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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一部振奋中国之心的历史著作

作者：雷海宗著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7-01

书籍编号：30446228

ISBN：978720012089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4407

版次：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作者：雷海宗

ISBN：978720012089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

王敦书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兼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总起来说，可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可各以1937年和195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一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家庭出身中农，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25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1927年，雷海宗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不但讲授世界史，而且以史学家应兼通中外，改造旧史学为己任，进而研究和讲授中国史，发表《孔子以前的哲学》《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评汉译〈世界史纲〉》等文章。已故著名英国史学者蒋孟引先生回忆道：“那时雷先生还很年轻，却是全校宣扬的名教授，我慕名选课，果然十分满足，收获很多。从此爱好外国史，确定了一生学业的方向。”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他采用新的方法，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的观点，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这一看法的妥当，从而推断周室元年当在公元前1030年至前1020年之间，因此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王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雷海宗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当时著名史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和赞赏。

1932年后，雷海宗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著述，除《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和有关中外历史的多篇书评外，主要有《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1938年后，他将以上数篇的题目略加修改后，再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该书即雷海宗的代表作。其后，他不断发表文章，如：《张伯伦与楚怀王》《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司马迁与史学》《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海战常识与太平洋大战》《中国古代制度》《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世界战局总检讨》《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政治与社会》《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欧美民族主义和前途》《理想与现实》《如此世界如何中国》《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等。至于政论性杂文，多不胜数，不赘述。

解放后，雷海宗最初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的论文，探讨古书中所见的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事，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二

总起来看，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雷海宗一贯主张，历史学家只有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对人类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总的了解，才能对某些专门领域进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义的认识。他一生读书孜孜不倦，精通多种外语，不仅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军事、政治、气象、生物和科技等领域都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他在清华西南联大为非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中国通史课，选课人极多，课堂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中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旁听者，已故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就是这样的旁听者，当时他已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第二，以一定的哲学观点来消化史料，解释历史，自成体系。雷海宗治学严谨，掌握丰富的史料，重视史实的准确性，对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话和19世纪德国郎克学派的档案研究均颇推崇，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

但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独特之点，经历了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时代、秦汉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383年）。但中国文化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人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艺术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

第三，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新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

从英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海宗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认为“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对《世界史纲》原书和中译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充分显露出不畏权威、敢于阐发个人意见的精神。其后，他撰写《殷周年代考》，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这种采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史学领域的方法，是十分新颖的。《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成名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分、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

第四，热爱祖国，积极评价和弘扬中华文化。雷海宗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对祖国积弱和文化衰老的现实，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

雷海宗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家族而言，汉代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维持了两千年，中国经“五胡之乱”而能创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不能并立，近代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统治中国，直至近代。在西方势力摇撼下，经辛亥革命，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两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四千年曾笼罩中国的天子理想，一股结束。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古代罗马帝国的制度，或可供将来参考。

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海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前，他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中国文化两周乃至三周说的体系尚未最后完成。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雷海宗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联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其他民族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

1962年12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60岁。当代不少知名学者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怀念他。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曾写道：“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学不到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

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

本编各篇都是对于中国旧文化批评估价的文字。前三篇由三个不同的方向探讨秦汉以上的中国—动的中国。第四篇专讲秦汉以下的中国—比较静止的中国。第五篇合论整个的中国历史。五篇文字当初虽曾分别问世，但勉强尚有一贯的线索可寻，内中大半可说是非议与责难，但并不是无聊的风凉话；又有一部分是赏鉴与推崇，但并不是妄自尊大的吹嘘。此中自赞的话，已由抗战的过程证明为真言；自责的话，至今也无修改的必要。此次抗战，是抗战而又建国。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中国文化，头绪纷繁，绝非一人所能彻底解明。这几篇文字若能使国人对于传统的中国多一分的明了，著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一 中国的兵

历代史家关于兵的记载多偏于制度方面，对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本文范围以内的兵的制度，《文献通考》一类的书已经叙述甚详。所以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零散材料的许可范围内看看由春秋时代到东汉末年当兵的是什么人，兵的纪律怎样，兵的风气怎样，兵的心理怎样；至于制度的变迁不过附带论及，因为那只是这种精神情况的格架，本身并无足轻重。作者相信这是明了民族盛衰的一个方法。

（一）春秋

西周的兵制无从稽考，后世理想的记载不足为凭。但西周与其他民族的封建时代没有大的差别，那时一定是所有的贵族（士）男子都当兵，一般平民不当兵，即或当兵也是极少数，并且是处在不重要的地位。

关于春秋时代，虽有《左传》《国语》内容比较丰富的史籍，我们对于当时的兵制仍是不甚清楚。只有齐国在管仲时期的军制，我们可由《国语》中得知梗概，其他各国的情形都非常模糊。按《国语》：

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于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

这段简单的记载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工商人没有军事义务，因为只有十五个士乡的人才当兵。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这个军队的组织与行政组织是二位一体的。行政的划分如下：

1．国分十五乡—由乡良人治理；

2．乡分十连—由连长治理；

3．连分四里—由里有司治理；

4．里分十轨—由轨长治理；

5．每轨五家。

与这个行政划分并行的是管仲所制定的军政制度：

1．每轨五家，出五人—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

2．每里五十人—五十人为小戎，即戎车一乘，由里有司统率；

3．每连二百人—二百人为卒，合戎车四乘，由连长统率；

4．每乡二千人—二千人为旅，合戎车四十乘，由乡良人统率；

5．每五乡万人—万人为军，合戎车二百乘；

6．全国十五乡共三万人—全国三军，戎车六百乘，由国君、国子、高子分别统率。

这是“国”的军队，是由三万家出三万人组织而成。所谓“国”是指京都与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国的一小部分。“国”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袭的“士”，并无农民。工商直到齐桓公时（西元前685—前643年）仍无当兵的义务。农民当初是否有这种义务虽不可考，管仲变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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