚协同体’，乃至最后扩大到‘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1]提起“东亚协（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深受其害者至今心里仍然留着长长的阴影。它让人想到的，不是汉字“协同”、“共存”、“共荣”的本来含义，而是帝国主义的强权、霸道、侵略扩张甚至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2]这也像那个常常被人跟汉译佛经里表示吉祥的“卍”（万）字搞拧了的、由四个希腊字母“Γ”组成的“卐”，原本也是寓意光明、圆满，却在20世纪上半叶被纳粹玷污得不成样子。

二战结束以后，“东亚”走出日本侵略扩张的阴影，成为一个兼有地理、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流行概念，然而对其应用范围仍然众说纷纭。被尊为美国中国研究领域泰斗的费正清与他人合作，写了两部以“东亚”为书名的专著——《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with E.O.Reischau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和《东亚：近代的变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with E.O.Reischauer and A.Craig，HUP，1965）。书中提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在内的“东亚”，其概念应有三层含义：地理上指受崇岭和大漠阻隔的东部亚洲地区，人种概念指蒙古人种居住区，文化概念主要指渊源于古代中国的文明圈；结论是“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圈’”。^[3]师承费正清的罗兹·墨菲一版再版的《新东亚史》（East Asia：A New History），将东亚从其畅销的教科书《亚洲史》中一个“完整的单元”扩充为一个独立的叙述对象，而且增写了东南亚发展的新内容。墨菲也认为东亚形成了一个较易理解的文化单元。中华文明的痕迹在朝鲜、越南和日本至今仍然很明显。因此，东亚有时也被称为“中华世界”。墨菲叙述的“东亚”包括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范围超出中、日、朝鲜半岛和越南。墨菲重视气候条件和农业对东亚区域文明形成的意义。强调整个东亚处于“季风亚洲”的范围之内，雨热同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产农业耕地。农业是中国文明的燃料。正是在农业技术从中国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的过程中，中国式文化被建立起来，中国人独特的土地观和人地关系观也传入这些地区。^[4]中国学者杨军的《东亚史》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区、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探讨远古以来东亚如何成为一个独特的世界，揭示了当代东亚走向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趋势。^[5]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战后日本学界谈论“东亚共同体”的声浪再起，不排除有少数人梦想改用经济手段重建日本支配下的“大东亚”。然而也有人认为，尽管日本在经济以及文化和地理上越来越与亚洲连在一起，但她全然不是，至少大多数时候不是亚洲的。^[6]一说在当代日本学术界、新闻媒体和一般人的意识里，东亚大多不包括日本，而是指曾经作为半殖民地（中国）、殖民地（朝鲜、中国台湾等）和占领地（东南亚）的其他东亚国家。^[7]这正像罗金义先生所指出的：“东亚”一词很可能打从一开始就被“发明”为一个有浓厚意识形态指涉的“话语”。解构与重构按照西方意识形态标准“发明”出的“东亚”概念，清除其中的殖民主义遗产，比如为什么将20世纪70年代的印支半岛摒出“东亚”概念以外，等等，可以“以一本专著的篇幅来仔细论证”。^[8]

世纪之交，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频频出现经济“奇迹”的东亚，因为位于太平洋西岸而有了一个新名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1992年美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协会”（PECC）的学者推出一本600页的大书——《太平洋世纪》，副标题为“现代太平洋亚洲的兴起”。该书着眼于美国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战略转移，也对太平洋亚洲即东亚如何转型为“一个‘现代的’、内部相互依赖的地区”（a “modern” interdependent world region）着力做了分析描述。作者强调，地域涵盖中、日、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南亚，以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太平洋亚洲”，虽然内部存在地理、文化和政治的多样性，但是跟南北美洲和大洋洲远隔重洋，也跟南亚和西南亚有明显的区隔，其内部联系和相互影响催生了近百年来的融合趋势和共同发展道路。^[9]

以上所述几部著作，因其明白无误地以东亚为叙述对象而引起笔者注意。更多的著作虽然主要涉及东亚某一个时段或一部分地区的历史，但字里行间透露出著者的区域整体意识。例如，中国学者权赫秀在其讨论东北亚国家关系史的论文集里，综合分析了中、韩、日学者关于“东亚世界”的各家之说，进而指出：近代以前的东亚确曾有一个以册封体制为媒介，通用中国式农历及其纪年，以汉字、儒学、律令制度、佛教为标志的文化乃至地区共同体，近现代东亚则经历了共同体分裂与瓦解和东亚各国关联与互动的“双主题变奏”。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分裂与瓦解导致各国相互疏远、隔绝乃至对立，极端的表现如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终至败亡；而东亚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密切的关联与互动，反映了世界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从传统东亚世界的瓦解到现代东亚世界的形成，正是东亚世界体系由逐步衰弱而重新成长为一个新的强势单位与体系的历史。^[10]日本新生代学者川本芳昭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试图以“东亚世界”的眼光解读历史，着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播及其所带来的民族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第十章专门讨论这一时期中华世界的扩大与“新”世界秩序，包括古代日本、朝鲜中华意识的形成。^[11]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委员会完成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为宗旨，以浅显流畅的文字介绍中日韩三国在近代走过的历程。^[12]本书的特点是由三国学者共同撰写，所述虽非整个东亚，但对于加强各国学者的交流、树立共同的历史观，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动作用。

概言之，“东亚”作为一个兼顾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概念，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部分在内。因为它位于太平洋西岸，所以又被称为“太平洋亚洲”。它的面积约1620万平方公里，占亚洲总面积的37%、全球陆地面积的12%；它的人口到20世纪末已达17亿以上，接近世界人口总数的1/3。偌大一个“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情况自然十分复杂：这里历来有众多民族聚集，儒、道、佛、基督教、伊斯兰等多种文化、宗教交汇，16世纪以来又增添了近代西欧的影响。从内部看，东亚俨如一个汇聚众多民族、文化和宗教的人类博物馆，充满异质性、多样性。然而，放在世界历史的大版图上，无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还是就其在现代经济政治发展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来看，“东亚”相对于其他区域的特性、东亚自身的一体性还是十分鲜明的。

二 东亚共享中华文化

古代东亚对人类文明有独特的贡献。早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晨曦时代，东亚已经独立发育出了区别于南亚、西亚文化的本土文化。东亚流行的汉字以及后来的汉字变形体在世界文字史上独树一帜。到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中国与印度、以色列、希腊等地区分别而又几乎同时发生精神的觉醒或曰文化的突破，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富有生命力的文明形态。从那时以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这一支文化向东、向南、向北发展并与当地土生的文化融合，逐渐成为东亚文化的主流，形成以汉字和儒学为象征的东亚传统文明——华夏文明或称“中华文明”。历史上的朝鲜、日本、越南都曾“各自认为自身是保持中华正统的国家”。^[13]“中华”成为华夏文明影响范围内共有的观念。中国的哲学思想、皇权官僚制度、艺术、文体、建筑乃至服饰样式都成为学习效仿的对象。因此，谈论东亚，不可能离开“华夏”、“中华”和“中国”。

“华夏”又称“中夏”、“诸夏”、“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诸夏氏族群体、方国，跟夷、狄、蛮、戎等四方游牧部落对称，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原王朝管辖区域的统称。“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尚书正义》解释为“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一词，见于出土文物“何尊”（青铜制成的酒器，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上的周武王之子成王时的天子铭文“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我已经据有天下之中”。以后，“中国”的内涵从京师到中原，再到泛指中原王朝，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正式作为国名则始于辛亥革命以后。但早在中古时期，只要入主中原，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如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对峙的宋、辽、金，大家都自认为“中国”。“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也仍以“中国”自居。

两千年来，孔子一直被当作华夏文化或中华文化的象征。孔子定《礼》、《乐》，强调“立于礼”。儒家主张“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然后才能“明明德于天下”，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均臻于完美即“立于礼”。“礼”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大家都知道《礼记·礼运》里的如下一段名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谓小康。

不管这段话究竟是不是孔子所说、是否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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