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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誉出版

作者：程祥钰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书籍编号：30611834

ISBN：978752014992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4256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世界史

版权信息

书名：历史、经验与感觉结构：英国新左派的文化观念

作者：程祥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4-01

ISBN：978752014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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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独特的英国视角

当我们从整体语境的角度回顾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波澜壮阔的思潮涌动时，首先抓住我们眼球的往往是所谓“理论的突显”。乔纳森·卡勒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总结认为，“理论”这一20世纪出现的特殊事物，因为它的跨学科性质，因为它对常识的批判分析，对思维的探索，从而彻底改变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这场轰轰烈烈的理论的勃兴和跨界之旅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至少可以概括为：第一，它突出强调了文学观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文学的定义”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它使得“什么是文学”这一提问成为可能；第二，它对传统的文学观念，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系统的冲击，建立了许多既相互对立又深度关联的新的理论体系，历史地改写了文学研究的面貌。^[1]然而，一旦跳出这种肯定性的总括，我们便能清晰地发现：一方面，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这些20世纪的“理论英雄”们，几乎成了阐述当代问题无法绕过的话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隐约发觉，这样一条常常被概述为“语言学转向”的历史线索，实际上业已成为某种“话语霸权”。它在我们试图进入历史的细部进行考察时常常会遮蔽一些问题，或者将一些异己的因素化约到自己的“刻板印象”当中。

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中时，这种紧张感就尤为明显。它提醒我们时刻注意，还存在这样一类与常常被视为“主体”的那些理论之间充满复杂张力的独特的观念与理论体系，提醒我们注意这类思考的形成过程及其自身的独特性。如果加以历史地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理论与兴盛于欧美的理论及其派生的文学文化理论之间总体上保持一种审慎的距离。伊格尔顿曾调侃英国的传统批评家们“就像一些负责知识移居的官员”一样对外来的思想挑挑拣拣，以此筛选出符合“资产阶级口味”的新工具。^[2]然而，与这些秉承“资产阶级口味”的批评家截然不同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对待舶来的理论也绝非欣然接受。他们不仅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等兴盛于欧美的各种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尖锐的批评，同时也对在他们内部产生重大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建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理论资源，如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进行了长期审慎的观察和激烈的争论。这些内部和外部的论争最终赋予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别具一格的理论面貌和历史价值。王杰在《漫长的革命：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理论立场》中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要贡献做出三点概括：①论证了文学和审美的物质基础；②重新思考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③关于当代大众文化实践积极作用的研究。^[3]笔者认为还可以补充两点：①实现了许多当代批判理论的英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化；②重新思考了一些传统思想资源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历史贡献都是和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斗争与理论论争密不可分的，如果脱离具体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仅仅在思想演变的脉络中看待这些成就，是无法实现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反思的。而考察这段历史最好的坐标，就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工人运动、文化研究等各方面影响重大的英国新左派运动。英国新左派运动赋予一批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同路人一个共同的历史身份：英国新左派；它还为英国新兴的左派思想提供了参与政治实践的另一种途径；它同时也为这些思想和理论的争鸣提供了舞台；最后，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与思想运动，它贡献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在实际运动结束后的时代中依然发挥重要的影响。就本书而言，将要重点考察的几个人物，如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本身就是新左派运动的核心成员；他们的理论建树和批评实践都与新左派的具体历史密不可分，而他们的思考也是构成这场运动的一个部分。因此，将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放归到新左派运动的历史当中，在新左派紧张而复杂的内部、外部关系中研究其独特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及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此我们不妨先对本书的关键词进行简要的阐释，并以此勾勒本书的问题意识与切入角度。

第二节 英国新左派

对英国新左派历史的回顾并非要重复一段世人皆知的历史叙述，而是为了凸显这段历史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关联、矛盾与分歧。应当说，英国新左派自诞生之初就包含诸多深刻而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特征，它们不仅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更直接构成了这些代表人物思想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并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要在这种无法化约为“一脉相承”的特殊而紧密的关系中把握这些人物，或许就得借用伊格尔顿对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的概括：与其说是某些永恒不变的“本质”，不如说是一个具有交叠特点的网络。^[4]

一 英国新左派的诞生

英国新左派的出现至少与两种思想传统和两个政党组织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英国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既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深深扎根的思想土壤，又是他们审视当下、反身自问乃至寻求突破时的参照与批判的对象。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则既是英国新左派与现实政治和社会运动产生关联的必要途径，又是刺激后者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直接因素。

更为具体地看，二战之后急剧变化的英国社会生活和冷战时期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则是英国新左派诞生更为直接的推动力。研究者张亮指出，二战结束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内部都积聚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同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两个政党的周围。虽然就当时而言，不管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工党内，也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都不占据领导地位，但他们却始终保持对政治和理论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深度介入。^[5]如果以和英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标准，这些知识分子最初大体可以划分为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党内异议分子”和以威廉斯为代表的自由左翼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持左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在二战结束后的英国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工党政府的右倾、斯大林主义的侵蚀和冷战意识形态的笼罩，使得他们的言论和活动空间一度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不同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又各自面临不同的直接冲击。最终，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双方主动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困境中全力寻找新的突破口，由此便诞生了后来的“新左派”。

“党内异议分子”最为集中的代表是由爱德华·汤普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历史小组”。他们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注中，都日益明显地感觉到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陷入僵化与教条之中。机械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模式，一方面限制了对英国历史的广泛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又对战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而复杂的变化缺乏解释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党内的官僚与机械作风，以及自身的边缘化位置，汤普森等人很难开展对既有问题的批判性讨论。当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欧美左派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震动之际，汤普森等人迅速做出反应并争取到了一些进行批判与反思的机会，然而这些努力也很快受到压制。终于，同年10月、11月间发生的苏联入侵匈牙利的事件使得这部分知识分子与英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包括汤普森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人宣布退党。在共产党的体制之外寻求新的社会主义政治途径，成为汤普森等人之后的目标。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深刻影响了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群体，那就是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与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掌控权的军事行动。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帝国强权在英国政治当中的阴魂不散，也等于宣告了战后十年以来英国左派，尤其是自由左翼的政治努力的失败。^[6]“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将一批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推到了一个艰难的境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主导性力量的暴行，让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身的边缘化。如何在恶劣的国内政治环境和令人失望的国际形势的裹挟中突围，找到自身的立足点，并谋求新的希望，成为英国新左派诞生的思想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场非体制化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英国新左派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场运动最初的主导者是汤普森和霍尔等人，他们起先分别代表上述两种不同的左翼知识分子传统的突围努力，之后很快在相互之间形成了互动，并且联结起包括威廉斯等人在内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参与者和受影响人群则来自各行各业，其身份涵盖了教师、学生、工人、作家、外来移民、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乃至女性主义者等不同的阶层和团体。与成员的多元性相对应的是新左派组织形式的开放性——由散布于英国各地的读书会和俱乐部开展讨论和政治运动，活动地点则包括高等学府、成人教育机构、杂志编辑部和咖啡馆。^[7]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顺应客观实情（成员的多样和地点的分散），另一方面也是早期新左派核心成员有意为之，为的是抵制可能出现的僵化与官僚作风，而这一特点也对新左派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松散的组织形式之外，新左派也拥有自己核心的思想阵地，那就是由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勒等担任编辑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霍尔和拉斐尔·塞缪尔等担任编辑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以及1960年这两份杂志合并后创刊并延续至今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本书所要探讨的新左派人物，他们各自思想的构建以及与其他成员的冲突，他们与各个时期新左派内部“核心辩题”的关系，除了个人专著之外，在这三份杂志中总能得到充分而及时的体现。

英国新左派运动历经20多年，无论在政治实践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对英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英国新左派的活动横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讨论的问题涵盖历史与当下、国内局势与国际形势、具体策略与理论方法等各个方面。就政治运动而言，他们参与了工人运动、和平运动、核裁军运动、妇女运动等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思想理论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殖民”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各个人文学科研究的面貌，对日后兴起的许多思想运动意义深远，并直接催生了英国的文化研究。

二 英国新左派的论争

在摆脱了原有的理论教条和局限的方法论的束缚后，新左派在思想上的活力得以释放，所探讨的问题和领域无论从广泛度还是新颖度上都呈现爆发的态势。参与者的多元化也同时决定了论题、立场和角度的多元化。而与这种广泛和多元相伴而生的则是新左派思想内部的激烈碰撞与分歧。在英国新左派的历史当中，核心的思想论争发生过至少四次，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早期新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第二次是60年代初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第三次是60年代中期第二代新左派对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观念”发起的冲击；第四次是70年代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之争。概言之，这些论争所关注的是新左派自身与当时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英国新左派的论争并不像概括的那样分期明确，围绕各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辩论不仅前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往往绵延甚久，在时间和内容上常常相互渗透、相互阐发。这种绵延与渗透一方面增加了历次论争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组织松散、差异明显的新左派思想家之间的特殊关联。

英国新左派论争的另一大特点是内部张力明显。这不仅是指形成冲突观点的对立双方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还包括曾经或有可能被归为同一立场的人物内部的不容忽视的差异甚至直接冲突，以及一些人物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几次重大的论争作为重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总是能受到一定关注的话，这类相对细微的思想交锋则更容易被追求体系化和一致性的论述所淹没，甚至干脆被忽视。而这些细节在关于新左派的文化观念的梳理当中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三节 “文化”与“文化观念”

严格来说，用“观念”来指称英国新左派围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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