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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胡雪岩的处事与经商智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司马云飞著

出版社:中国物资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05-01

书籍编号:30435341

ISBN:978750472354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8180

版次:1

所属分类:成功励志-为人处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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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一句流传清朝民间百年的经典谚语,道出了一个深谙中国智慧权谋的传奇商人在国人心目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在封建皇权时代,为了一个红顶子,读书人要皓首穷经多少年,即使侥幸中了进士,还要熬资格,小心翼翼不出纰漏地熬到须发皆白,顶子才可能红。这还只是贵,至于富,还要能放出去做实缺、肥缺的地方官,还要敢于贪污受贿。而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却能既富且贵,名满天下,还得到慈禧太后钦赐匾额、黄马褂,其人是天才,其际遇是异数。


说到底,源于胡雪岩的几条过人长处:


一是有眼光,能够识人,因人成事。先是结交王有龄起家,后来又在左宗棠这棵大树下乘凉,结交漕帮成了小爷叔,得到了漕运的便利,而开钱庄、当铺、药店、丝坊,做军火生意,联合商界与洋人抗衡,无一不是因人成事。令人敬佩的是,胡雪岩那么大的家当基本上是靠朋友做的,自家子女并没有介入,在清朝那样的时代居然没有办成一个家族企业,可见胡雪岩的心胸之大。心胸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二是为人诚信,重视信誉,一诺千金。胡雪岩是个胳膊折了吞袖筒的人,他常说,信誉就是钱。实际上,信誉比钱还要值钱得多。钱庄不消说,就是偶然下海玩出来的胡庆余堂,也是与同仁堂南北辉映的百年老店,用料之精,用工之细,享誉海内。我们现在知道的“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就是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


三是有政治头脑,深谙官场之道,恪守官场的潜规则。胡雪岩每次见官,袖管里必揣上数额或大或小的银票,逢人便投人所好,善拉交情,好交朋友。为摆平巡抚黄宗汉,不惜将自己的小妾忍痛割爱。如此心机,偌大投入,自然是左右逢源,抬头见喜,既平步青云,又日进斗金。


这才是胡雪岩最根本的成功之道,他遵守潜规则,不断寻找官商利益的契合点,不断实现花花轿子人抬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双赢或者多赢的目的。对胡雪岩本人而言,也无可厚非,本来在商言商,赚钱是目的,打不通的路要想办法打通,摆不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摆平。当时的中国商人就是在这样的夹缝里生存的。


然而,很多人将胡雪岩奉为圭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说,却是不正常的。因为胡雪岩的飞黄腾达是熟谙、遵守、利用潜规则的结果,是对市场经济规则的践踏,也是与同行的不公平竞争,这种潜规则充分说明当时市场经济体制的匮乏。胡雪岩一人的高效率是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低下换来的。很多人喜欢读描写胡雪岩的书,可能对潜规则的接受也变得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实在不是健康现象。


容器什么形状,倒进去的水就是什么形状。官场潜规则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把从商者规范成这样一个形态:只要遵守潜规则,就可以在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依赖许许多多的邪门歪道发财。从而,对经济规律的尊重,对市场规则的遵守,从商的敬业、敬畏、诚信、勤奋、谨慎,都可以置之不理。


胡雪岩以他卓越的圆通能力在夹缝里生存发展,在官场漕帮黑白两道的夹缝里,在民族经济与西方经济的夹缝里,在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夹缝里,踢打出了一个世界,一方天地。但遗憾的是,这个夹缝最终毁了他,左宗棠的死使他成了官场倾轧的牺牲品。从白手起家到富甲天下,再回到一文不名,走完了他人生轨迹的圆圈。


胡雪岩曾经说过,本来我什么都不是,现在有钱了,吃过,见过,玩过,乐过,最多赤条条来,再赤条条去。信口之言,竟成谶语。


的确作为名动天下的商界大亨,虽然是胡雪岩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但是胡雪岩作为一位商业奇才,他叱诧商场的经营智慧和圆融人生的处世哲学是值得现代人借鉴品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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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


“五谷生在肥沃的土地上,不生在石头田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没有碰到机会的时候,就好比在石头上求谷,哪里会得到?等到运气来了,就好像在自家的园子里摘果实,随取随得。胡雪岩所处的时代就是他经商大成的“运气”,因为这种时代为其大行官商之道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胡雪岩生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卒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交替、纷纭复杂的大变革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溃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少数民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威胁,相反,在与周边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固步自封。近代前的二三百年间,明清专制政权实行闭关锁海和抑商政策,使中国错过了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的封建社会末期,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十八岁那年,即道光二十年(公元1984年),鸦片战争爆发。大不列颠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和绿营,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84 2年8月29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二千一百万元赔款(不包括六百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十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中国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榨这一沉重的负担,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公元1842至1852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建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等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


中国内乱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这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恃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向来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燹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再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空虚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因财政捉襟见肘错失良机。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为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


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西方列强大量商品的输入,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


自秦汉以来,都有轻商的传统,以后各朝均奉行不变。传统的崇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更是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为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社会出现“力田稀、服贾繁”的局面。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人中国,这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方面,欧潮东渐与商品经济联合冲击传统社会安贫守道、默奢尚俭的固有观念,致使去朴从艳、斗富竞奢成为愈演愈烈的社会时尚。由此导致了从商获利成为了一种趋势。


另一方面,西学,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泛传入中国,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们通过考察中西政教、探究强弱之本,越来越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其中有一条即是借鉴西方国家以商立国的经验。


人在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是胡雪岩游走官商两界的一个社会平台。但仅有这一条那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胡雪岩能在这个时代中把握变幻莫测的时势大局,这一点是胡雪岩能够成为商界巨子的重要因素。


胡雪岩善于驾驭时局,首先体现在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但胡雪岩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一种特殊驾驭才能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清朝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却可怜又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洋人,无非是一厢情愿而已。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以理持家,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免得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多,逐渐与洋人合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与胡雪岩有关的,在早期,何桂清、王有龄见解相近,都是利用洋人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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