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继梁晓声老师《人世间》后2018年又一力作）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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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晓声著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9-01

书籍编号：30441940

ISBN：978751621875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6741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散文随笔

版权信息

书名：我和我的共和国七十年

作者：梁晓声

ISBN：978751621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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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文字的两种意态

文字是人们纸上表达的工具。

文字的表达意态多种多样。

在我这儿，文字的意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文学的，如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创作等；一类是非文学的，如时事评论、杂感等。

后一类，有的可以归为杂文，那么它们其实也属文学的种类。有的连常见的杂文也靠不上，简直可以说是不伦不类。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写了不少那类“东西”。

这乃因为，从我少年时起，对作家的认识就已定型。

受鲁迅、蒲松龄的影响，我认为作家不仅仅是“讲故事的人”，也是对社会发表态度的率先者、省思者。而率先，起码是及时的。若小说做不到及时，那么非小说形态的表态，绝不意味作家的不务正业。

鲁迅写下的大量杂文，所持的肯定便是这种“作家观”。

而蒲松龄之所以在他的《聊斋志异》中的大多数故事的后边写一段“异史氏曰”，想法亦然。若无“异史氏曰”，《聊斋志异》的故事意义不大了，蒲松龄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蒲松龄了。

当然如外国作家托尔斯泰、雨果、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如诗人拜伦、海涅、雪莱等；如戏剧家萧伯纳等，都是文学的“动物”，也是社会表态的率先者、省思者。更遑论卢梭、伏尔泰、王尔德们了。

不管后世的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如何，我都将永远承认——确乎，他们对我的“作家观”影响深矣。

现在的我，更是不想改变我的“作家观”了，可谓初心固化。

人生都快到头了，又非恶习，为什么要改变呢？

至于我的这类文字是否会速朽，我是毫不在乎的。

鲁迅都一点不在乎，何况我这等平庸的作家。

再者说了，世上又真有什么是会永远不朽的吗？

在未朽之时，出版社又出版之，我觉幸甚，感激之至！

2018年8月17日

北京

楔子
我与我们的共和国

我是我们共和国的同龄人。

我是有过“知青”经历的那一代人中的一个。

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了解那就是——普遍而言，具有着十分强烈的爱国心。我不认为我这么说是大言不惭的自诩。“国”者，大“家”也。在一个家庭中，规律现象是，长子长女对家的感情总是会更深一些。因为他们和她们，是第一批和家发生唇齿关系的子女；也是第一批与父母亲历家庭发展过程的人。每一个家庭的长子或长女们，对于那个家庭的以往今昔，几乎都能说出和父母相差无几的深切感受。如果一个家庭是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好不容易奔上富裕之路的，那么长子长女们的记忆之中，无疑会烙下那艰难过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正是那一印象，决定了他们和她们在思想、感情两方面，对家庭命运的尤其关注，尤其在乎，尤其重视，也决定了他们和她们，尤其愿意多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这也就是为什么，长子和长女们谈到自己家庭的以往今昔时，每每大动其情甚至唏嘘起来的缘故。

在我们的共和国隆重庆祝她成立70周年的今天，我想说——我们这一代，是曾为她流过不少泪，哭过不少次的。当年作为知青的我们中人，多思少眠之夜，想的不仅仅是以后个人的命运。特别是在我们知青岁月的后期，对国家命运的焦虑，超过了我们对自己命运的迷惘。我想说，在当年，但凡是一个思想并未麻木，并不浑浑噩噩混日子的知青，谁没和知己经常讨论过国家命运呢？我参加过的一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文艺骨干创作学习班，正是由于成为了国家命运之自发的也是人人情怀难抑的秘密讨论会，而被勒令解散了。随后，我们许多人成了被调查对象。在当年，必然会是那样的。

我想说，我成为复旦大学之工农兵学员以后，有次在宿舍里当着几名同学的面高歌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唱至“砍头只当风吹帽”一句，哽咽不能唱下去，几名同学皆泪盈满眶。我们忧国爱国的心是相通的。当年的我们，确乎都没有足够之勇气为国家命运公开大声疾呼过什么，但与那样一些敢于舍身为国的人，心也是相通的。

粉碎“四人帮”后，几乎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空前感奋，真的可以用手舞足蹈来形容啊！

大约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前夕，我写过一篇短文——《让我们用热血浇灌祖国》，似乎是发表在《读书》上。那时我也年轻，文章的题目和行文，难免像激情诗。但那一种情怀，却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在后来的某次文艺研讨会上，我曾说——爱国之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总体而言，不是一种什么“主义”，首先是我们的情感必然……

现在，35年又过去了，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极为关注在成就的背后及细节所呈现的种种问题、弊端。我也由作家而多了另一种身份——政协委员。

我不认为政协委员对于我是荣誉。

论到荣誉，我更希望是由我的创作和我的教师职业所获得的。

我认为政协委员是种国家要求，人民要求；同时也应成为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而言，改革尚未成功，开放也并未足够。

故我最后要说——祖国，继续努力啊！

年轻着的人们，在提高从业能力的同时，也要提高为国家排忧解难的能力啊！后浪应推前浪啊！……

七十年峥嵘岁月

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我先朗诵一首台湾诗人羊令野的《红叶赋》：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出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我第一次萌芽的土。

风为什么萧萧瑟瑟，

雨为什么淅淅沥沥，

如此深沉的漂泊的夜啊，

欧阳修你怎么还没有赋个完呢？

我还是喜欢那位宫女写的诗，

御沟的水啊缓缓地流，

小小的一叶载满爱情的船，

一路低吟到你跟前。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对文学的理解也以多元为好，一个人过分强调自己所理解的文学理念的话，有时可能会显得迂腐，有时会显得过于理想主义，甚至有时会显得偏激。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并不能判断我的文学理念，或者说我对文学现象的认识是否接近正确。人不是越老越自信，而是越老越不自信了。这让我想起数学家华罗庚举的一个例子，他说人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好比伸手到袋中，当摸出一只红色玻璃球的时候，你判断这只袋子里装有红色玻璃球，这是对的。然后你第二次、第三次连续摸出的都是红色玻璃球，你会下意识地产生一个结论：这袋子里装满了红色玻璃球。但是也许正在你产生这个意识的时候，你第四次再摸，摸出一只白色玻璃球，那时你就会纠正自己：“啊，袋子里其实还有白色的玻璃球。”当你第五次摸时，你可能摸出的是木球，“这袋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你已经不敢轻易下结论了。

我们到大学里来主要是学知识的，其实“知识”这两个字是可以，而且应当分开来理解的。它包含着对事物和以往知识的知性和识性。知性是什么意思呢？只不过是知道了而已，甚至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同学们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所必须练的其实不过是知性的能力，知性的能力体现为老师把一些得出结论的知识抄在黑板上，告诉你那是应该记住的，学生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对自己说那是必然要考的。但是理科和文科有区别，对理科来说，知道本身就是意义。比如说学医的，他知道人体是由多少骨骼，多少肌肉，多少神经束构成的，在临床上，知道肯定比不知道有用得多。

但是文科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不能仅仅停止在“知道”而已，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比如说我在讲电影、中外电影欣赏评论课时，就要捎带讲到中外电影史；但是在电影学院里，电影史本身已经构成一个专业，而且一部电影史可能要讲一学年。电影史就在网上，你按三个键，一部电影史就显现出来了，还需要老师拿着电影史画出重点，再抄在黑板上吗？

因此我讲了两章以后，就合上书了。我每星期只有两堂课，对同学来说，这两堂课是宝贵的，我恐怕更要强调认识性。我们知道了一些，怎样认识它？又怎样通过我们的笔把我们的认识记录下来，而且这个记录的过程使别人在阅读的时候，传达了这种知识，并且产生阅读的快感？本学期开学以来，同学们都想让我讲创作，但是我用了三个星期六堂课的时间讲“人文”二字。大家非常惊讶，都举手说：“人文我懂啊，典型的一句话就够了——以人为本。”你能说他不知道吗？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会说“以人为本”；如果下面坐的是政府公务员，他们也知道以人为本；若是满堂的民工，只要其中一些是有文化的，他也会知道人文就是以人为本。那么我们大学学子是不是真的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一点呢？除了以人为本，还能告诉别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三万五千年以前，人类还处在蒙昧时期，那时人类进化的成就无非就是认识了火，发明了最简单的工具武器；但是到五千年前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出现了城邦的雏形，农业的雏形，有一般的交换贸易，而这时只能叫文明史，不能叫文化史。

文化史，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那时出现了楔形文字。有文字出现的时候才有文化史，然后就有了早期的文化现象。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再往前的一千年内，人类的文化都是神文化，在祭祀活动中，表达对神的崇拜；到下个一千年的时候，才有一点儿人文化的痕迹，也仅仅表现在人类处于童年想象时期的神和人类相结合生下的半人半神人物传说。那时的文化，整整用一千年时间才能得到一点点进步。

到公元前五百年时，出现了伊索寓言。我们在读《农夫和蛇》的时候，会感觉不就是这么一个寓言吗？不就是说对蛇一样的恶人不要有恻隐吗？甚至我们会觉得这个寓言的智慧性还不如我们的“杯弓蛇影”，不如我们的“掩耳盗铃”和“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寓言放在公元前五百年的人类文化坐标上来看待。公元前五百年出现了一个奴隶叫伊索，我个人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人文主义的体现。想一想，公元前五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奴隶通过自己的思想力争取到了自己的自由，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通过思想力争取到自由的记录。伊索的主人在世的时候曾经问过他：“伊索，你需要什么？”伊索说：“主人，我需要自由。”他的主人那时不想给伊索自由。伊索内心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他经常扮演的角色也只不过是主人有客人来时，给客人讲一个故事。伊索通过自己的思想力来创造故事，他知道若做不好这件事情，他决然没有自由；做好了，可能有自由，也仅仅是可能。当伊索得到自由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主人也快死了，在临死前给了伊索自由。

当我们这样来看伊索、伊索寓言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件事，会对历史心生出一种温情和感动。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人文主义要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在伊索之后才出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生三位都强调过阅读伊索的重要性。我个人把它确立为人类文明史中相当重要的人文主义事件。还有耶稣出现之前，人类是受上帝控制的，上帝主宰我们的灵魂，主宰我们死后到另一个世界的生存。但是到耶稣时就不一样了，从前人类对神文化的崇拜（这种崇拜最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到耶稣这里成为人文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即使耶稣这人是虚构出来的，也表明人类在思想中有一种要摆脱上帝与自己关系的本能。耶稣是人之子，是由人类母亲所生的，是宗教中的第一个非神之“神”。我们要为自己创造另一个神，才发生了宗教上的讨伐。最后在没有征服成功的情况下，说：“好吧，我们也承认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因为流血已不能征讨人类，需要一个平凡的神的思想力。

那时是人文主义的世界。我们在分析宗教的时候，发现基督教义中谈到了战争，提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获胜的一方要善待俘虏。关于善待俘虏的话一直到今天都存在，这是全世界的共识，我们没有改变这一点，我们继承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这是人类的文明。还有，获胜的一方有义务保护失败方的妇女和儿童俘虏，不得杀害他们。这是什么？是早期的人道主义。还提到富人要对穷人慷慨一些，要关心他们孩子上学的问题，关心到他们之中麻风病人的问题。后来，萧伯纳也曾谈到过这样的问题，及对整个社会的认识，认为当贫穷存在时，富人不可能像自己想象中一样过上真正幸福的日子，请想象一下，无论你富到什么程度，只要城市中存在贫民窟，在贫民窟里有传染病，当富人不能用栅栏把这些给隔离开的时候，当你随时能看到失学儿童的时候，如果那个富人不是麻木的，他肯定会感到他的幸福是不安全的。

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英国、法国都有这么长时间的历史了，但我似乎从来没有接触过欧洲的文化人所写的对于当时王权的歌颂。但在孔老夫子润色过的《诗经》里，包括风雅颂。风指民间的，雅是文化人的，而颂就是记录中国古代的文化人士对当时拥有王权者们的称颂。这给了我特别奇怪的想法，文化人士的前身，和王权发生过那样的关系，为什么会那样？古罗马在那么早的时期已经形成了三权分立、元老院，元老院的形式还是圆形桌子，每个人都可以就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事物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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