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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及全球视角下的IP、竞争与互联网发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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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美及全球视角下的IP、竞争与互联网发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腾讯研究院著

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8-02-01

书籍编号:30394345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846

版次:1

所属分类:互联网+-互联网思维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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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北大-斯坦福-牛津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与经济发展

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


2017年12月4日,第6届北大-斯坦福-牛津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在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成功举办。本次论坛设置了四个主题,分别是:中国版权保护及版权相关交易的演变,中美专利制度发展,互联网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互联网环境下的反垄断问题。论坛邀请到了20多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以对话或主题演讲的形式讨论这些问题。本文根据各环节专家发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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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国版权保护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版权交易依赖于有效的版权保护。本环节由旧金山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刘家瑞主持。围绕中国版权法及其执法的发展,腾讯集团总法律顾问Brent Irvin就腾讯集团战略调整、内容交易、IP衍生开发、权利保护等问题发表看法,他指出,版权环境的改善给企业进行内容交易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多元化创作和作品利用模式的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副教授张丰艳从音乐人、音乐作品和音乐产业等角度分析了版权执法环境改善给音乐行业带来的积极影响,她指出,版权保护有利于艺术创作,应该重视版权保护,并建立作品版权库,提高作品利用效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教授从《著作权法》修订过程入手,指出了《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和争议并给出建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Paul Goldstein从实证研究、市场因素等角度分析了版权保护对高品质艺术创作的影响,他指出,内容变现是对创作者和内容公司的巨大挑战,没有版权保护,会导致版权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


Brent Irvin:有效版权保护增加社会文化福利


战略调整:从社交和游戏公司到互联网媒体平台


过去几年,腾讯逐渐从一个致力于社交和游戏的公司转变成互联网媒体平台,在线提供内容,包括视频、游戏、音乐以及文学等。经济、社会及法律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腾讯的战略调整。


第一,经济因素。腾讯商业模式改变,以前是单一的广告收入,收入甚微,现在是很多独立的(版权在线)交易。中国文学市场繁荣,在线阅读、QQ音乐十分受欢迎,这些都是独立的盈利业务,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第二,社会因素。中国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从支付到内容消费,全部用手机进行,在这个方面中国实际上是领先美国和欧洲的,用户通过移动方式接入互联网进行内容消费,这影响了腾讯的战略定位。


第三,法律因素。5年前腾讯计划将战略重点放在音乐、电影及文字等诸多内容上时,考虑到获得版权耗资巨大,必须对内容进行变现。如果要把内容变现,必须推进知识产权保护,鉴于当时中国的版权法律环境已经有所改善,腾讯可以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腾讯内部建立了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团队,包括内部律师团队和版权监测软件。基于此,腾讯进行了战略调整,将重点转移到内容上,否则是不可能的。


此外,多年来,腾讯与唱片公司合作,共同打击盗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以前,中国的音乐市场不健全,盗版很多,盈利主要通过电视或演唱会,但其市场是比较小的,对于艺人而言,单一的盈利模式不利于多元化的音乐创作,用户也就没办法获得多元化的音乐作品。过去几年版权保护得到重大改善,真正打击了盗版、剽窃行为,音乐产业逐渐健康发展,作品利用模式不断创新,版权法执法的加强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衍生作品权利:著作权+商标权的救济模式


腾讯在不同的平台上对IP进行衍生开发,比如根据游戏拍一部电影,或者基于科幻小说开发电子游戏,产生衍生作品。对于衍生作品的权利,一般而言,中国的著作权法可以提供对应的保护。但衍生开发总会有一些灰色地带,这个问题在美国,在中国,在欧洲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比如把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子游戏,或者将电子游戏改编成电影,涉及著作权保护,腾讯还会通过注册商标进行补充保护,比如游戏,不仅将游戏名称注册成商标,还会将具体的游戏元素注册成商标,过去几年,腾讯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标申请者。在著作权的灰色地带,比如电视节目,如果涉及对腾讯版权内容的盗用,腾讯首先会选择通过著作权法进行保护,如果行不通,则通过商标法进行保护,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


版权保护有利于内容交易、多元化创作和衍生开发


版权保护加强对版权内容交易、多元化创作和衍生开发有着很大的激励作用。当前,中国用户获得作品的价格相对较低,获得的途径也很多,基于版权环境的改善,企业获得授权并通过版权交易盈利的模式有利于用户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作品和作者多元化创作,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文化福利。


张丰艳:版权保护有利于艺术创作


中国版权执法环境改善给音乐产业带来积极影响


中国版权执法环境改善使得盗版情况大大减少,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对于音乐人,商业模式的改变使其收入增加,可以努力创造好的作品以满足市场需要;对于音乐本身,版权环境的改善和利用模式的拓展使音乐内容越来越多元,中国音乐要想走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多元化发展;对于音乐产业,版权环境的改善使音乐行业开始留住人才,因为目前版权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新的商业模式的可能性。


音乐人为什么创作?为艺术创作还是为钱创作,有一些是比较模糊的,其实两个因素都会起作用,因为音乐不仅是创作部分,录制环节(sounding recording)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才能取得高质量的作品。版权保护很重要,创作者需要有一个健全的环境,如果没有人能够保护权利人的版权,创作者将失去创作意愿,为了确保社会上有更多的创意和创作,需要进行版权保护,这是必须和必要的。版权执法环境的改善能够打破盗版的恶性循环,减轻对音乐价值的贬损,激励创作。


建立音乐作品版权库,提高作品获得效率


美国有很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很多曲目,但中国的情况是,很多时候没有取得音乐的合法途径,虽然中国也有一个音乐领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但其版权作品数量不足,多数情况下使用者无法确认作品的权利人,导致效率低下。对此,必须依靠政府、企业或组织建立作品库,方便使用人获得作品。


集体管理组织和版权登记不属于同一个管理部门,我也不知道这么解释是否讲明白了。1.版权登记(美国是版权登记办公室,中国是各地方和国家版权保护中心),但对登记的作品,美国有盗版作品赔偿区间,最低不低于750美金,中国按难以估算的实际损失,没有赔偿的最低限度;2.集体管理组织,主要是因为管理效率,分配给权利人的权益,和分配的合理、公平和透明性,影响他们的入会积极性。


李明德:《著作权法》修订是一个多方参与、互动的过程


专家、学者在《著作权法》修订中的作用


立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专家、学者参与到修订工作中,不断地重复其建议和主张,最终,一些很好的立法建议会在不同的阶段上被接受。《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专家组的很多建议被国家版权局采纳:


第一个是废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都是作为文字作品受到保护的。但是中国制订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该条例的所有规定均来自《著作权法》,而且在移植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遗漏了一些内容,这对软件的著作权保护是不利的。


因此,我们依据国际惯例及其他国家立法情况,提议废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美国1980年修订版权法,对软件提供版权保护,该法律对此只做了两点改变——第一,如何定义软件;第二,软件权利的例外。其余的适用整个版权法的规定。据此,我们在建议稿中提议,在《著作权法》第三条作品定义中,增加对软件的定义,然后把《计算机保护条例》中软件权利的例外增加进来,以解决计算机软件的保护问题。


废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并不会降低对软件的保护,反而会加强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比如,《著作权法》中有关于技术措施的保护,有关于权利信息的保护,但是《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并没有这些规定,所以一旦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废除,计算机软件的保护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其实是为计算机软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保护。


第二个是删除对于录像制品的保护。中国《著作权法》规定了邻接权或与著作权相邻的权利,欧洲(将这些权利)细分成表演者权、录音制作者权和广播组织权,中国多了一个录像,而且对录像的定义不清楚。电影和录像从技术上讲,没有什么区别,即有伴音或无伴音的连续画面,区别在于独创性。所以我们建议,达到独创性要求的录像构成电影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达不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标准的录像,就把它删除。


第三个是关于强化版权保护的,尤其是引入损害性赔偿,不仅仅依据权利人损失、被告所获利润和法定赔偿确定赔偿数额,我们建议引入惩罚性赔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的专家建议稿提出,法定赔偿的数额应当是一万以上,一百万元以下,但立法机关最终没有接受该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的版权法规定了一个最低标准,适用于反复侵权、恶意侵权的情形,这给中国的立法者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有一个最低的一万元赔偿数额,潜在的侵权者,包括一些互联网公司,可能会谨慎小心,避免侵权,现行《著作权法》的判赔标准对他们不构成威慑。


《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的焦点问题


第一个争议问题是录音制品,音乐作品的许可是强制许可还是法定许可?关于独家授权,1909年美国版权法的规定是:第一,音乐作者不能独家许可,只是能一般性许可使用;第二,当其他公司以相同的条件要求音乐作品权利人发放许可时,必须许可。这被称为强制许可,其发放人是权利人,即词曲作者。但是中国《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将其规定为法定许可,音乐制作公司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而非权利人获得许可并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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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环节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Lisa Ouellette主持,专家嘉宾分别是来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平教授,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崔国斌教授,以及来自斯坦福法学院的Mark Lemley教授。专家们围绕着互联网政策和中美专利制度,对专利流氓(patent troll),可专利性,以及专利有效性纠纷的解决对策等问题展开讨论。崔国斌教授从专利法发展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可专利性的核心——技术性,并就中国专利制度中的职权分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应谨慎对待专利禁令。同时,针对“FRAND”原则,提出了标准必要专利不应该采用强制性定价方式的建议。张平教授分享了诸多前沿案例和观点,论证了“FRAND”承诺具有合同法上的约束力和禁反言效力,并分析了中美专利流氓的区别,认为当前中国专利流氓尚在初级阶段。Mark Lemley教授则在可专利性的讨论中分享了美国的实践,指出中美专利的区别在于“技术性效益”的判断,并就IPR是否违宪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其合法性并表达了支持态度。


崔国斌:可专利性的核心是技术性


技术性是可专利性的核心标准


针对可专利主题,中国法律的规定有两个条款。首先是《专利法》第二条为专利提供了一般定义,其次是第二十五条为专利保护的排除列了一个清单。清单里居首的是科学发现以及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清单中的客体因为缺乏技术性,所以不能被授予专利,这种考量就类似于美国规则中的商业模式和算法。


在中国,专利审查员通常会将该创新是否能够解决一个技术问题,或者能不能产生技术性的效果作为是否授予专利权的评估方式。对于技术,很难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过去,专利的保护对象更有形,比如机器或者化学物。后来延伸保护了方法、合成物等,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客体,比如商业方法和算法。但这些是否能够真的解决技术问题,需要通过和旧的技术进行比较,并且需要依赖于直觉性的判断。


技术性的界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中国更加重视技术解决的问题本质,即如果被解决的问题本身不是技术性问题,那么我们会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也就很难符合专利性。我发现美国专利中有一个专利是打高尔夫球的玩法系统,在我理解里,这个在中国就是类似游戏的规则,没有技术性的功能,所以不具有可专利性。但是,这在美国法律中就具有可专利性。


中国现在不断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在修正案中补充了对于软件和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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