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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六韬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中国早期军事百科全书。中华书局出版。

作者:陈曦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8-03-22

书籍编号:30435910

ISBN:978710111852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3610

版次:1

所属分类:中外名著-中国名著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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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距今九百三十多年的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六韬》从汗牛充栋的历代兵书中脱颖而出,与《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确定为武学经书,从此正式跻身古代兵书的第一方阵,成为兵学著作中最耀眼的七颗明星之一。它们彼此交相辉映,共同彰显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仅就篇幅而言,与其他六部兵家经典相比,《六韬》的字数最多,今本近两万字,共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计六十篇,规模庞大,论述精辟,思想丰富,被誉为先秦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美国学者凯德·史密斯在《如何读〈六韬〉》一文中,则认为它“像一本军事百科全书”。


那么,这部杰出的“军事百科全书”是何人何时创作的?这是学习与研究《六韬》必须了解的问题。历代学人对此众口不一,歧见迭出,概括而言竟至少有以下八种之多的说法。


其一,认为是殷商之际的军事家吕望所作。《隋书·经籍志》是《六韬》一书目前所见的最早著录者,称有《太公六韬》五卷,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吕望,姜姓,名望,字子牙;又有吕尚、太公之称。若认定姜望是《六韬》一书的作者,则该书的成书年代是商末周初。


其二,认为是由春秋时期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的官员整理成书。陈青荣在《重新认识〈六韬〉的资料价值》一文中说:“《六韬》一书是齐桓公复修太公之法时,齐官府据周室旧档案整理成书的。”


其三,认为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刘宏章在《〈六韬〉初探》一文中说:“《六韬》成书应在战国,其下限在战国中期。”


其四,认为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徐勇在《先秦兵书通解》一书中说:“《六韬》是基本成型于战国中后期的兵家著作。”


其五,认为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当代学者多持此论,代表者如孔德骐在《六韬浅说》一书中说:“《六韬》成书于战国后期。”吴如嵩在《〈六韬浅说〉序》中断定:“《六韬》是一部托名姜太公撰,实为战国末期无名氏的作品。”


其六,认为是秦代一位在野人士的作品。张烈在《〈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一文中说:“《六韬》一书当是秦始皇统治时期一位在野之士所撰写的一部反暴政的作品。”


其七,认为是楚汉之际好事者的作品。宋人罗泌的《路史·发挥·论太公》说:“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也说:“必秦汉间人所伪撰。”


其八,认为是魏晋以后谈兵人士的作品。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以上八种说法中的第一、二、八种,可被确定是不成立的。首先,《六韬》用了很多篇幅论述了骑兵的选拔标准、作战特点及其与步兵、车兵的协同配合,这是骑兵大规模用于战争之后产生的理论成果的反映。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的“胡服骑射”,拉开了战国时期各国组建骑兵部队的帷幕,据此可以推定《六韬》成书的上限不应早于公元前307年。其次,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与今本《六韬》前三卷《文韬》、《武韬》、《龙韬》的部分篇章相合的。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的西汉中山怀王刘修(死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的墓中,也出土了与今本《六韬》的篇题与文字相合的竹简。银雀山《六韬》竹简不避西汉帝王讳,如汉高祖的“邦”字、汉文帝的“恒”字;同样,定县《六韬》竹简也不避帝王讳,如汉文帝的“恒”字。这两次出土的文献,尤其是银雀山汉简,有力证明了《六韬》成书的下限不应晚于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之前的楚汉相争时期(前206—前202年)。所以《六韬》的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307年到公元前202年之间,而上述关于《六韬》成书年代的第一、二、八种说法因在这一时间范围之外而不攻自破。


在第三、四、五、六、七种说法中,笔者认为更合理的应是孔德骐、吴如嵩等主张的第五种,即《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至于作者的姓名、身份等,则已很难确考。认定此说的主要理由在于《六韬》一书整合了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学说,其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美誉的确不虚。举凡兵、儒、道、法、墨、阴阳等先秦学派的政治理念与兵学思想,均在《六韬》一书当中有所体现,反映了战国后期天下学术趋于综合的时代特征。此外,它与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尉缭子》、《孙膑兵法》、《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书,在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也有不少相似相合之处,这说明《六韬》与这些著作产生的历史年代是十分接近的。


当然,《六韬》一书绝非属于平庸的“杂家”,不是由各家思想简单拼凑而成的,而是借鉴中有发挥,整合中有创造,显示了作者卓越不凡的政治眼光与军事素养。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是政治斗争的延续,不能将军事与政治割裂开来,而应充分地站在政治的高度观照军事,这一观念在《六韬》当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大致说来,《六韬》全书的思想内容可以分为政治学与军事学两大部分,其中第一卷《文韬》与第二卷《武韬》的主要篇幅,探讨的是君王治国之道,后四卷探讨的是打仗用兵之术。


《六韬》采用的是对话体的撰述方式,全书基本上是由一段一段的对话连缀而成的。对话者仅三人——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在《六韬》作者的笔下,周文王、周武王虽贵为君王,但在姜太公面前却十分谦逊,的确像是勤学好问的学生;而姜太公则有问必答,释疑解惑,见识卓绝,不愧其“师尚父”的身份。出现在《六韬》前两卷的姜太公,非常重视君主的行为规范建设,认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文韬·盈虚第二》),不厌其详地从各种角度探讨为君之道,使得为君之道构成了《六韬》政治学的核心内容。作者兼收并蓄了儒家的仁民爱物、墨家的尚贤节用、道家的清静无为、法家的赏罚严明等,同时又多有发展与创造。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发展了“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慎子·威德》)的思想,反复倡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文韬·文师第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武韬·顺启第十六》)的理念,并立足于此大力构建其利民主张。


类似的表述,亦见于《吕氏春秋·贵公》与《逸周书·殷祝解》。《吕氏春秋·贵公》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逸周书·殷祝解》作:“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仔细辨析两者的语境与意蕴,可知《吕氏春秋·贵公》强调的是:身为“万民之主”的君王不应将天下视为某一个人的天下,不应只偏私一人而罔顾他人。君王应效仿天地自然的公正无私,普施恩泽,关爱天下每一个臣民。再看《逸周书·殷祝解》,它着力传达的是君位无常的思想,以此显示推翻夏桀统治的商汤政权的“合法性”;认为天子之位只应属于品行高尚的“有道者”,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拥有天下,治理天下。


与《吕氏春秋·贵公》、《逸周书·殷祝解》有所不同的是,《六韬》既无意营建与天道相通的“贵公”境界,也无意论证既得政权的“合法性”,而是站在维护君权的角度,放眼争名逐利、计较得失的凡俗人世,盘算着怎样才能帮助君主守住得之不易的王位。作者洞察人性的幽暗,认定“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文韬·文师第一》),“取天下者,若逐野兽,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武韬·发启第十三》),因此君王不能独享天下之利,而应与天下人共同分享好处。在《六韬》作者看来,能够给天下臣民分利,关乎政权的安稳、天下的得失,所谓“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文韬·文师第一》),“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武韬·发启第十三》)。只有以“利而无害”的方式“爱民”,才能“主尊人安”(《文韬·国务第三》);国君要懂得创造财富的重要,并肯把财富分给宗亲,因为“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文韬·守土第七》)。不同于孟子“何必曰利”的理论姿态,《六韬》作者高度重视“利”,甚至声称:“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文韬·文师第一》)这里的“道”,虽然没有道家“道论”的宇宙哲学的深邃,也没有儒家“道论”的政治伦理的高标,却能贴近现实民生,深切地体恤天下百姓的贫苦,认为君主应使人人获利,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坐稳王位,否则就会丢掉江山,失去天下。历史证明此论并非危言耸听,秦王朝不正因为实践了李斯只满足君欲的所谓“独擅天下之利”(《史记·李斯列传》)的主张,竭泽而渔,剥削过度,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快速灭亡了吗?《六韬》的利民主张,提醒历代君主关心民生,惠利百姓,如若不然,灾难与悲剧就会接踵而至。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并深化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天下苍生的生计改善与利益维护。


作为兵学经典,《六韬》在军事领域的建树更为可观,多方发展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学的理论成果,探讨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战略、战术、选将、练兵、编制、武器、通讯等,论述细密,创见颇多,至少有以下四点精华特别值得介绍。


一是服务于“全胜”战略的“文伐”主张。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六韬》作者积极响应了孙武的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在《龙韬·军势第二十六》中指出:“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认为将领要清楚最高级的作战是“无与战”,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取得胜利。在《龙韬·立将第二十一》中,则对“兵不接刃,而敌降服”的胜利景象充满期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武韬·发启第十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以精辟的语言揭示了无需战斗、没有伤亡,是抵达“全胜”境界的两个必要条件。


实现“全胜”既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也需要“伐谋”、“伐交”的有效手段。《六韬》有效改变了孙武对于“伐谋”、“伐交”论述寥寥的缺憾,在《武韬·文伐第十五》中提出了用非军事手段打击敌人的十二种“文伐”之法。针对敌方掌握政治、军事大权的关键人物,如国君及其身边的近臣、忠臣、乱臣等,该篇设计了十二种诡诈之术以收买、迷惑、离间敌人,从而达到“不战”而削弱、瓦解敌人力量与意志的目的,极大拓展了《孙子兵法》以非军事手段挫败敌人的理论思路。


二是丰富多样的作战形式与深入细致的战术思想。


吴如嵩曾指出《六韬》在军事学术上的一大贡献,“就是它广泛地论述了多种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其篇幅之大,范围之大,分析之细,在先秦的兵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六韬浅说〉序》)。针对不同战场境遇所应采用的具体战法,《六韬》作了十分详细的探讨。书中谈到的地形,有森林、深草灌木、平原、山地、池沼、江河、险隘地、开阔地等;探讨的战法,有围城、渡河、袭扰、偷袭、突围、迂回、追击、伏击、防火攻、防夜袭、防突袭,以及山地防御战法、江河防御战法、“猝遇敌人”的遭遇战法、“陈(阵)皆坚固”的阵地战法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战场情境以及战胜敌人的具体战术,《六韬》都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与恰切的分析,反映了《六韬》作者对战国时期复杂多样的战争形态的精深研究。《六韬》提炼出的一些作战指导原则,如“必出之道,器械为宝,勇斗为首”(《虎韬·必出第三十四》)、“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虎韬·金鼓第三十八》)等,已成用兵者的座右铭。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六韬》一书还深入研究了三大兵种——车兵、步兵、骑兵的不同特性与作战方法。《吴子》、《孙膑兵法》虽也有对三大兵种的战术理论的探析,但其详细程度是无法与《六韬》相比的。书中总结出了车兵的“十害”、“八胜”,骑兵的“十胜”、“九败”,以及各自作战性能的不同,即“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犬韬·均兵第五十五》),“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犬韬·战车第五十八》)等。对于车兵、骑兵的选拔标准,《六韬·豹韬》中设有两篇专文——《武车士第五十六》与《武骑士第五十七》,分别说明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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