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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亚洲与世界(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李雪涛,沈国威等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01

书籍编号:30497688

ISBN:978752013517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21491

版次:1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世界政治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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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主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主   编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沈国威,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编辑委员会


朴宰雨教授(Park Jae Woo),韩国外国语大学副校长、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化学部


李夏德教授(Richard Trappl),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艾德迈耶教授(Friedrich Edelmayer),维也纳大学历史学院


廉亚明教授(Ralf Kauz),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


迪斯特拉特副教授(Günther Distelrath),波恩大学日语系


内田庆市教授(Uchida Keiichi),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柳若梅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编 辑 部


龚 婧 Padraig Lysaght 郭 筱

《亚洲与世界》发刊辞



“亚洲”一词来自希腊语的\'Aσíα(Asia),其意思很可能是阿卡德语的“太阳升起的地方”,跟拉丁语的Orient(东方)有同样的意思。而拉丁文中的这个词是从oriens(东方、早晨)特别是其现在分词oriri(上升)而来,所表示的是sol oriens(上升的太阳)。后来在德文中被称作Morgenland(早晨之国),是罗马时期的四大区域之一。因为从欧洲来观察的话,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早期,人类有很长一段时期是靠太阳来确定地理方位的,并且由于这个词在早期的地图上都被标在东边,所以后来它便被用来表示某个固定的方位,即“东方”。[1]Orient是与Okzident(傍晚之地,是从落日“occidens sol”演变而来的)相对的,后者是指欧洲所处的地区。在希腊,今天人们称东方为anatoli(ανατολή),意大利语称作levante(现在分词为 zu levare,上升),所指的是与东地中海接壤的国家。在德语中,Morgenland一词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翻译《圣经》的“马太福音”中的“来自东方的几位贤人”时,从拉丁文ανατολή逐字翻译而来的。



法国心理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阶理论”(法文:le stade du miroir;德文:das Spiegelstadium)认为,婴儿在第一次照镜子的时候才发现,镜子里的人是一个有别于自身的“他者”(the other)。人类借助于“他者”的存在,使自己更加确定了自我及其周围环境的界限,这是人类在宇宙之中自我定位、自我认识的最初的方法。[2]同样,正是通过亚洲,欧洲认识到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两个客体之间的分离,而不是整体的结合。因此,欧洲从亚洲脱离出来,成了一个与亚洲相对立的存在。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认为欧洲与亚洲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互补,他曾设想过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共同福祉。《中国近事》中的“莱布尼茨致读者”部分就曾指出:


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这一文明古国在人口数量上早已超过了欧洲,在很多方面,他们与欧洲各有千秋,在几乎是对等的竞争中,二者各有所长……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技术及实验的方式与自然打交道的能力上,我们不相上下;假如要进行互补对比的话,各自都能通过相互交流而获得有益的知识。[3]


这样的一个对中国的认识,尽管有着相当的理想成分在里面,但是对于欧洲来讲却是获益匪浅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7世纪对于欧洲来讲,最伟大的发现是认识了中国。莱布尼茨特别希望用中国人积累下来的大量观察和经验补充以理论为主导的欧洲科学,他最终的目标是建立所谓“通用科学”(Scientia Generalis)。这样一个东西方互补的思想,在莱布尼茨之后的两个世纪被彻底遗忘了。这期间尽管一再有人提到他对中国的态度,但直到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中欧互补的思想才重新得以接续。


18世纪以来,在“先进”的观念渐渐在欧洲成为人类历史决定性的标准后,亚洲被认为是停滞不前、处于低级阶段的“落后”地区,从而退出了主流思想家的视野。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为代表的哲学家所塑造的平庸化的中国形象一直影响着20世纪初的西方知识分子。东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形大致相当。雅斯贝尔斯却认为:


在亚洲存在着我们所缺乏,又与我们根本相关的东西!我们从那里获得的问题,停留在了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我们为我们所创造的、所能做到的,以及我们将要成为的一切付出了代价。无论如何我们还没有走上人之存在的自我完善的道路。亚洲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补充。有些东西在我们之中隐藏和掩埋得如此之深,如果没有起先对于我们来说是异域文化的明镜来照射的话,它就永远不会在意识之中出现,即便我们只能从自身出发,来重新认识它,我们也许还是有能力重新认识它。由于蕴藏在我们之中的东西活跃起来了,通过在其中扩展我们自身,才能理解它。[4]


很明显,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东方特别是亚洲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从事哲学思考的重要手段。黑格尔在论述到孔子的哲学时,曾不无傲慢地写道:“从他的原著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他的著作没有被翻译过来的话,孔夫子的名声会更好些。”[5]而雅斯贝尔斯在研究过孔子哲学之后,在1957年9月24日给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的信中写道:“孔子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并不是想捍卫他什么,大多数汉学家使他变得平庸乏味,实际上他对我们来讲是取之不尽的。”[6] 雅斯贝尔斯的这一做法有点像于连(François Jullien)的迂回与进入的方式。于连选择了到远离西方的中国的迂回方式,目的是重新找回理论上的能动性,重新质问深埋于欧洲理性中的立场选择。[7]这一重新认识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新的阐释和理解,从而使得这些欧洲思想因亚洲的存在而获得新的生命和意义。



如果将阐释者作为“我”的话,那么“你”就是“我”进行阐释的对象。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以“你我”关系为例,分析了三种可能的阐释学经验。他反对第一种可能的关系,即将“你”作为一种手段。他引用康德(Immanuel Kant)的话批判了这一观点:“我们不应把其他人只作为工具来使用,而应当承认他们本身就是目的。”[8]这实际上是将“你”作为工具来看待的客体的做法。实际上很多西方的学者将东方文本对象化、工具化,这是伽达默尔极力反对的。他认为这一方法是模仿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陈词滥调,从而“使诠释学经验的本质失去了固有的光泽”。[9]在第二种关系中,尽管“我”承认“你”是另一个主体,但双方都固守着自己的观点,肯定自我,排斥对方,这是历史意识的阐释学方式。只有第三种关系,即“我”以完全开放的态度承认“你”是另外一个主体,真正把“你”作为“你”来对待,认真倾听“你”所说的东西。“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彼此的开放性,就不能有真正的人类联系。”[10]正是在这一关系中,过去或传统开始对今天讲话。我们认为,只有在第三种的主体性关系之中,亚洲与世界之间才能产生真正的良性互动,实现动态的转化,当代意义上的阐释学才能得以完全展开。



《亚洲与世界》的前身是我们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两辑《东亚与世界》(第一辑:《语言、历史、思想、文学的环流》,2013年12月;第二辑:《东亚与西方的观念迁移与互动》,2015年3月)。当时的这本刊物是中日韩三校(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关西大学和韩国岭南大学)研究生论坛的一个发表园地。2017年9月底,我们又在北京举办了首届“欧亚博士生论坛——欧亚间的知识迁移”(The 1st Eurasian Doctoral Colloquium:Transnational Contact and Knowledge Transfer)。此次的博士生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日本关西大学和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联合发起,积极响应参加的大学有: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历史系,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汉学系,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等。会后我们决定将原来的《东亚与世界》改为《亚洲与世界》,以中英文的形式,继续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之所以改为了《亚洲与世界》,是因为我们研究的范围已经从“东亚”扩展到了“亚洲”,其中也包括中亚、西亚的一些研究领域。


我们每次的“欧亚博士生论坛”都会有一次群体性的学术成果得以呈现。《亚洲与世界》旨在给国内外的这些“准学者”提供一个新的发表园地,使得他们的研究心得能够为学林带来一股清风。尽管有一些文章目前看来还略显稚嫩,但这是一个学者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为此,我们特邀学界的前辈对投稿论文进行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学术乃天下公器!《亚洲与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也欢迎其他大学的博士生不吝赐稿,使我们的刊物越办越好。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雪涛


关西大学 沈国威


2018年8月



[1]德国波恩大学出版的一本刊物,题为Orientierungen (东方/方向),就是取“由东方而确定方向”的含义。


[2]Cf.Jacques Lacan,Das Spiegelstadium als Bildner der Ichfunktion,in:Schriften I,S.61-70.


[3]莱布尼茨:《中国近事》,梅谦立、杨保筠译,大象出版社,2005,第1页。


[4]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第81页。


[5]G.W.F.Hegel,Werke in 20 Bänd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1,Bd.18,S.42.


[6]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Briefwechsel 1926-1969,hrsg.von Lotte Köhler und Hans Saner,München,Zürich:Piper Verlag,1993,2001(2.Aufl.),S.361.


[7]于连:《由希腊绕道中国,往而复返:基本主张》,载《其言曲而中:汉学作为对西方的新诠释——法国的贡献》,辅仁大学出版社,2005,第71~87页。


[8]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2版序言”,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461页。


[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2版序言”,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461页。


[10]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2版序言”,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464页。

亚洲的知识技术迁移


日本近世文人与僧侣的交游之考论


——以文人清水长孺为中心


陈慧慧[1]


摘 要


18世纪后期日本经历了宽政改革,这场改革中除了有抑制资本经济发展、限制出版等内容,还包括一场名为“宽政异学之禁”的思想学问改革,即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并抑制打压其他学派,为求更好地控制大众思想。由此便有了许多体制外的在野异类知识分子。他们或讲学于市井,或者四处游走教诗卖画来谋取生存。随着松平定信的倒台,宽政改革便草草结束,迎来了都市文化繁荣发展的文化文政时代。于是,这些异类的知识分子便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活跃在这个时代。他们在讲学与游历过程中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往来。本文以在野文人清水长孺(1755-1836)为研究对象。笔者在他所写的诗文集《蜑烟焦余集》中发现他与僧侣交游甚密。因此笔者就想考察其与僧侣的交往的特色,并探讨此种交游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


交游 清水长孺 僧侣 汉诗酬和 江户后期


自古以来,文人与僧侣交游就很普遍。盛唐的王维、裴迪、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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