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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毛泽东之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陈晋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7-01

书籍编号:30349161

ISBN:978750607420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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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年2月22日生,美国独立战争军事领袖,美国第一任总统,被尊称为“美国国父”。1799年12月14日,在弗吉尼亚温恩山家中病逝,此处说华盛顿“被暗杀”有出入。

    谈论领袖人物的性格,挖掘他的内心世界,当然要依据他的所言所行,借助他做事做人的外在表现及其客观效果。有距离,可以客观些,但也常常难免隔雾看花。有时候,如果从他们自我解剖的话里话外来分析,可能会弥补隔雾看花的不足。而成就了大业,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伟大非凡的人物,一生的历程从来都曲折起伏。在他们艰难跋涉或顺达开怀的时候,常常伴随有灵魂的独白漫语,伴随着真诚的自我解剖。此类反思心迹,多少是他们得以成功并且伟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助力。
    一个人在自己的坎坎坷坷的经历中,怎么会没有灵魂的独白、情感的波涛和真实的反思呢?没有这些而让人尊重的伟人,还真没见过。
    毛泽东很推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带着人们不相信他的自我解剖的遗憾,毛泽东也谢世20年了。
    现在无疑是该信的时候了。
    可话又说回来,伟人的自我解剖,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有时未免谦逊,有时未免责己过严,有时则是出于微妙的政治需要……
    于是,毛泽东眼里的那个毛泽东,自然就是打引号的了。
    一、青年时代:“性不好束缚”,表面“意强”、实际“意弱”
    在毛泽东留下的文字里,最早谈论自己,分析自己性格的,是1915年8月写的一篇日记。他为这篇日记起了个一目了然、近似严酷的题目,叫《自讼》,好像是自我控告一般。这篇日记是用文言写的,翻成白话,毛泽东说的意思是:
    有一天,来了位客人,告诉我:知不知道一种野生的匏瓜,它的枝叶粗蔓,像杂草一样,人们都不注意它,可到秋天的时候却能长出累累硕果;相反,那些花园里的牡丹,在春天里争艳斗妍,雍容华贵,很惹人喜爱,可一旦秋至凉归,便花谢叶枯,随风飘散,一无所留。你这个莘莘学子毛泽东,在做人方面,对这两种东西,愿意效法哪一种呢?
    我回答说:我愿意效法能留下果实的匏瓜。
    不料来客却说:你是这样说的,你实际上并不这样做。我看你刚刚有了点本事,就急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而且还喜欢招朋引类,号召别人。在作风上,有张扬浮嚣之气,没有沉静淡泊之心,外强中干,爱沾沾自喜。这样下去,难道不是在学牡丹的样子吗?那是不会有成果作为的呀!可你却说愿意学匏瓜,岂不是诡辩?岂不是在糟蹋你看重的匏瓜吗?
    我听了这位客人的责问,真是无言回答,羞愧得汗都出来了,出气都难受,非常沮丧,只得狼狈而退。
    这篇日记里把自己“骂”得够痛快淋漓的了。不知道是真有人这样当面同他深谈进而责问过他,还是为了自省,在沉思中想象着并以文学的笔法来解剖自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所说的自己的这些缺点,如“浮嚣之气”,多少是存在的,他不会无端地这样妄自菲薄,这样严酷地审视自我,哪怕是在文学的想象里面。
    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把这篇日记毫无保留地抄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堪称“师兄”并交往甚深的好友萧子升。一个浅显的道理,足可说明青年毛泽东的这个“自讼”是真诚的:愿意在朋友面前表露自己当时的性格弱点,无疑比只在日记里解剖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诚实。
    这事发生在1915年,毛泽东进一师读书的第二年。那时,他22岁。这期间他好像是在集中地反省自己。
    7月间,他在一封信里,曾流露出对学校的不满,认为自己“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由此,产生了退学的念头。11月间,他又向大不了自己几岁的老师黎锦熙倾吐心声,说自己入学以来,由于“性不好束缚”,始终觉得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
    看来,初入长沙这所有名的学校,毛泽东还不大“合群”。可能他内心的某些想法曾对他信任并尊敬的良师益友、湘潭同乡黎锦熙倾吐过,9月间,黎去北京谋职前,曾反复叮嘱他注意循规而学,谨慎从事。可仅两个月时间,尽管毛泽东“孳孳不敢叛”,但这种自我压抑,无疑更使他难以忍受,实在受不了学校的这种气氛,在这里感到简直是浪费时间,才坦率地写了这封信。
    他不满意这所学校的原因,大致是:
    (一)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受到什么规矩的束缚,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面前,觉得意志不自由;
    (二)教学程度不如自己期望的高;
    (三)相互往来的“俦侣”也不好,甚至“太恶”。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看人评人相当苛刻,也就显得卓尔不群,乃至“孤芳自赏”。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写了一个征友的启事,张贴各校,有五六个人来应征。在这封信中,他告诉黎锦熙,这是近日唯一一件让他稍觉快慰的事情。再一件事,也是在这封信中透露的:“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也就是要退学另谋他处学习。
    可能是由于其他人的劝阻,毛泽东终究没有退学。不久,他当了学生会干部,干得兢兢业业,煞是认真,做了许多让师生们都说好的事情,慢慢也不再想退学的事了。
    再后来,他一心扎入救世济民的大道理的探寻之中。他觉得世上有一些人,四处说大话,滔滔不绝,一般人都把他们当“贤者”看,把他们说的话当真理来奉行。读了一些书,对照纷纭世事,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给社会开出的各种药方,都是枝微末节,没说到根本处。他觉得根本的药方是找到一种叫“大本大源”的东西。由此,反观自己,他于1917年8月给黎锦熙写信,再次坦露心迹,说自己近年言行,“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下决心“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想想,自己快要毕业了,可还没有得到真理,还没有确立未来的志向,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采取什么主张,都“茫乎未定”。毕业以后干什么呢?他告诉黎锦熙,去教书,去办事都是下策,“自思读书为上”。
    其实,他毕业后,并没有时间去读书,组织新民学会的各种活动以集合群体,创办《湘江评论》投入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干预湖南政局,开设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建党的事情了。
    真是忙得够呛。毛泽东似乎天生不图清静和“独善其身”。搞这些社会活动,人事间免不了有一些争论,常有不痛快的时候。就在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门槛内外,不大愿意迁就于他人的毛泽东,再一次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一些弱点。
    正好,新民学会一个叫罗学瓒的,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到人们待人处事,常常出现四种错误,一是感情用事;一是看问题以偏概全;一是不考虑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把现象当作结局:一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事实。
    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6日,写了封回信,作了一番自我解剖:
    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
    感情用事、因人废言这些性格缺点,都难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向上进步的团体中,应当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
    几天后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在给法国的蔡和森等人的信里,他提出,新民学会的成员所应该有的人格特点是:第一要有“互助互勉”之心;第二是诚恳,不圆滑;第三是光明开朗;第四是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
    这个时候,在长沙的两个重要的新民学会成员彭璜和易礼容之间闹起了矛盾,彭璜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说到不愿意与恶人共事,这大概是对易礼容的怨忿之词。也说到要“征服”易礼容等。此外,还说自己和毛泽东相交,常常觉得毛泽东意志太强,不免引起要“反抗”的想法,云云。
    1921年1月28日深夜,在外奔波一天的毛泽东为调解彭璜和易礼容之间的矛盾,写了封长信。指出了彭璜身上的性格缺点,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这两年多来,几乎把过去的修养都破坏了,“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
    然后,一一指出了彭璜的十个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论人喜苛评”的毛泽东也承认,以上性格缺点,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他自己“一概都有”。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自己说话办事,态度还算明朗爽快,能够择善而从。但感情用事,自视很高,责人严,虚荣骄气等,则概莫能免。
    最后,毛泽东向朋友坦陈了自己过去“不好意思向人公开”的一个“最大缺点”——“意弱”。
    这大概是对彭璜说毛泽东平日做事意志太强,有时强得难免刚愎自用、强加于人的一个解释。毛泽东的解释是:“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意弱的表现。”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用强悍执拗乃至咄咄逼人的待人处事方式,来掩饰自己意志脆弱和不太自信的一面。
    毛泽东当然也不是无端地糟践自己,一味以贬损自己来安慰彭璜,让他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和劝说。虽然不免有讲究劝说方式这个成分在内,但太看不起自己,决非毛泽东所为或所愿为。所以,他在信里也肯定了自己做人处事的优点:“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为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这又见出他的自信,并使自我解剖更全面得体,进而真实了。
    正是明明白白地带着这些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总想做点事情干出经国大业的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这新生的一群人身上,当然都同毛泽东一样,还连挂着那个催产的时代母体的脐带……
    二、红军时期:谈陈独秀和自己。为什么向斯诺敞开心扉?
    从1921年建党到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以前,毛泽东谈论自己、分析自己的言论不多。
    这大概是因为:东奔西跑,事务繁杂,且千变万化,没有沉下来反思自己的环境;无论是革命的道路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曲折起伏,处于实干应急之中,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无需多谈自己;也可能是有不少解剖自己的言论,但战事频仍,没有保留下来。
    不过,在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有一处说到自己的材料,尽管并非专为解剖自己。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就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系统地谈了自己的历史。其间的跨度,正好十年。为表述方便,我们把这十年称之为“红军时期”。
    先说第一个材料。
    那是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谈到农民问题,毛泽东说:
    当我(1927年1月)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立场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这段话表明:(一)在1927年1月以前,他对中央的决策虽不同意,但对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主要是农民问题)还没有明确坚定的意见;(二)在湖南从事的农民运动的调查,对他形成自己的观点,起了关键作用;(三)在当时,他对中央的“领袖同志”还是很信任的,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他没有坚持己见。
    这里说的“领袖同志”,自然就是引导毛泽东走进共产党队伍的陈独秀。
    若干年后,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谈起陈独秀,说他那时的日子则“非常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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