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韩毓海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07-01

书籍编号：30534482

ISBN：978750868904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49971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版权信息

书名：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韩毓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07-01

ISBN：9787508689043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献词

我愿诚挚地将自己幼稚的工作，

奉献给养育我的父母人民，

特别是：

奉献给激发我写下本书第一行文字的那遍地英雄的山河，

奉献给在这块土地上默默牺牲和奉献着，

创造了伟大的“太行精神”的父老亲人。

因为——正是那些在历史的纵深处和现实的实践中奋力工作的人，

使我幼稚的写作成了一个声音。

2018年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九年前，这次再版，希望能够摆脱盗版流布的困扰，使广大读者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评判本书的得失。借此，我对中信出版集团和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鲁迅希望自己的书“速朽”，因为那是写于黑暗中的东西，而作者渴盼着光明。他甚至说，今人之所以喜读《水浒传》，就是因为今日之中国，依然还处在水浒的时代。

毛泽东曾说鲁迅是圣人，而只是谦虚地说自己是贤人。我等虽皆是凡人，但生在了中国和中国人出头的时代。我虽然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自信，但对生我之时代充满自信。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做中国的学问，比鲁迅他们那一代人要幸运得多。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过一句话：“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这里所说的“高深学问”，显然并不等于知识，因为没有思想的知识，既谈不上高，也谈不上深，不过就是流水账而已。

192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也说过一句话，叫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块碑，现在就立在清华园中。

但是，无论怎样提倡文化、高标学问，生于蔡元培、陈寅恪那种时代，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绝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自信。王国维的自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之前途命运的绝望。

故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方才如此沉痛地说：“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陈寅恪悲哀自嘲的那样，如果中国的制度已经毫无前途，则所谓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究竟何枝所依，何事所凭？如果连中国都没有了，则研究所谓中国学问，也不过就是讨辞赋、寻章句而已。

其实，蔡元培、陈寅恪当年对思想与学问之“自由”的理解，有很鲜明的启蒙主义或德国古典哲学色彩，它的根源就在于所谓的“人有自由意志”，而所谓自由意志，在他们看来，也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在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所谓“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不过就是指人类“生产与交换能力”的发展。人类在生产与交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发展着自己的社会制度，因此，不研究社会制度的发展，思想和知识就没有着落、没有落脚点。

学问和思想从来就是附丽于制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所谓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白了其实就是生活在那个中国文明黑暗时代的读书人“无地彷徨”的无奈之语。因为那个时候，无论改革旧制度还是创造新制度的力量，都还尚不具备。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通俗地说，就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制度改革与革命。本书的主要线索是：从地缘政治变革的角度观察近代世界交往方式之变迁，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思考顶层制度之改革，从基层组织的角度研究国家社会组织能力之革命。

我的学长袁纯清曾说，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就在于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我既把他的话当作最大的褒扬，也将之视为学习和努力的目标。

今天看来，本书当然也有许多缺点与不足，而其最大的不足在于：考察名物制度的学者，并非现实中的实践者，而离开了波澜壮阔、艰辛曲折的生动实践，离开了饱含切肤之痛的斗争、付出、牺牲与收获，学问终归是纸上的学问，学者难免陷入迂阔和理想主义。我一向以为，历史上那些切中时弊的奏章、手札之所以比“四书”更具影响力，就是因为其作为破解现实问题的措施，比抽象的原理更有力量。

矛盾、变化是绝对的，而范式是相对的，从历史上看，我们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有关行动的知识。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我今天深刻地感受到：写好一本书，与为国家和人民办成一件事，哪怕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小事，比较起来，其价值“相去之远，何啻于十百千万也”。

在书里磨，与在事上磨，毕竟还是不同。本书之所以至今还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一般的关于历史的著作，而是关于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的著作，它提供的是有关行动的知识，是有关历史运动的知识。

能写出一本50多万字的书，我感慨、惊诧于自己青年时代的勇气与毅力。“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那时可以数天连续通宵工作的我，可曾想到自己也有“可怜白发生”的时候？

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有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当下手造的所谓“学术规范”，而在于它能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所谓历史的考验，就是指面对那些历经历史沧桑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王安石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今天读来还能昭聋发聩的，不过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有价值不好说，但是，今天我们依然不能怀疑《上清帝第一书》的价值。

所谓“学术生产”也能创造出“剩余价值”的原因，庶几在此。

九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对中华民族、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伟大的长征。学术不可能超越实践与变化，学术工作不过就是拼命努力去抓住历史变化的“剩余”而已。

“开元爆竹第一声，铁马冰河入梦中，眼底战国成争鹿，天下英雄孰卧龙。五百年来重写史，两万里后再长征，众手扶起唐社稷，沧海横流东方红。”

我希望自己能够保持青年时代那样的工作热情、那样的拼搏精神，希望自己能够跟上时代，永远不要掉队。

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玄虚之理，以政务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13]

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可复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德慧术智日即消亡，冥然顽然。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读蹈厉奋发书，斯可验平素之道力。

愿为饮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而任事以勇猛精进者，呜呼，此所以舍命不渝，而能视死如归也！

第三版序言

一

现在交到读者手上的第三版，主要对原书的理论部分做了增订。特别是下篇的第四节（从康德到列宁）、第五节（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中，原来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现在都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如同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一样，康德、黑格尔、康有为的著作，今天已被当作十分古旧的知识，人们怀疑它们与现实究竟有何关系，还能派上何等用场。实际上，这种怀疑是从这些著作诞生伊始就存在着的。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直被批评为“文字粗拙晦涩、令人无法了解”，文德尔班甚至这样说过：“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早已死绝了。”^[1]

在实用主义的时代，像怀疑一切不能直接变成钱的东西一样，人们普遍怀疑“理论”的价值、“理论”的用处，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年的左文襄公曾经感慨地说：“今之农者，亦如今之学者，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吾三十以后，读书渐多，阅世渐深，知区区之存于心中，自以为是者，仅足以仿当今无足指数之人，而于古之狂狷尚未逮也。”^[2]这些话若换成今天通俗的说法就是：所谓实用主义学风，便是“小农经济”在思想、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它的表现也就是左宗棠所说的“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更进一步说，它导致我们的发展没有坚实的基础、长远的眼光和持续的内在动力，更导致我们日渐丧失了“理论”这个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到那个时代的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了活人！”实际上，马克思所说的，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当下的处境：今天，不仅肆虐全球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我们受苦，而且旧的生产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同样也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使我们受苦。马克思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而上述那些被判为“古之狂狷”者——康德、马克思、康有为，他们的写作所针对的，实际上也便是我们的现实，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比当下的时尚宣传所能给予我们的要多得多。

今天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正是康德第一个指出，英国人率先发明的“战争国债”和战争金融制度，乃是现代欧洲思想错误的结果，是西方思维最大的失误；而黑格尔则认为，推动现代西方世界发展的两个真正动力，无非是战争与财富；尼采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债务关系”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正是马克思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切旧的经济学实际上都已经死亡了，因此，从今往后，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而列宁认为，金融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垄断，是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康有为则第一个提出了“大同”“小康”之辩，他说，未来的“大同社会”，必定是以劳动者为主体，以科技、思想和知识创新为动力的社会，必然是“劳动社会”和“创新型社会”。

这些被判为“古旧”的知识、这些晦涩的理论，恰恰是今天我们认识、改造现存世界的最有力武器。

二

本书第一版面世不久，就有学者希望我谈谈“理论叙述”与现实、历史叙述的关系问题。在一些读者看来，本书的上篇以现实、历史叙述为主体，而下篇则似乎更侧重于“理论”。对这个问题，其实再也没有人比马克思阐述得更好了。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他便深刻地谈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理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谈到了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理论狂人”，他这样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自己则把理论当作人的思想和语言活动，马克思说，他自己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人的实际活动就是生产与交往，随着人类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发展，人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而离开了对制度的研究，所谓理论与思想乃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自新教改革以来，德国人所理解的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就是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发展，因此，“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所谓理论叙述与历史叙述的统一，只能是对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我以为这就是本书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离开了历史变化的理论，与其说是抽象的，不如说是僵化的，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命数、天理与时势的关系。这里的时势，不仅仅是指中国历史的变化，也是指世界历史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依然处在自16世纪以来历史巨变的大周期之中，因此，我们必须从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审视我们今天的发展。

三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会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状态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主要是技术性的，并深刻地受到“现代化论”的束缚，例如，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李约瑟其实只是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3]）。本书的基本目标之一，便是以上述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去回应这一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