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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上市银行、货币银行学、独立董事、商业银行治理、东南亚银行治理、经理层治理

作者：孔春丽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01

书籍编号：30608217

ISBN：978751364515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6021

版次：1

所属分类：职场进阶-理财投资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研究

作者：孔春丽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07-01

ISBN：978751364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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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春丽　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研究方向以公司治理为中心，先后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差异化战略实施机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市场贷款定价理论研究》等论文。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当前银行治理结构四种基本模式的比较，描述了目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通过回顾我国四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及上市进程，叙述了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演进的路径。在分析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现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对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经理层、及信息披露与利益相关者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检验的结果，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行政干预是致使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外部治理市场的培育是完善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必然趋势，但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推动；第三，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推进需要充分发挥外部市场治理和内部公司治理的耦合效应，即相互促进、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效应。

第一章　绪论

1.1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研究背景分析

1.1.1　行政型治理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主要特征

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同于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东南亚家族模式，也与东欧、苏联的转轨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可能沿用西方企业的路径，需要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或治理方向。目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行政型治理，即政府参与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0年，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李维安教授针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独特性提出了“双重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是行政型治理和经济型治理的复合，具有政治性和市场性的双重特征。

行政型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式治理，主要特征是资源配置的行政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任免的行政化和公司经营目标的行政化。经济型治理是指依赖于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成熟的公司治理机制来改进公司的经营机制。

基于双重公司治理的思想或维度，李维安教授认为中国现阶段的公司治理模式分为高行政—高经济、高行政—低经济、低行政—低经济和低行政—高经济四种公司治理模式。其中：低行政—低经济治理模式是内部人控制模式，高行政—低经济模式是计划经济模式，高行政—高经济模式是相机治理模式，而低行政—高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下的最优模式，是我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李维安教授构建了政治联系指数（PC）来测度上市公司治理层的政治关联程度，包括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联系、董事长的政治联系、CEO的政治联系和监事会主席的政治联系四个维度。政治联系指数是这四个维度的加权平均值，权重系数根据具体的双重治理环境的特质而定。

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1997）指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是建立在“多层委托—代理”之上，是一种“变形的委托—代理”。西安交通大学冯根福教授（2004）认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是“双重委托—代理”，产生“双重代理成本”。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出现已近二十年，在理论研究上声势浩大，在企业实践中如火如荼。但是，作为占据我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真的在发挥作用吗？其实，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难以捉摸的问题。

由于产权虚置和产权错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一直在争论之中。尽管相关的研究成果数以万计，但是，真正面对这一现实问题的研究寥若晨星。即使没有公司治理，在知识经济的驱动下，不存在战乱、天灾、瘟疫，国有企业的绩效依旧会或快或慢地改进。如若将这些改进归属于或强加于公司治理的业绩，也无可挑剔。现有的理论研究大多在仿照西方公司治理框架的分析模式，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都是在假定公司治理有效的前提下实施的，至于公司治理在国有企业中究竟是否产生实际性的作用，还是没有给予确切的回答。

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颁布，标志着公司治理在我国经济领域受到高度而广泛的重视。21世纪初，我国企业相继引入和实施了公司治理，但是，二十年过去了，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却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一般而言，由于民营企业产权较为清晰，公司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由于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和产权错位，公司治理的效应较弱。

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主席刘东生（2008）认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不健全，没有形成有效的治理控制机制，导致国有企业控制权容易掌握在高层手中，形成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张维迎教授（2014）认为：“总之，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来看，国有企业不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马背上画道道并不能把马变成斑马。”⁽¹⁾

李维安教授在公司治理研究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闻名遐迩，但在2012年“南开治理评价报告”中指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有效性偏低仍是突出问题”，在2013年报告中指出，“中国公司治理存在着‘形似而神不似’的尴尬……可能演变为‘烂尾楼’工程”。⁽²⁾

2015年4月23日，在财新传媒交流会上，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在他去世前不到三个月时曾强调：“公司治理的专业化是应付中国经济新常态挑战的首要问题……但国有经济的公司治理水平仍旧太低。”⁽³⁾

公司治理的尴尬导致许多畸形的治理行为，贻笑大方。监事会被称为“稻草人监事”、独立董事被称为“花瓶董事”、董事长和总经理被称为“同林鸟”“连根树”。近期，“天价董事”的报道又令人耳目一新。⁽⁴⁾

就媒体公布的数据来看，央企中“天价独董”的“高官”“高薪”“高龄”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引起社会关注的不仅是他们的年龄，更是他们的高薪和显赫的身份。

1.1.2　外部治理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处于功能缺失状态

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是指内部公司治理，即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权力制衡为目标的公司治理。但是，在广义的西方公司治理理论中，公司治理分为内部公司治理和外部公司治理两个方向。内部公司治理，就是常规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外部公司治理，就是考虑市场约束、行政调解、社会监督功能的公司治理。其中，市场治理是外部治理的主要因素，一般包括职业经理人市场治理、产品市场治理、资本市场治理、控制权市场治理四种基本形式。外部市场治理与内部公司治理之间存在着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作用，共同促进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权力制衡机制的优化。

2001年，经济学家Denis认为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分为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并认为内部治理的实施是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要素的功能发挥来降低治理成本的治理行为，而外部治理机制的实施是指通过外部市场的约束作用，如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产品市场，法律约束、社会机构的监督以及政府部门的管制来降低治理成本的行为。

玛丽斯—曼妮假设（Marris Manne Hypothesis）是经典的外部治理理论，其认为，如果存在外部的公司控制权交易市场，那么，即使公司的内部治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公司的管理层也不会过分地滥用职权，也会实现自我行为约束，因为，外部的控制权交易市场可以对不称职的经理人员时刻给予替代威胁。

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外部治理机制一般分为市场主导型机制、行政监督型机制和社会辅助型机制。市场主导型机制就是所谓的市场治理机制，是指企业资本利润率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之上时的剩余权的机制，就是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激励和约束企业及其经营者。行政监督型机制是指政府的经济管制机制，即政府以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对公司运行实施影响。社会辅助型机制是指社会中的独立审计评价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对公司所进行的评价形成的约束机制。

外部市场治理一直被西方研究者所重视。经济学家Robin Mantis（1964）和法学家Henry Manne（1965）曾认为，公众公司不会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上偏离太远，因为市场的力量将阻止经理人以使用公共资源的方式偏离股东的利益。Hart（1983）认为，竞争性产品作为一种“硬预算约束”和激励机制直接检验公司的竞争力，并淘汰投资失败的劣质公司，给经理人造成极大的压力。Fama（1980），Shleifer和Vishny（1997）分别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出发，认为市场的竞争性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使股东利益与经理人利益趋同；Hou和Robinson（2006）发现竞争性行业的公司行为更规范，可以获取更高的收益；Karuna（2007）发现竞争性行业对经理人的监督力度较大，具有更好的公司治理结构；Guadalupe和Prez-Gonzlez（2010）通过对19个国家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可以通过改善公司的信息质量和强化破产威胁来降低经理人寻租行为；Guadalupe M.（2010）发现，当国内行业面临国际竞争压力时，经理人和控股人将更少地利用手中的控制权来谋取私人利益。Giroud和Mueller（2010）发现，在通过公司并购法后，由于接管威胁的上升，经理层治理效率明显提高。Kim EH，Lu Y.（2011）认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可以降低管理层持股增加所带来的防御效应，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治理之间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Giroud（2011）认为，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可以提供更多的管理层信息，给管理层带来极大的外在压力，使管理层更勤勉地工作。

而在国有企业，外部市场治理的作用并不明显。经济学家张维迎（2014）认为，在我国，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行政指派式的企业领导人生成机制将逐渐淡出，但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在个人信用普遍受到怀疑的今天，与其冒险启用一个新人，还不如留用旧人更让人放心，尽管他的业绩并不突出，其结果就是，在任的经理不会受到潜在的替代威胁，无法形成有效的“代理权”之争，对经理人员的“败德”行为难以实施有效的约束，最终导致代理权竞争的外部治理失效。⁽⁵⁾

1.2　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研究背景分析

1.2.1　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成功是我国金融稳定的基础

在我国，上市银行均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为主，上市银行的治理具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性质。自1991年深圳发展银行上市以来，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已经达到16家，如表1-1所示。

表1-1　中国A股市场上市银行概况（按上市时间排序）

金融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平台，而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认为，金融稳定一般源于稳定的金融体制基础、能够有效地提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会而不会产生太大动荡的金融体系。金融稳定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反映了金融运行的内在规律，体现了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并可以有效地服务于金融发展的根本目标。同时，金融稳定不是低效率的稳定，而是一种积极状态的稳定，既有稳固的制度基础，又能高效地配置资金。

商业银行是以货币和信用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行业，是一类经营货币的特殊的企业，在一个国家金融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金融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其他行业，银行业存在着更高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存在着更高的风险性和脆弱性，极易出现运营不稳定的情形，对金融体系的冲击远大于其他金融业。

现有研究表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是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不仅对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运行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更为重要。20世纪相继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都源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薄弱。Anderson（2000）通过对1977年至1996年的20年间日本银行的治理结构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发现，低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带来并加重了日本银行业的危机，并导致银行业重组的延迟。Benny Simon（2001）发现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了印度尼西亚银行业和马来西亚银行业治理的系统性缺陷。可见，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评价可作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重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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