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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锦书来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以书信打开历史节点,穿越喧嚣和浮躁,张冠生带你回到质朴的见字如面的时代,品味名家书札中的故事

作者:张冠生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4-01

书籍编号:30386671

ISBN:978750609406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8994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散文随笔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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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言


信函的衰退,笔记本的崛起!人们不再给别人写信;他们写给自己。


——苏珊·桑塔格

序:记住信札文化/沈昌文


同冠生兄相交几十年,这次我才发现,原来他老兄也是文化界信札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


我是出版界的老编辑匠,这一行干了一辈子。干我们这一行的,通信是重要交际手段。我们要常同不少大学者写信,向他们请教、约稿。他们的复示,就是我们的宝贝,值得我们反复拜读,永久珍藏。比如吕叔湘老人家,我几次向他请益之后,他几乎每月给我一封信,畅谈对我所编书刊的意见和看法。我每次读他的来信都几乎感动得下泪,老人家对我帮助实在太大了。


当年我十分喜欢同海外与台湾的书友通信和请教。我觉得,他们对信札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比我们更珍视。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书信被“造反派”抄获往往是致人死命的重要手段。这我所见多矣!


但更奇怪的是,海外朋友的信札大多还注意形式,如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国内的朋友多不如此。国内的特别是共产党内的朋友来信,我只见过一位海宁查家出身的同志,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余未见过。


读冠生兄此书,我懂得,信札文化在全世界都受重视,因为它既具史料价值,又具艺术价值。这使我又想起一件小事。上世纪80年代我筹备出版一位保加利亚作者写的一本书时,发现书中所引马克思的书信在国内出的有关文集里都只列出原文,不加翻译,原因是那里谈到了性的问题。我们当年连马克思老人家的书信都要忌讳,还谈得上别人吗?


但是,我担忧,在世界范围内,信札文化都会渐渐退化。因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用笔写信了。有事,发个电子邮件,谁还拿起笔写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冠生在做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我祝贺他!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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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


《张謇存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第1版


辛亥革命后,熊希龄为内阁延揽“第一流人才”,张謇出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裁,制定农、工、商、矿各业法令,规划全国水利设施,设立棉、糖、林、牧等试验场,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百业待兴。


治国平天下之时,张謇未忘家中幼子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张謇存稿》五十多万字,十之八九是函电、书信,可直接作“张謇书信”看。其中家书百余封,老牛舐犊,有趣,有味。文字中有个很醒目的主题——培养良好习惯。


其时,其子正读初小,初学写信,与张謇书信往还过程中,凡有文字疏漏,必能得父亲纠正。一次,其子来信是托人所写,张謇即回信说:“儿须知父苦心,细细看过,一一收好。须用纸夹,收得整齐。儿不会做者,交德润做。儿能做者,须自己做。切勿习懒,记得儿五六岁时吃饭拿凳皆要自己做,别人做辄哭,可见儿本性是勤,现在寄父之信,尚托人写,是渐渐向懒,此大病也。儿须痛改!”


张謇十分看重课堂之余的修习。知道儿子喜读诗,便打算专为其选些古人小诗,供其课外阅读。他对家居生活中的闲言碎语比较戒备,为此曾寄《徐霞客游记》给儿子,嘱咐“无事时可看一小段……胜似说无益话”。为帮助儿子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张謇还曾提示说:“每日上课外能有两三小时安心用功,不愁不长进。儿其自砺!成人之基在是。”“国文须自于星期或课余温习,勿使荒落。”


习惯养成,存乎细节。张謇家书中,多处可见他在细节上对儿子的督导。儿子十五岁上给他写信,大概觉得自己长大了,遂在信封上以字署名。张謇读过,回信时由“字”说起,循循善诱——“古之人冠而字,以其有成人之礼,而尊其名也。今儿裁十五,父虽曾为之字,而未以命之也。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可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于礼教,不可不知。”


由此开始,张謇愈加注重儿子为人之道的训导。在校中,“对教师须温敬;对同学须谦虚”。入社会,“世道日趋于乱,人心亦趋于恶,君子处之,唯有中正澹退。儿若观《易》,当能悟父所言。儿处人须时时记定‘泛爱众而亲仁’一语。尤须记‘谨而信’一语。所谓《论语》《孟子》,信得一二语,便终身受用不尽也。平日勿雌黄人物,勿随众浪掷可贵之时间,作无益害有益”。“外间谣言日多,坏人日众,儿慎言慎行,为时时须注意之事。”


或是因为张謇对礼崩乐坏的感受特别强烈,另一封家信又嘱咐:“世道人心实不堪问,儿在外务须择交。设有所闻,少发议论,议论高,招人忌;议论鄙陋,惹人訾。”这自然是张謇的经验之谈,不过,儿子尚小,缺少经验,尺度难把握,若因此小心到谨小慎微,临事欠坦荡,为父者恐怕会另有忐忑。故,言教之外,张謇施以身教,告儿——“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不事机诈。人之以机诈待父者,往往自败。然父仍含容之。所谓君子落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也。”


张謇超迈,也期待儿子既仁于世,且游于艺。为此,养性怡情的功课不可少。他曾以家中庭院栽种的核桃、腊梅为题赋诗,写在信中给儿子读——“生平手植众草木,一华一谢皆关心。二树当年本移置,数尺列我堂之阴。堂成三千六百日,岁岁度高三两寻。一树累累甫结实,喜笑待荐祖考歆;一树繁花媚残蜡,照窗万点堆黄金。方期嘉树为娱老,婆娑其间啸且吟……”


家庭教育之外,广开民智是张謇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观其一生事功,主要集中于实业、教育和慈善。三者之间,又以教育为轴心。对教育事业的意义及发端,张謇朝思暮想,且啸且吟——“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启民智必由教育”;“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也”……


不妨说,张謇创办实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兴办教育事业积累资金。1903年,他在南通创建通州师范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从1903年到1907年,他为该校投入经费十八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他创办的大生纱厂的利润,其余是他和亲友的捐款。


采取这种模式,秉持“师范为教育之母”的理念,仅在南通一地,张謇就创办了通州师范、女子师范、通海五属公立中学、私立实业敬孺初级中学、东台母里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他说:“鄙人立志办师范学校,盖始于此。”他还留下了“家可毁,师范不可毁”、“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的遗教。张謇留下的文字中,有他对学童上学行路远近的考虑。


1906年某日,张謇写《论通州乡镇初等小学事寄劝学所教育会函》,表达前瞻之虑,函中说:“州境方一万里,合有初等小学四百所,此按每所之地纵横二十五方里而言,计校距离最远之学童为二里半,每日上学散步,行走十里,兼亦以是令学童练习勤劳也。而(我)昨自崇明久隆镇至牧垦公司,是日小雨,乡僻道路,泥泞非常,念如十岁以内学童,必不能胜此十里之行走……拟改为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是为纵横四方里。”


张謇以国务政要之身,亲民恤童之心,设身处地,细察寻常而不经意的疏漏,以改善格局,照顾学童脚力,此善何人可及?

梁济:“真堪向天大哭”


《梁巨川遗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1版


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清朝末年民政机构一个小官员。职位不高,见识不低,心志不小。用他自己的话说:“今者躬遇一代之末,一国之开,世道人心不绝如缕,思以一身讽世。”


“不绝如缕”本义是快要断掉,常指危局。梁济眼中的世道人心之“危”,在其《敬告世人书中》有明白表达——“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争名攘利,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势将使吾国之教义沦亡无存,吾不知前途何所底止,真堪向天大哭。”


真是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型士子。如此情怀,来自家教。梁济自幼生长于“严正有威,管摄周密”的家庭氛围。其外祖父“得秋冬气,严凝刚肃”,对儿辈孙辈皆督责笃实,毫无马虎处。“手容足容色容身容”,都有严格的尺度要求。“动作不庄,随即觉察”;“稍涉于玩,必加痛抶,尤以说诳为厉禁”。


在这样的家庭中,梁济的母亲也成为其时代少有的饱读诗书之人。他曾回忆早年庭训中的母教——“吾母墨迹尚有可宝存者数本。手写《大学》一本,亲自裱褙缝订,为余开蒙时所读者,自同治甲子起至甲戌常温诵之……余六岁在良乡外祖母家,能背诵《大学》带小注通本,为三姑母暨吾母所喜悦。”


另有一书,名《五种遗规》。梁济被规定“逐日逐篇,不许间断”。别的书,或可暂不求懂,能背诵即可。此书“如有未解,必讲说开导,俾得了然”。原因是此书讲“为人之本,不可忽略,欲做好人,须从此出”。


如此养成的好人,碰上世风日下的时代,浩叹回天无力,心情又回到读书上来。梁济遗书中,有大段文字追悔自己当初不好好读书——


余幼孤赤贫,性尤鲁钝,无志趣,不锐学,又家中未延师教授……于学问门径毫无所窥,识见陋极。少时闻潘佐阶指示读顾亭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国朝经世文编》等书,母由良乡所存山西书麓中取出《日知录》交付,然以知识低下,俗冗纷忙,视为不急,始终未读。又生平常想俟境遇清闲,将未读之书补行读完,如《史》《汉》《左》《国》、诸子等书真读一番,细心研究,乃回溯数十年,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竟未暇读。近廿年时事日迫,年矢日催,又思细阅时务新学诸书,亦未暇及。


格物致知既然不足,修身齐家或可指望,治国平天下则谈不上。梁济心忧至愤,无力平天下,有心醒天下,想到殉身,在遗书中写下自白:“今世风坏到极点,先民古训破坏难存,正急需以德义挽救世风,而人人不务操修,正与救世相反,譬如世有需求,而人无供给,余故勉承母教,作事不避迂拘,思唤起世道人心,去浇薄而就诚笃,不惜以性命贡献于社会。”


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有其父“以一身讽世”的决绝与从容——“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就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一个小官员的自杀,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震动。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说:“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以身殉了他的主义……他的几根老骨头,比那班满嘴道德暮楚朝秦冯道式的元老,要重得几千万倍。”


胡适在该刊第六卷第四号发文章说:“巨川先生致死的原因不在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至自杀。”


徐志摩借题发挥作文:“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挺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一流人……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


梁济为民族性灵存废所虑,极度失望之际,尚怀一丝希望,观数年,思数年,写数年,终至绝望,一朝投湖。与其说是殉清,不如说是殉其理想之国。在《敬告世人书》中,他说:“此事有千言万语,思欲遍告世人,而心血已枯,笔性最钝,言语艰涩……国变已数载,吾犹尚存,与我素志不符,深觉可耻。”


其谓“可耻”之尤,曰:“官场风习,不惟狃习旧污,抑且变本加厉,于数千年改革之大机会并不视为可重可珍,始终存一自营利禄之心,并无乘势澄清涤秽更新之意,一任伦常破坏,不求代价相偿;一任事理不公,不计再酿革命……致使政治变成伪善,全国人之观念愈趋愈卑……今日剥民膏以养多数无用之兵,其害更惨于甲寅百倍,驱迫国人为娼为盗,否则即不能存活,而一般人犹抱乐观,是尚有我存身之地乎?”


故,说梁济慷慨赴水仅是殉清,有点小看这位“最知耻的人”。他的眼光远大得多——“可以无气无骨而断送清国者,亦可以无气无骨而断送民国,于吾中国立国之本根关系极大,故以一死泣告世人。”如今,民国之断送已成事实,继民国而起之国如何?仍在梁济念中。

任芝铭:民国扑面而来


《任芝铭存稿》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任芝铭(1869—1969),河南新蔡人,清末举人,孙中山同盟会成员。辛亥革命后,奔走民主共和。北伐时期,花甲之年从军;抗战爆发,七十岁上“参加张轸师长抗日工作”,襟抱可见,亦知这位百岁老人一生居乱世。


1928年1月7日,任芝铭写信叮嘱家人:“当此乱世,金钱越多,目标越大,即危险亦越甚。俗言‘有钱难买乱世贫’,此话虽浅,实有至理。吾辈此后至多光阴,不过数年,或十数年耳。有福能享,才算真福。”


写此信时,任芝铭年届花甲,人在武昌。他听说妻子在家“近又买金姓宅基一处……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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