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誉出版

作者：张海荣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书籍编号：30611813

ISBN：978752016179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16070

版次：1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中国政治

版权信息

书名：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

作者：张海荣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4-01

ISBN：978752016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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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

金冲及

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老话：“十年磨一剑”。意思是说：为了做好一件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必须全力以赴，不吝惜时间和精力。据我所知，张海荣撰写《思变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确实投入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是全力以赴的。她在写成初稿时，已受到不少赞赏，并被评为2013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但她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花了多年时间反复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有些部分还推倒重写，才形成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这种治学态度是很可贵的。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处在不停息的变动中。它以前是古代中国，它以后便逐步走向现代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历程中，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极为强烈的冲击，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面对的使命已不只是一般的“自强”和“求富”，而是要“救亡”，必须“思变与应变”，从不同角度化为行动。

但历史发展的进程总是充满各种不同社会意志的共存和冲突。由于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有时便出现这样的局面：在各种力量中谁都难以完满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把这种历史现象称作“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成的“一个总合力”作用的结果。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剖析复杂社会现象的深刻论断。

甲午战争后的严峻局势、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不能不引起中国各种不同社会力量和意志的不同反应。它们可能有共同的地方，又有相互的冲突，这是事实。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清政府实行的“皇权改革”，都是在甲午战后客观局势下的产物。它们当然有很大差异，但都在现实生活中起着作用，显示出历史发展通常是“一个总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历史发展又有它的阶段性。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起着不很相同的作用，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当时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但还处在起步阶段，一时在国内影响尚微。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向，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甲午战后中国进步知识界（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显然居于主流地位。“救亡”的口号是他们明确地提出来的。他们有力地宣传“变”的观念，比较系统地宣传新学和进化论思想，断言“变亦变，不变亦变”，使知识界在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这是巨大的历史功绩。但维新派人士一般是书生，并没有推行改革的实际权力，除湖南在巡抚陈宝箴主持下实行了一些有实效的改革外，难以在这方面直接有更多作为。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清朝统治势力（包括由光绪皇帝主导、有关机构策划、各地高级官员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且在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开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编练新军等方面仍采取了一些实政性行动。尽管有如本书所说，这些事业几乎都处在外国列强的严密控制和激烈争夺下，又在众多封建官吏的腐败经营下，存在众多严重弊端，从而一直受到人们诟病，但它毕竟也在中国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置之不顾，同样无法全面而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的全貌。本书所要揭示和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张海荣的治学态度是严谨而扎实的。她在十多年的漫长时日内，不知疲倦地细心阅读浩如烟海的大量官方档案和私人文集、信函、日记、报章等原始文献，对清廷实政改革的方方面面逐一进行梳理和剖析，并注意对这过程中清廷中央同地方督抚等高级官员之间、中国同外国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冲突进行分析，比较全面地勾勒出甲午至庚子前清政府实政改革的整体景状，进而对这场实政改革难以取得根本性成效的原因作了分析。作者对其中不少重要问题经过反复研究，确有比前人研究成果又向前推进一步的地方。

还值得注意，作者以比较宽广的眼光，将洋务运动、甲午战后的实政改革以至清末新政这三个前后相续的嬗变过程连贯起来进行考察，指出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区别所在。胡绳同志曾提出：“光绪皇帝并不能够真正实行维新派的政治路线，他所采纳的其实是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本书作者也以事实来论证，甲午战后的清廷实政改革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都是在不触动清朝统治秩序的根本前提下展开的，但在改革规模和深度上都比过去有所提升。

对发生在庚子以后的清末新政，本书着墨不多。但不难看出它的具体措施不少同甲午战后的实政改革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废科举、兴学堂、奖励民间设厂等是如此，更不用说铁路、开矿、银行、邮政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了。但那时的历史条件又有变化：清朝的统治已近末日，革命浪潮在全国范围内高涨，清廷更加强皇室集权，结果使自己更陷于孤立。西方列强在辛丑条约后也更加强对中国方方面面的控制和干预，清廷被陈天华等直截了当地称为“洋人的朝廷”，激起国人的强烈愤慨。最后导致清朝统治的覆灭。作者把这三个阶段前后打通，统一地进行考察和思考，很有新意。

当然，本书探讨的是一个相当重要而以往研究又不很充分的问题，学术界当然会有不同看法。而作者今后在研究和探索中还会继续有新的进一步的见解和研究成果。这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这本书对研究或关心中国近代（特别是晚清）社会和历史演变的读者来说，是值得一读的。

2020年2月

导言

一 问题的提出

从甲午战争结束到义和团运动兴起的五年间（1895～1899），清政府为挽救危局，再次走上改革道路并持续实践，这本应是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但长期以来，由于认知偏好和资料的限制，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戊戌政变”“己亥建储”等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以及列强在“瓜分”狂潮中的侵略行径，清政府自身的改革行动往往不在研究视野之中。无疑，这对全面认识戊戌前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深入了解近代中国的大变局，十分不利。

以甲午战争为转捩点，19世纪末的中国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大转折时期。随着对日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继日本之后，列强也接踵而至，竞相争夺对华借款、租借地、沿海良港、矿山、铁路、在华设厂、内河航运诸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遭到极大侵害，民族自信受到空前打击。正是在这种异常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内部各个阶层、不同派系，都试图探求自强救亡的新路。其中，崛起于下层官绅阶层，强力引领社会舆论，进而深刻影响中央改革决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度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们的道路选择和政治评判，也成为后世认识这段历史的标杆和准绳，长期左右着学界的判断与书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学术先进围绕康、梁著作及其言论进行辨伪，传统的以康、梁为重心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体系不断暴露其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作为身处核心统治层之外的下层官绅，康、梁一派当时所能做的，主要是以建策者的身份打动当权者，却不可能从根本上驾驭改革全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清政府才可能充当改革的主导者。戊戌年（1898）梁鼎芬撰《康有为事实》，便强调了清政府在国家改革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采用西法不自今日始，更不自康有为始。……如京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又派出使各国大臣、出洋学生，南北洋设制造局、招商局，福建设船政局，开平设煤矿局，诸大政皆内外公忠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太后俞允。……若铁路、海军、电线、邮政、银元、各省洋操、各省武备学堂、各省制造局、各省矿务局，此我皇上变法之实政，亦皆内外忠正王大臣相时奏请举办，都蒙皇上俞允。凡此在康有为未言变法以前之事。即论今年新政，京师大学堂，御史王鹏运奏请，特旨派孙燮臣协揆家鼐办理；经济特科，翰林编修严修奏请；变科举，张孝达制府之洞、陈右铭中丞宝箴合词奏请。……岂得云变法维新出自康有为一人之言哉？又岂得以变法维新归之康有为一家之学哉？^[1]

抛开政治敌视的因素，梁氏的分析大致公允。此外，现代学者陈寅恪也指出，戊戌时期存在康有为等“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和陈宝箴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两种不同路径，“未可混一论之也”。^[2]其实，后一种路径就是清政府所遵循的改革路径，这也是本书主要关注的内容。

本书之所以将讨论的内容命名为“实政改革”，一是因为“实政”一词，见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光绪帝所颁“力行实政”谕。在这道发给各直省将军督抚的上谕中，光绪帝号召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力行实政”，并列举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等14项改革内容。^[3]该谕旨标志着甲午战后清朝改革事业的正式启动。从实际情况看，此后数年间，清朝中央与地方的改革活动，也大致不出此一范围。二是为了与传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有所区别。实政改革所强调的，主要是见之于行事、落实到实际中的改革举措，这与戊戌年康有为等人提出的许多维新举措未能贯彻推行是有显著不同的。

概括来说，实政改革推行的时段大体是1895～1899年，主要以军事、经济和教育改革为核心，以新军、铁路、矿务、银行、邮政和新式学堂建设为施政重点。它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深度和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这场实政改革又下启清末新政，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和物质基础。与康、梁倡导的全盘改革方案相比，清政府的实政改革诚然显得过于温和持重，并在许多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它是甲午战后数年间清朝中央与地方切实蹈行的事业，对当时和后来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纵观中国改革史，很少有一个短暂的五年，像1895～1899年一样，新旧双方围绕“变”与“不变”的问题，斗争如此尖锐，反复拉锯；政府政策的变动，也很少像这一时段这样变幻莫测，各趋极端。深入研究和总结实政改革的成败得失，既有助于系统认识戊戌前后清政府的改革动向，切实评估清政府可能的决断力和行动力，深化对百日维新、戊戌政变的相关研究，也有助于增进对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之间的过渡时段清朝改革的考察，使晚清改革史研究贯通一气。

二 先行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学界对甲午战后五年间清朝改革的研究，通常是将其置于戊戌变法的框架之中，强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推动政治改革做出的努力和社会思想层面的剧变，对清政府策划主导并力行践履的实政改革，则缺乏应有的注意和重视。纵或有之，也往往列入军事、经济、教育各专门史领域来考察。由于政府主体的缺位，在甲午至庚子的历史大变局下对晚清改革史进行整体把握，难免陷入茫然的境地。

鉴于相关研究相当繁复，以下分三个层面简要说明。

（一）近代通史类著作

陈恭禄很早就注意到戊戌（1898）之前清政府在“筹饷练兵”方面的行动，以及交通、邮政、教育、筹民生计等项新事业的创办，但评价甚低：“除邮政而外，多无实效，又非通盘计划，澈底改革，无足深论。”[4]1970年，美国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Hsu）首次对甲午战后清政府的改革表现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认为当时“学者、官员，甚至是皇帝和皇太后都认为需要一场更彻底的变革，尽管他们对变革的性质、范围和领导权的问题存有分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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