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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明星与素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作者根据意外收获的35封私人信件，还原了20世纪50年代明星与素琴两位普通青年之间极不普通的情感经历，展现出那个年代独特的社会生态，以及普通人的工作与生活、理想
作者：云从龙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4-01
书籍编号：30342512
ISBN：978750609418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841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版权信息
书名：明星与素琴
作者：云从龙
ISBN：9787506094184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自序 历史的拼图
一
七年前，我侍弄过一间小书店，开门卖书之余，常常跟着别人去城外的废品收购站淘旧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收获了几本私人档案和一些社会运动的旧材料。翻开之后，一下子被那些密密麻麻的手写体和各种各样的表格、检查、公章所吸引，自此，对这一类故纸旧档的收集就成了我的一个癖好，时常游走于陋街破巷之中，每有所得，辄欣喜若狂。但欣喜过后，又是一阵喟叹。我发现，每一张旧纸，几乎都暗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有的令人喜悦，有的令人神伤，更多的则充满了普通人的各种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他们的际遇，有时候是波谲云诡的时代造就的；有时候，个人又以一己之力、合众人之功，造就了波谲云诡的历史。
但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谁造就了谁，当历史的一页翻过之后，那些曾经在大时代中留下过烙印的普通人，一如船过水无痕，统统被忘却，被湮没，被抛弃，最终，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只是丛林法则，只是成王败寇，只是胜利者的讪笑。鲁迅曾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现在来看，历史究竟“吃”掉了什么人？绝非王侯将相，而是无数普通人。
意识到这一点，我决定尝试发掘那些被遗忘了的普通人，讲述他们的故事。2012年，我在友人马策的鼓励下，依据一本二十年前的日记，写了第一篇小文，还原了一位不知名的未亡人的浮生往事。一年后，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叙述一位工程师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屡遭同事秘密揭发，饱受歧视，而他为了自保，不得不选择用同样的方式揭发别人。又一年后，第三篇类似的文章形成，相比前两篇，更加曲折和绵密。这三篇文章，承蒙著名出版人张立宪先生的厚爱，都先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读库》上。
二
收集资料和钩沉历史的这些经历，使我越发意识到普通人的故事、私人史、民间史的重要，也使得我原有的历史观念不断得到校正。多年来，经由学校、家庭、社会、书本所习得的经验告诉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具体所指是谁？从来没有人说清楚过。千百年来，我们似乎没有记住过一个具体的人民，只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名字，被牢牢地钉在了我们的头脑中，他们俨然是历史的推动者、文明的缔造者。然而，历史真的是那样吗？我认为，绝非这么简单。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抑或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在这二者之外，历史还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上帝早就计划好了的，而上帝是一种绝对精神。上帝说，要有光，世上就有了光，要有人，世上就有了人。但克罗齐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历史是一个永恒的事件之流，是单一的、个别的、不重复行动的领域。历史像诗歌、道德、意识一样，是没有规律的。曾经砸中艾萨克·牛顿的那只苹果，我们能说那是历史的必然吗？尽管上帝说过“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可是，在苹果砸中牛顿之后，上帝死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
谈论历史的主宰者，人民？英雄？抑或历史的必然与偶然，都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充其量只是历史的某一截面。在我看来，历史根本没有所谓的真实性，就像我们面对碧波万顷的大海时，阳光往往只是照射到它的表面，而那些位于洋面下的底部之海，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
我常常觉得，我这种对于普通人物的旧事进行发掘和整理的写作，是一种拼图式的、复盘式的叙述，我甚至为之发明了一个名词：历史拼图。
三
拼图通常来说是一种智力游戏，考察人类对于符号与形状的理解能力，在历史语言范畴中，拼图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可能会运用到今天已知的大部分学科理论，如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统计学、逻辑学、文学、经济学、考古学、生物学等等，对具体的标本从多个维度进行剖析。它的对象（即标本）并非我们日常所熟知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历史，而是所有宏伟叙事背后那些隐秘的底部之海，更具体地说，它可能是这些底部之海中的一粒沙子、一颗贝壳、一种微生物、一个正在发酵的溶洞。
这样努力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难得一见的历史幽暗之处进行探秘与发微，从而更加客观地理解具体的历史事件、时代潮流、人物命运之成因、结局及其走向，无限地接近真相。在这一点上，我也十分认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史观，因为，真相既然无法抵达，那么历史最大的意义便是从既有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关照当下人类生存的境况。
四
历史没有真相，只有拼图，根本逻辑或在于：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虚妄，探寻历史真相是冠冕堂皇的虚妄，而拼图不过是最为谦卑的虚妄。
这是我和一位友人在谈论我的写作时，他给出的一段定义。我认为，关涉要害，一语中的。
因此，在这本书以及将来的时日里，我与读者诸君分享的，大都是那些沉沦在“隐秘的底部之海”中的故事，它们或许是大人物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境，或许是小人物定格在历史灰堆中的一个微笑，又或者是人世间习以为常的相遇、重逢、梦想、阴谋、误解、错过、爱情、仇恨、猜忌、珍惜、亲密、疏离，以及人在宏大历史场景中的存在与泯灭。我并不希望人们就此能记住什么，只希望那些被湮没了太久的名字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线里。
最后，请允许我向促成这本书出版的几位师友亲故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是：友人马策先生、友人夏秀芹女士、出版人张立宪先生、黑龙江明水县方志办的王景龙先生、东方出版社的陈卓先生以及我的妻子林丹女士，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便没有这本书，更没有我现在执着的这些事情。谢谢你们！
引子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1日的一个深夜，十七岁的黑龙江省财政厅企业科科员贺明星用十一页烙有“改良本质（东亚）”字样的稿纸写了一份将近三千字的自传，以备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供其审查。
在这份自传里，贺明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毕恭毕敬地讲述了以自己祖父、父亲为核心的地主家庭背景以及他参加革命工作的前因后果。
就在这样一份看似不起眼的自传里，深藏了一个绵密而曲折的故事。
“吊算”之家
贺明星，祖籍黑龙江省明水县大青岗镇贺家屯，1931年出生在北平，因为这个缘故，贺的父亲为他取了一个富于诗意的乳名：“燕生”。多年以后，这个名字见证了他的爱情与跌宕起伏的人生，并慢慢地成了命运的某种隐喻。
贺明星的家族，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地主家庭，虽然称不上大地主，但在贺明星出生前后，家里已有田产120多亩，在当地也算大户人家。关于贺父，自传如是写道：父亲“入北平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结了婚”。除此之外，一些能准确说明其身份的有效信息很少，比如父亲的姓名，父亲大学毕业之后是否曾在北平工作等等，都难以在自传中详尽了解。在那个年代，一个传统家庭里能走出一位名牌学校的大学生实属不易，然而，在贺明星的自传里，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这样一种喜悦和荣耀。相反，他冷静地认为，父亲之所以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个人努力并非关键，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祖父和伯父两代人通过对长工的“剥削”而换来的优越家境：
到我父亲这辈，因为我父亲他们哥六个，他是最小的，等他能做活的时候，家里生活已经很富裕了，五个伯父也一个一个地脱离了生产劳动，完全依靠四伯父当家支配着十几个长工种我们的一百二十多亩地，由于四伯父有吊算，继续祖父剥削人的老一套，到年终长工算账的时候，大哥及三伯父成天支大牌九局，左五右六想办法把长工一年来赚的钱赢来扣下，甚至四伯母也成天地支着牌局耍钱。使我仍然记得的几个长工（一个厨夫，二个伙计），就有三年没棉帽戴，并没棉衣穿。
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所以便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念书，初级考入高级，逐渐升入中学，后入北平大学。
这是一段令人诧异的描述。四伯父们是否在吸雇工们的“血”，尚且值得考究，但贺明星显然忽略了他的家族经由两代人艰苦奋斗之后由“创业”向“守成”、“农本家庭”向“资本家庭”转变的内在关系，而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交代贺氏与雇工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上，这使得他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很自然地写道：“根据以上家里生活情况，是不需要父亲参加劳动了！”换而言之，他既没有为自己生在一个生活富裕的大家庭而感到荣幸，也没有觉察到祖父、伯父两代人开荒创业的艰险，而是一眼就盯住了“剥削”、“不用参加劳动”这样的字眼。在他看来，父亲出去读书并不是十分光荣的事情。
根据自传的描述，大约在1942年前后，贺氏家族一度迎来了全盛时期，田产达到了一百七十多亩地，房屋三十多间，全家共四十余口人，贺家自己雇十多个长工种一百亩地，其他的租给佃农。而到了1948年——即贺明星写这份自传的时候，贺氏已经被彻底土改，贺明星和他的母亲、妹妹拥有的全部财产不过是半间房，四亩地和一些随身衣服。对此，贺明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极力讲述家族的剥削史，以向组织表明自己觉悟之高尚。
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夜晚，贺明星写这封自传的目的只有一个：入党。而入党的首要条件便是历史清白，所以，他必须努力找出种种理由与生他养他的家族在革命逻辑上一刀两断，这是一道单选题，他要么放弃，要么选择那个唯一的答案。
一个心智还没完全成熟的少年，置身在千变万化的新旧交替年代，看不到自己亲人所受的苦难，看不到几代人为家业兴旺而付出的心血，却对组织的喜好了如指掌。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呢？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回答上述问题。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需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些具体的人与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贺明星的父亲。
父亲大人
贺明星的自传里，关于父亲的有效信息并不多，但却字字千斤，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上文提到的关于父亲“不需要参加劳动”的细节之外，还有其他关于父亲的回忆文字：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父亲便携我母子归回了来，到明水后我记得父亲在本城当过教育馆长、管烟所□□、教员及伪县（指溥仪的伪满洲国政权）公署更生股科员，后任通达村长，而在伪康德九年，因街村废□便被洗刷了。其被洗刷之原因：也即因为他在当二年村长的过程中，对他的上级很不对头，因为他不会溜须拍马，尤其还在通达当村长时打过两次“根本精神”（日本人，伪种马场场长），因此而认为他思想不良被洗刷，但一些下级职员及老百姓却很因为他这样举动与正直，对他羡慕与拥护。
别人当村长买了多少□皮车，多少地，他在这二年过程中什么也没有买，却拉下四千多元钱的饥荒，结果没办法只好从家卖了十亩地三间房，并从他的朋友赵怀成处（他家开烧锅已被清算没收）借了二千多元钱（现在亦未还），总算把饥荒还上了。但由于从家卖房卖地还饥荒，却惹起了伯父母们的怨言，纷纷都说父亲没下过地，没往家拿过一个钱，净花钱了，现在刚刚工作了，不能挣钱，反拉饥荒自己还不了，还得从家里卖房子和地还饥荒，这就是败家子呀。因此，家里人几次要分家。
……
父亲在通达被解职后，没有什么职业，便又搬到县城内来住，我这时在东三道街第一校（高级）念书，但不幸的日子便来到了。即在伪康德九年阴历六月三日这天早晨，我还睡在梦中，来了一个日本鬼子带二个特务把父亲带去了，临走时向甜睡的我做了一个永别的长吻，并向母亲曾说：“如果把我送走时，你们可以搬回屯去（胜利区的家），我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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