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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套装2册)(2016再版精装)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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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世杰作!与托尔斯泰平起平坐的文学大师,犯罪心理分析小说的经典之作!给你的灵魂找一个忏悔的理由!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思艺译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3-01

书籍编号:30379528

ISBN:978750573689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75941

版次:2

所属分类:中外名著-外国名著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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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72页。
  • 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 19世纪50年代在俄国形成的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和一种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斯特拉霍夫,对俄罗斯命运的关怀和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信念把他们结合起来,他们以陀氏兄弟创办的大型文学政治杂志《当代》(1860~1863)和《时代》(1864~1865)为中心和阵地,既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美学,又反对“纯艺术派”的唯美主义理论,而认为俄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德信念的沦丧在于俄国有教养的知识阶层长期脱离人民这一根基,出路在于知识分子必须与人民结合,吸取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根本因素——虔诚的基督教博爱精神和忠君思想,这样才能使俄国社会各阶层克服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信仰危机,重振俄国的经济文化,甚至为陷于道德精神危机的西欧社会指明新的出路。他们认为,真正的艺术体现的是人和人类思想,即基督精神,它永远能促进社会的道德进步和个人的道德完善,永远是人民的和民主的艺术,而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最完美的体现者,他的艺术天才无可争议地表现了俄罗斯精神对于全人类兄弟般团结的追求。
  • 俄国19世纪中期文学中的一系列优秀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比较聪明,有良好的教养,在社会政治方面,既不站在政府一边,也不站在人民一边,在文化方面,则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冲撞中无所适从,因此,对平庸的生活不满但又找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忧郁、苦闷、悲观,最终变成一事无成的“多余人”。主要有: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
  • 俄国19世纪50-6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也包括革命民主主义者)形象,他们热爱自由,尊重劳动,主张人与人之间互相友爱、信任和支持,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即追求个人的幸福不应损害他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要与祖国和人民的幸福统一起来。描写这一形象的作品主要有: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 俄国19世纪后期文学中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受过良好教育,有强烈的道德感,一度犯过错误,后来幡然悔悟,深深忏悔,并用实际行动来赎罪,主要见于托翁作品中。
  • 普希金对道德问题的重视,还体现在其“南方叙事诗”尤其是《茨冈人》中,其论述及以上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中道德问题的阐述,均请参见曾思艺《文化土壤里的情感之花——中西诗歌研究》,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15—29页,40—67页。
  • 转引自胡日佳《俄国文学与西方审美叙事模式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
  • “著名的俄罗斯最高纲领主义,即冲破一切界限、注目深渊的不可遏止的欲
  • 见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 任光宣《基辅罗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俄国文学与宗教》,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185—251页。
  • 有关论述详见朱宪生《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一书中第七章第二节“独特的心理描写”,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5-232页。

    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罪与罚》译序
    俄国伟大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821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高等军事工程学院。早在中学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和外国文学名著,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司各特、席勒等人的代表作品他都爱不释手。在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他不仅继续大量阅读俄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对果戈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自己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两部历史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鲍里斯·戈杜诺夫》。毕业后,他正式进行文学创作。1846年,他发表书信体中篇小说《穷人》,受到诗人涅克拉索夫和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一举成名,在文学界引起了注意。后因参加俄国最早的进步知识分子革命组织——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于1849年被沙俄政府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临行前几分钟获得沙皇的赦免,改为流放——先是在鄂木斯克要塞监狱服苦役四年,接着被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七常备营当了五年列兵。1859年12月,获准回到彼得堡。回彼得堡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创办报刊和文学创作之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1881年1月28日因病去世。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创作成果颇丰,重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玛卓夫兄弟》《作家日记》等。
    对于我国广大读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开始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新青年》1月号发表周作人所译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及译者按语,使中国读者首次了解了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至今他的重要作品已大多被介绍过来了,而且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两种他的多卷文集和一套全集。我国介绍与研究他的著作也为数不少,比较重要的有: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刘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李春林的《复调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季星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何怀宏的《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新华出版社,1999年)、赵桂莲的《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志耕的《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彭克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冷满冰的《宗教与革命语境下的〈卡拉马卓夫兄弟〉》(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芳的《仰望天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论文集《当代中国学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外国研究陀氏及其作品的重要著作并被译成中文的则主要有: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谢列兹尼奥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海燕出版社,2005年;黑龙江人民社;1992年)、苏珊·李·安德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华书局,2004年)、多米尼克·阿尔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波诺马廖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探索人生奥秘》(商务印书馆,2011年)、马克·斯洛宁的《灵与肉的炼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华夏出版社,2009年)、舍斯托夫的《悲剧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漓江出版社,1992年;又见于其《思辨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叶尔米洛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弗里德连杰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赖因哈德·劳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系统论述》(东方出版社,1996年)、罗赞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华夏出版社,2002年;2007重出时,改名为《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莉莎·克纳普的《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伊琳娜·帕佩尔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马尔科姆·琼斯的《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安德烈·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安德烈·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索洛维约夫等的《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乔治·斯坦纳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罗扎诺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启示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是作家完全走向独创性的一个成熟的标志。从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对之进行考察,可以说,这是一部俄罗斯式的新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是作家多年酝酿、苦心经营的艺术结晶。早在1859年10月9日写给其兄长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宣称,打算创作一部关于一个罪犯的忏悔录,而且相当自信地认为:“这部忏悔录将会确立我的名声”。1860年底,在阅读法国的刑事案件汇编时,其中19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内尔诉讼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触发了他的灵感:一个准备从事法律研究的青年,为了抢钱,杀死了一个老太婆,被捕后他在狱中创作了一些诗歌,并写了回忆录,为自己进行辩解,宣称自己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与社会的不公正作斗争的勇士,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普遍的不公道复仇,结果变成了“社会的牺牲者”。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当代》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案件的审判记录汇编,并且亲自写了按语:“在这件诉讼案中,涉及的是一个罕见的、神秘的、令人感到可怕而有趣的人的个性。卑劣的天性和对贫困的畏惧,使他变成一个罪犯,而他竟把自己说成是自己时代的牺牲品”,并且认为它“比各种各样的长篇小说还要吸引人,因为这类诉讼案照出人的灵魂的黑暗面,艺术是不喜欢触及这些黑暗面的,而假如触及了,也只是用插曲的形式顺便一提……”于是,他结合自己对俄国社会现实的观察以及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对这一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和艺术虚构,让这个故事发生在俄国的首都彼得堡,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构思与创作过程,在1866年最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欧洲近代长篇小说,产生于16世纪至17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相当成熟和繁荣。纵观这几百年间欧洲长篇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认为它经历了从情节小说到人物小说再到心理小说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情节小说是16世纪至17世纪欧洲长篇小说刚刚产生时期的一种形态,由于它受到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和中世纪骑士传奇等的影响,更注重描写离奇的情节和一系列变化多端的事件,情节是压倒一切的,甚至主宰着人物的性格,而且叙述的是异乎寻常、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人和事,人物性格则往往是简单的、概念化的,一出场就已定型,其代表作品是法国拉伯雷的《巨人传》西班牙的骑士小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17世纪以后的小说,逐渐转变为人物小说——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的代表作《克莱芙王妃》首开纪录,到18世纪这类小说趋于成熟。人物小说不再过多关注异乎寻常的带幻想色彩的人和事,而把普通的甚至是平庸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并让主人公的活动与性格起主导作用,而情节则成为人物逼真的活动背景和场所,人物是独立的、有血有肉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同时人物与情节开始融合起来。不过,异乎寻常的尤其是具有惊险色彩的事件仍有一定的市场(18世纪后期的哥特小说尤其如此,19世纪西欧不少作家,如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的作品中依旧还有这种痕迹)。代表作家和作品有:法国勒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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