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誉出版

作者：温庆新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11814

ISBN：978752015951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3882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文学理论

版权信息

书名：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1900～1910）

作者：温庆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3-01

ISBN：978752015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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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十三五重点学科创新建设项目“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阶段性成果

2017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重中之重）“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汉语言文学品牌专业建设路径研究”（2017JSJG008）阶段性成果

2019年江苏省第十六批“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项目（JY-088）阶段性成果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1批特别资助项目“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2018T110558）最终成果

扬州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

2018年扬州市“绿扬金凤计划”资助项目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序

文脉是息息相通的文化血脉，是以人的生命和灵性打造的文化命脉。在文脉流变中，只有认真总结文脉流变的规律，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才能引导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创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通过文脉流变和文化创新研究，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建构和谐社会关系、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需要结合时代条件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通过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研究，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为学科发展述学立论和建言献策，以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正是立足于这一历史和现实语境，扬州大学于2017年启动“十三五”重点学科建设工程，设立“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交叉学科）建设项目，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发现，将其有价值和现实针对性的精神资源予以传承和创新。

“十二五”以来，扬州大学文科学科建设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取得了显著成效。2011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获批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学科，2012年中国史学获批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学科，学科建设展示出新的姿态。2014年，整合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法学三个一级学科的优势，其“文化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学科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标志着扬州大学学科建设进入新阶段、驶上快车道。其间，先后承担了参照“211”工程二期项目“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及三期项目“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建设，分别以“扬泰文库”“半塘文库”“淮扬文化研究文库”等丛书形式出版了150多种图书。大型丛书的出版，有力推动了扬州大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优化了扬州大学的学科结构和学科生态，彰显了扬州大学的学科底蕴和学科特色。

新世纪以来，学科建设在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国际关系多元变化的新形态下更加迫切，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关系更加融合，学科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密切，学科渗透、学科交叉的价值和意义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国计民生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新一轮全球竞争、人才竞争不可能不与学科发生关联。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发展战略。扬州大学深感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决定设立“文脉流变与文化传承”交叉学科，进一步强化人文科学的渗透融合，促进人文学者的交流协作，打造人文研究的特色亮点。

作为“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交叉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我们精心推出这样一套丛书。丛书确立了这样几个维度：

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建立文化自信，需要对文化传统、文明历史深化理解。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认真梳理文脉渊源与流变，才能更好地参透经典，认识自己，以宽广的视野真实地与历代经典对话。通过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研究，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从容自信地在风潮变幻的时代中站稳脚跟，“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

二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维度。在研究中，不仅运用传统的文史方法来考察这些经典，同时也结合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背景，并引入前沿的学术视野展开跨学科研究，做到典史互证、艺文相析，开拓新的研究范式。

三是文化比较的维度。文化总是在比较中相互借鉴、在发展中兼容互补的。通过对相互影响的文化系统进行比较，从“文化共同体”视角深入思考文本接受与文化认同的路径、特点和规律。

丛书的出版，凝聚了扬州大学文科人的历史责任，蕴含了作者的学术追求，汇聚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社会使命及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陈亚平

2019年11月

摘要

以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国人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不仅受到近代学制变革、新式学堂创建的影响，亦受近代学术变迁的左右。彼时时局提出的新时代需求，最终决定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不可能完全恪守传统，亦非舍本求末地简单照搬“西学”。实用意图最终决定什么样的思想及方式可以顺应时势需求，它们就将最终被推上历史舞台，由此促使中西学术的交通与杂糅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最显著特征。同时，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文学史编纂者因对传统“固有之学”的认同，主张“恢复人伦道德”，从而与张之洞、章太炎等近代有志之士在中西学术交通中普遍存在的寻求儒经复归的精神诉求相契合。近代有志之士心中的呼声，使得他们在个人素养、知识结构及目的诉求等多重作用下，对中西学术的交通之势往往采取以传统学术为主导，从而与近代学制变革的精神相契合。在这种情形下，黄人、林传甲等人将“音韵学”“文字学”的“小学”内容作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书写主体，试图践行“依自不依他”的文化传统，成为彼时治文学史者共通的价值观及学术自律行为。故而，“开民智”、维系人伦道德的编纂意图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最主要精神诉求。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不仅受到诸如“进化论”、民主自由等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思想及方法体系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在近代学制变革的影响下，对传统学术的承继与改良，往往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批评方法、批判理念、材料选择及具体论断的吸纳与扬弃中加以体现的。黄人、林传甲、来裕恂等人通过传统目录之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试图借此把握中国文学发展之大势，不仅深受近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而且深受传统学术批评思路与认知视角的左右。当然，这种中西学术交通的情形，是在教育致用与政治致用等实用意图的作用下进行的，并以“中”为主、以“西”辅“中”。这就促使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者基于个人经历、时代需求与编纂文学史意图等融合而成的价值观念，甚至对未来的“中国”形象所设想与期望等主观愿望的多方影响，最终建立起一种包含文学史编纂者个人经验、历代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历史上部分真实的“中国”形象等多重主体与多元层次的“中国”形象。

不过，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无大量可供借鉴的同类著述，缺乏可供参考的编纂范式。编纂者虽然可以借助传统“学问”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把握中国文学衍变之大势，但如何有效地切入对中国文学衍变的书写，同时寻求可供参考的评价体系与方法，则随编纂者的个性旨趣而各显神通，精彩缤纷。如黄人《中国文学史》具有文学史兼具“传记体”色彩的“文学家代表”、兼具目录学意义的作品考辨及资料汇编、兼具选本学意义的“作品选”等旨趣选择。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则采用“专题形式”将“诸科关系文学者”与文学史之间有效融合起来，通过“附以鄙意”与“文典”式以身传教来授课从而形成自己的个性旨趣。来裕恂《中国文学史稿》则因个人承继风雅诗统而钞录汉魏诗歌，成书方式系钞录其另一著作《汉文典》，并以文字学及文章学作为其编纂两大指导思想，这种旨趣亦有别于黄人与林传甲的编纂选择。对此类个性旨趣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客观评判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共性选择。

要之，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在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中最终导向传统学术的现代改良之一面，以适应彼时形势之所需。外来的“中国文学史”如何与传统学术进行接轨，如何成为编纂者践行其目的意图的工具，编纂者又在哪些方面对西方的文学史理论进行取舍。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入把握近代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而且有助于还原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诸多实情，以见彼时有志之士编纂中国文学史的艰辛过程。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 黄人 林传甲 来裕恂“中西交通” 编纂

绪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发轫期，^[1]此时国人所进行的中国文学史编纂不仅受启于近代“幡然思革”之潮，亦有“中西交通”的特殊背景；既与近代学制变革等有紧密关系，又是“西学东渐”下的产物。故而，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探讨“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舶来品”被引入之初所进行的“本土化”情形，亦可深入分析20世纪初期的社会转型、学术变迁、制度变革、价值转变乃至教育改革对彼时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以见及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中西交通”中进行艰难抉择与建构选择。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展开反思，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认识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兴起过程、缘由及时代意义。相关研究有以下两大突出特点。

第一，对黄人《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等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草创期著述，进行个案研究。比如，黄霖《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一文，认为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和编史体例的影响下，一批新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纷纷面世，使中国文学的历史批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样的时势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应运而生”。^[2]此类研究思路主要从中国文学史学史的角度，以后出的文学史编纂理论与经验来反思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草创期的成就与得失。同时，学界集中于关注黄人《中国文学史》的成书过程、“文学观”与“文学史观”；^[3]甚至，认为从“精神上之文学史”“实际上之文学史”“文学史研究自然不妨破成格而广取”及“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等方面看，黄人《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极高的学术价值”^[4]。并且肯定黄人《中国文学史》所熟练运用的“辩证方法”与“比较方法”，对后世文学史的书写产生了影响。^[5]同时，亦关注黄人《中国文学史》中的戏曲书写及其意义、小说史书写的特点及其时代特色，认为黄人《中国文学史》蕴含着极高的“小说分类学、小说目录学”等文献价值。^[6]

学界亦深入探讨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过程、纂修特色及其时代意义。比如，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一书，主要探讨近代“‘新旧’知识体系的冲突”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分析了“缺少‘专业兴趣’”的林传甲如何展开中国文学史的撰述。[7]与此同时，学界往往将黄人《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掀起了持续时间颇长的“首部文学史之争”[8]，而且认为清末民初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对两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均产生了深远影响。[9]大体而言，学界的比较研究，往往从史学观念、文学思想、著述精神、编写体例、“文学史的知识谱系”等角度加以展开的[10]，认为两部《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亦多有所开创。甚至，学界往往存在对“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教学时的观念没有得到整体把握，因此人们对他的文学史观念也有误解”[11]等过度诠解的研究现象；故而，有学者呼吁应基于20世纪初期的时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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