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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闭门日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闭门日札》由中国杂文大家、有当代鲁迅之称的邵燕祥所著,辑录了邵燕祥先生闭门读史、秉烛夜思的144篇文章,或用诗歌吟诵时代、谱写沧桑,或用匕首解剖自己、审视历史

作者:邵燕祥,杨天石编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01

书籍编号:30325432

ISBN:978750608979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98577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诗词戏剧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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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孙郁


像邵燕祥老师这样有眼光、有胆量,同时也有意识培养青年作者的人的大力支持,我的诗才得以在诗坛发表,得到了较多读者的喜爱。


——舒婷


人生实难,是古人一再叹息过的。经历过两个时代,又曾头顶着沉重的政治帽子的邵先生这代人,人生尤难!而邵先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过去遭受的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一以贯之的正视态度与反思精神。


——王培元

“名家读史笔记”丛书序


读了几十年文章,自己也写了几十年文章,说老实话,大部分文章都淡忘了。即使是自己写的,虽曾呕心沥血,一笔笔写,一键键敲,但是,也大都淡忘了。题目,自然记得;内容,却只记得大概。但是儿时读过的一些文章,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刘禹锡的《陋室铭》、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至今不忘,有的还能自头至尾地背诵。为何?我想,其原因首在于小。人的记忆力都有限,谁记得下,背得住那动辄万字的大文、长文!纵观中国文化史,能够流传千古、传诵不衰,刻入民族记忆的名文似乎都是小文,篇幅虽短,却小中见大,精光独具。


感谢东方出版社愿意再版我多年前的旧作《横生斜长集》,而且希望我主编一套小文丛书,我觉得此意大佳,幸得邵燕祥、王学泰、陈丹晨、雷颐诸大家支持,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几本书。


我虽然提倡小文,钟情小文,但是,并不排斥大文、长文、大著、巨著。宇宙万物,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用。古人云,“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此之谓乎?


杨天石


2016年7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序一


宋代极可敬爱的老诗人陆游,大约六十多岁时,在家乡山阴镜湖边上建了两间茅屋,起名叫“老学庵”,该是读书写作的地方吧。他在一首诗的注脚里说,“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


说到秉烛,在我读到关于“老学庵”这一则旧事之前,只曾读过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开头的话:“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那是珍惜华年、及时行乐的理由,一伙人前呼后拥,呼啸歌吟,趁着酒兴,直闹到深宵夜半的光景。


这跟旷老师所说的秉烛夜行,完全是两码事。旷老师是从事音乐教育的,一定到老听力不衰,但是盲人,腿脚也未必很利落了。这时让他秉烛夜行,颤颤巍巍,怕风吹烛灭,而短小蜡烛,光晕朦胧,聊以引路,一脚深,一脚浅,终不免深感迷茫,正好来形容“老而学”的困境。


我是“少年易老学难成”,年轻时坐不住,没好好读书。到了望六之年,一旦忽然放了读书假。却积习难改,还是东瞧瞧西看看,但总是做读书状了,而且做认真写笔记状了。几乎逐日有所得,确是记给自己看的,按写作顺序编了号,也有自我督促之义。


此即我之一度“老而学”也,谨将当年所存,题为《秉烛日札》。每一则写的时候都是全心全意的,望今天的读者勿以粗浅而笑之。


邵燕祥


2012年2月21日

序二


四年前给这册书稿命名《秉烛日札》,缘起已见小序一。这回正经改题《闭门日札》了,为什么?


不是荷尔德林说过“诗意地栖居”吗?在当下,说诗意,往往指的是一些古意。“秉烛”云云,就是如此。但语境完全不同了。除了停电,没有什么人会“秉烛”夜行或夜读了,这个话头太老了。这像是改书名的理由,似乎又不成理由。


“雨打梨花深闭门”吧,那诗意确是古典的,写的却是“细雨湿流光”的早春,跟日札时当初秋到隆冬的节候不搭界。


有了,从前的读书人,把“雪夜闭门读禁书”当成一大快事。读禁书,要关上门,非请莫入。雪夜,万籁俱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什么明查暗访的,巡逻放哨的,都歇着去了;这时就着旺旺的炉火,展开私藏的书卷,与禁书作者精神相接,仿佛促膝谈心,那可是不自由中小自由,“不亦快哉”的事。——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我也不知道,什么年代中国开始有“禁书”?该是有了文字狱严缉作者,同时就必然地查禁书籍了。


我这里闭门是闭门了,但并非限于“雪夜”,则无闭门读禁书的嫌疑;白天也可以安心在家里读书,这就是“天上掉下读书假”了。知我在“读书假”中,朋友便很少来相访;日报期刊的编者也不来约稿索债。难得的告别了心为形役、案牍劳神,简直是陶渊明门前没有“车马喧”的日子。


这就跟陆游的“老而学”不同,不是正正经经的“学”,而是读书以“消遣”。历来正统的人士是不以“消遣”为然的,好像只有没出息的人才信奉“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在这里没有读书计划,随手找些“人所常见之书”,少数被认为有用的,多数则是世俗所谓无用之书。


零零碎碎抄些片断,记些心得,还有一些书内书外引伸想象之词。不为发表,只是自存以为一段岁月的纪念。编上号,证明日有所记,不是从早到晚吃闲饭看闲书,而“作读书状”,立此存照。


悠悠数十年过去了,古人叹道“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其实世事非梦,是“硬碰硬”的,新凉也罢,春暖也罢,社会气候与自然气候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感觉。扰攘的、污染的现实生活中,诗意已经渺茫难寻,只不知在忘情的读写中,能够稍有超越否也。


邵燕祥


2016年4月13日

题记


我捕捉思想如捕捉蝴蝶。


粉翅薄如冰,


飞过栅栏,飞过蔷薇……


活泼泼的白蝴蝶黄蝴蝶


落在纸上


憔悴为


黯淡的标本——


唯触须还在


还在微颤……


1989年9月

  • 据悉,《憩园》曾改编为电影《故园春梦》(又闻2003年重拍)。我写札记时孤陋寡闻,妄加议论了。

    惜昙花


    今天进了阳历九月,北京的最好的季节。张爱玲说过的,“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除了照例早午晚来去鸣笛的警车稍稍破坏了这秋天的清明的气氛,风从窗纱吹进来凉凉的,太阳晒在身上暖暖的,再过几天就是白露了。


    张爱玲写秋天“清如水,明如镜”这句话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她最好的创作季节,也只不过是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那两三年吧。当时在上海有她,在大后方的四川有路翎,在沦陷的古城北京有袁犀即李克异,年纪相仿,都以中长篇显露了自己的才华。这三位最有希望成为大家的二十多岁的小说家,不久都因各各不同的政治原因搁笔,该说是十分可惜的。中国的土地上,昙花太多了;中国的天空上,流星太多了。


    这三个被遗忘了的中国40年代的小说家,其实是很值得研究一下的;至少在鸟瞰那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人,不该对他们视而不见。


    忽然想到,袁犀的《贝壳》及其下篇《面纱》,可以很现成地改编为电影。只是夏衍改编的《憩园》尚且不能开拍,这也就是空想了吧。闭门日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9月1日

  • 北京三地名


    今年第八期的《雨花》杂志,又刊出一批“新‘世说’”。从目录看有几位熟识的作者,便翻开来看。其中傅晓红是我们(蓝翎、舒展和我)在《钟山》开“杂文作坊”专栏的责任编辑,“作坊”停业,还没来得及写信给她致歉。她写的是一位外事干部长期“不得重用”的底细。后来个人档案清查,他才知道自己档案上有一条记载:


    1961年4月12日晚7时10分,他在使馆区道旁徘徊,神色焦虑惊慌,时间长达一小时又四十二分钟,于8时52分离去。结论:此人可用,但不得重用,不得派往国外。


    这人苦苦回想,终于想出那天妻子在积水潭医院分娩,他在等候消息。


    按:北京的使馆区,60年代已经在城东三里屯至光华路一带,而积水潭在老城西北角;在积水潭医院附近逡巡,也许会引起联防人员的警惕,却不会蒙私闯外国使馆的嫌疑。积水潭医院或系日坛医院之误,但日坛医院虽紧靠使馆区,记得是肿瘤医院,二十八年前是否兼开产科,待考。


    傅晓红似长期在南方读书、工作,对北京坊巷不熟,这一则得之传闻,不足为怪。


    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书中《关于未名社的被封》一节,引李霁野的回忆,他和另二人被捕后曾关押在东城报子胡同侦缉分队云云。按:我猜这里说的报子胡同,是报房胡同。因为报子胡同北京似只有一个,在西城,西四牌楼北。而报房胡同则在东城,东四牌楼南。


    手头没北京街道胡同名录,但我知道北京确有许多重出的地名,如“石碑胡同”至少有三个,“船板胡同”肯定有两个;不过多年来没听说有第二个报房胡同、第二个报子胡同。据我模糊的印象,在1939至1943年间,我每天到灯市口去读书,也有时走大街,而多半是从报房胡同穿行,好像路北有一处还挂着“警察”、“侦缉”一类牌子。李霁野等未名社成员被捕是在1928年4月,把持北京政权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从那时直到沦陷后日伪统治的八年里,一块“侦缉分队”的牌匾在一处一直挂下来是可能的。1949年以后,北京成为首都,机构的建制变化、扩大,房地产权的变化才多起来。


    今年第8期《文汇月刊》发表关于扬帆冤案始末一文,里面说到扬帆1954年被拘捕后,在北京曾关押在左家街。


    按:在北京以“左家”名的地方,有近年才因地处交通要道而出名的左家庄,在东郊,是新开拓的住宅区,没有如文中所说的老宅院。然则所说左家街,我疑为西城的祖家街,不过也是揣测,并无根据,我也不拟前往踏察:虽说在50年代属于监管人犯之所,已过三十多年了,但说不定还是公检法部门的机关,多少带点禁区性质,总不宜到附近徘徊,在门前探头探脑的吧。


    作为读者,于此等处,一概采取不予深究的态度。至于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字的作者,于人名、地名、日期等还是尽可能准确些好。


    9月2日

    三谈骂人


    因为忽然想到一个“我要骂人”的题目,以补“枉担个虚名儿”之憾,又想起鲁迅有过一篇《我要骗人》,翻出来看,发现这位浙东乡先贤其实是虽有“骗人”之志,却无骗人的本领,通篇说的是真话与实情,毫不忌讳。尽管这篇应约为日本刊物写的文章,发表时文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和指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还是看得出对“中日亲善”和国是世情的愤懑的。即如“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这真是用血凝成的沉痛的经验,也是“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吧。


    鲁迅文中又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此时已是1936年2月,上距写作《祝福》的1924年2月,整整一纪,祥林嫂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的提问,仍然萦绕于鲁迅的心。鲁迅以捐款一块钱,“骗”得了为水灾灾民募捐的天真孩子的欢喜,又深感为了不愿看失望的样子而骗她是不应该的,因为鲁迅不相信款子会真的到灾民手里,“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鲁迅也终归不会骗人。


    骗人,有些人是得心应手,心安理得的,但对只惯讲真话的人来说,就是个难题。


    骂人,也不容易。


    以子侄辈写前国民党将领们的史实的黄济人,在《三访黄维》中说到他请黄维去过目原稿的情形:


    “黄伯伯,我在纸头上骂你了……”


    “骂我?你没有骂我。”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反而朝我笑了笑,“你写的事情是真的,就不叫骂。就算真骂了,也是活该骂的……”


    读到这里,我不禁对黄维其人在这里表现的明达和器度油然产生几分敬意:在涉及个人的史实面前能持这样冷静的态度,不失为有识之士。


    以黄维的简洁的定义相绳,要骂人,除了不讲道理以外,还须不顾事实。如此看来,骂人,也不容易。“我要骂人”,只好作罢。


    本想把这个从想要骂人而又撤销原议的过程如实写出,也还是“吟罢低眉无写处”。好在前两年先后有过《骂与非骂》《颂和骂》两篇短文有所阐明,倒好像是一种“预感”了,然而一切预感也无非源于经验吧。


    9月3日

    狱中诗


    《文汇月刊》今年第8期长篇传记文学《扬帆冤案始末》(张重天作),披露了扬帆1943至1944年关押十个月后重获自由时写的一首诗:


    一声无罪疑相戏,整罢行装意转痴。


    敝榻曾留千里梦,小窗长伴五更思。


    重亲化日凝眸苦,乍卸沉镣举步迟。


    笑问狱中何所得?斑斑血泪百篇诗。


    传记作者慨叹,若干年后,扬帆再次重尝铁窗生活,从1954年末至1979年初,“当他回到上海时,已是一身疴病,遍体创伤,竟是‘斑斑血泪已无诗’了”。


    我想,所谓“斑斑血泪”,不止是指诗中所写的悲惨的遭遇,而且是说字字句句是血泪换来的。“重亲化日凝眸苦,乍卸沉镣举步迟”,若没有长期羁狱、一朝得释的切身体验,是不可能凭空着笔的。不知扬帆当年的狱中“百篇”至今尚存否?


    我们读过列宁在流放地写的文字,我们读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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