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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折冲内外:唐绍仪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1882—1938)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讲述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的传奇政治外交生涯

作者:杨凡逸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9-01

书籍编号:30310704

ISBN:978750609110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284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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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唐绍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兼具传奇性与争议性的人物。唐氏因其叔父唐廷枢的缘故而得以在由容闳主持之选派幼童官费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中雀屏中选,出洋学习,后因清廷撤销留美教育处而不得不中断学业,束装返国。随后在奉派至朝鲜任职期间为袁世凯赏识而被延揽至其麾下,一直到1912年的这段期间,唐绍仪在宦场上的荣辱升黜无不与袁氏的地位有关。唐绍仪曾留学美国,精通英语,娴熟洋务,自是袁世凯在与洋人交涉时的一位得力助手,在与八国联军交涉接收天津、与英美日等国谈判收回铁路利权等争战中,唐氏可谓无役不予。此外,他还曾于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时短暂地担任过首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我们观诸唐氏的一生,发现他一生都依附在军政强人之下,手无寸铁,鲜少担任过关键性的领导职务,不过,他在清末民初的这段期间在官场上所累积的资历,也使他博得了各界对他的敬重,民国外交界人士即尊称他为“少川老大”;此外,他对时局的看法也受到《申报》、《大公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中国每周评论》(China Weekly Review)等中外舆论的高度重视。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不愿撤出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再加上日方试图利用他在中国政坛上的影响力邀请他组织傀儡政权,双方的频繁接触为他日后被暗杀埋下了祸根。我们通过唐绍仪在这段期间的外交作为与政治抉择得知他是一位在性格上兼具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的色彩。


本书得以付梓,首先必须感谢指导教授李恩涵博士的教导与栽培。自从硕士班跟随李老师钻研近代中国外交史以来,老师相当严格地要求我的研究必须符合严谨的学术规范、拥有坚实完备的史料佐证,并以精准的文字及流畅的措辞清晰完整地表达观点。本书的写作阶段,从论文主题的订定、章节架构的构思,到史料搜集的指引,老师无不惠予悉心指导。每次收到老师费心批改完成的草稿,看到密密麻麻的修正与评语,并聆听到老师的劝勉与责备,心中对老师既是感谢,又是惭愧。取得博士学位以后,老师也经常惠予关怀,为我的将来费心与操心,是我在这段南北奔波兼课的“旷野”生涯中的一盏明灯,使我感到备极温暖。此外,老师还为我向出版社争取博士论文付梓的机会,使得拙作得以出版问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本书系以李老师大作《唐绍仪与晚清外交》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着重讨论唐绍仪在民国时期的外交与政治作为,一方面向老师致敬,另一方面则希望能弥补老师于1973年前往新加坡大学(University of Singapore)任教所面临的因研究材料不足而无法持续予以完成的缺憾。


在研究过程中,需解读各种不同文字的一手史料及研究论著,承蒙已故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启宗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明德、黄福庆教授在日文史料解读方面的指导,使我得以解读日文资料。此外,台师大批准我于2005年2—6月间前往姐妹校韩国中央大学进修韩语课程,使我得以解读韩国学者的相关论著。承蒙财团法人交流协会的邀请,使我能有机会于2007年寒假期间与一群研究外交史的台湾地区研究生前往日本与当地的“大学院生”交流,感谢带队老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力教授与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的带领与指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感谢母校台师大历史系师长们的指导与照拂,并承蒙“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瑞德、张哲嘉、台师大历史系戴爱莲(Elise A.Devido)教授与刘文彬教授聘为研究助理,以及台师大侨生先修部聘我为兼任讲师,使我的生活不虞匮乏。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 Irvine)东亚图书馆前馆长汪燮博士代为惠借馆际合作资料,使我铭感五内。在研究过程中,“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国史馆”、台北图书馆、台湾大学总图书馆、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政治大学中正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图书馆提供了必要的协助,谨此致谢。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张玉法、李国祁、黄自进、张瑞德、张力、许文堂、叶其忠、唐启华等多位教授的指点、建议与关怀,使论文的质量得以精进。论文答辩时,承蒙张玉法、陈三井、张瑞德、王纲领诸位师长指出了论文内容的不足之处,并提点可进一步努力充实的方向。在博士毕业后到处奔波兼课的四年“旷野”生涯中,感谢台师大侨生先修部、新竹交通大学及中原大学通识中心、台北大学历史学系的诸位师长们在教学及研究经验上的不吝分享,使我能不断精进。拙著付梓前,承蒙李恩涵、张玉法、陈三井、吴翎君等师长慨允惠赐介绍性短评,为本书增添无限光彩,作者谨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笔者在台师大历史系攻读博士期间能与系上学长姐及学弟妹一同在历史系大家庭中彼此砥砺、一同成长,何等有幸!在博士毕业前后,承蒙外交史青年同好们邀请并同意我加入“外交史研究群”,让我得以在冷门的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中能彼此切磋、扶持与激励,使我获益匪浅。我还要感谢王立本、张正田、李方宸等老朋友——他们都经常与我切磋学术,且在我人生遭遇困境时惠予协助与支持,使我不致孤单。


我更要感谢我的双亲及二姑的支持,使我能安心读书而无后顾之忧。时在美国求学的舍妹凡莹与表哥Frank、表姐Megan在我每次前往美国搜寻研究资料时都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及帮助。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每周前往新竹兼课期间,承蒙二舅及舅母提供温暖的小窝,使我在翌日八堂课的争战前夕能得到很好的休息。


承蒙东方出版社慨允出版,在此谨致谢忱!


上帝在我撰写论文遭遇严重顿挫的最后一年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因着祂的带领,使我能渡过人生当中的死荫幽谷。信靠上帝并未使我的人生就此一帆风顺,但在又大又难的事临到我身上时,正能真真实实地经历到祂的奇妙带领与无比慈爱。愿将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给祂!


杨凡逸


2015年12月13日


于台湾师范大学林口校区侨生先修部

引言


在清末签订一连串不平等条约,越南及朝鲜等藩属国相继落入了法、日的辖制,以及在列强交相侵夺中国利权等外来冲击纷至沓来的时代巨流中,苦于寻求生存发展空间的中国亟需一位能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严守中国外交底线、熟谙洋人思考模式且能与其对话甚至分庭抗礼的老练而灵敏的外交家与政治家。唐绍仪就是在这错综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而能卓然出众的一名特殊人才。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人,生于1862年,卒于1938年9月30日,享年76岁。其父名字不详,其叔是同(治)光(绪)年间中国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唐廷枢早年就读于香港马礼逊学校(The Morrison Educational Society School),与此后游学美国首获学士学位的容闳为同学。1870年冬,容闳向清廷提出选派幼童官费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并得到批准。唐绍仪于1871年进入上海出洋预备学校接受语文训练,旋于1874年秋前往美国,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唐氏抵达后居住于美国家庭中,学习英文,并进入当地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后曾先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及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但由于1881年总理衙门决定撤销留美教育处,在未取得学士(Bachelor of Arts)学位的情况下,于是年夏秋间返国,总计在美求学长达7年。


自1636年清军对朝鲜发动“丙子战争”以来,清廷与朝鲜所维系之数世纪的宗属关系由于日朝《江华条约》(1876,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所规定之朝鲜门户开放而产生新的样貌。壬午军乱(1882)前后,感受到传统宗属关系遭到威胁的清廷出兵朝鲜,挟持大院君,与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商程》,与欧美列强签订通商条约,并派遣德人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赴朝设置海关,清廷的对朝政策转趋积极。唐绍仪就是在这个时期以随员身份与穆麟德一行奉派赴朝,从事外交交涉及海关业务。甲申政变(1884)以后,由于袁世凯信任有加,唐绍仪在其麾下历任汉城公署英文翻译、龙山商务委员等职,并于袁氏两度不在朝鲜时代理其职,因而唐氏在当时朝鲜的地位是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唐绍仪于甲午战争后担任驻韩总商董、驻韩总领事,统筹处理战后中韩两国的复交问题,并以中国的朝鲜问题专家身份完成其任务。唐绍仪在甲午战争前积极执行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与驻扎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的积极对朝政策;在甲午战争后,唐氏虽然是非正式职衔的驻韩总领事,他已能统辖对韩业务,并能依其对韩观与国际观予以付诸实行。


唐绍仪由朝鲜返国后,随即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外交战略家唐绍仪之所以能跻身为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外交的重要人物,其基础就在于拥有卓越的能力。他奉派前往山东协助袁世凯处理教案赔款事宜,成功地使法籍传教士同意降低赔款金额,这令袁氏对他的外交才干刮目相看,将他擢升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天津任职期间,适逢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他在英军枪口的威胁下(其原配及一名孩子死于战火),仍能秉持专业,竭力争取,终使列强同意中国收回天津的行政权。其次,在铁路事业方面,唐绍仪分别与英、德交涉收回关内外铁路关内段及津镇铁路北段路权的行政权与管理权事宜,竭力为中国争取权益。


英国在控制印度之后逐步蚕食西藏,旋挥兵拉萨,迫使清廷驻藏大臣不得不签署“城下之盟”。唐绍仪旋于1904年底奉派前往印度与英方交涉。他坚守原则,在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遭拒的情势下,毅然返国。随后由于英国内阁改组使得中英西藏问题的交涉露出曙光,唐氏乃与英方在北京重启谈判。在英使不再明言反对中国的主权,并获得架设由西藏通往印度的电线的特权后,中英双方于1906年签订《续订藏印条约》,为清廷日后执行西藏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1905年底,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为使清廷承认其接收俄国在东北的利益,派遣外相小村寿太郎领衔来华谈判。中、日在北京举行了22次会谈,唐绍仪在交涉过程中扮演了辅助性角色,结果中国在东北的铁路、借款、矿藏与驻军等问题上,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方的权利。


1905年,唐绍仪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办理中国的铁路事务,他所处理的铁路有京汉、沪宁、广九、苏杭甬等线路。其一,京汉路方面,唐绍仪致力整顿积弊,并排除洋员对该路的掌控,并逐步由华员取而代之。其二,沪宁路方面,唐氏大刀阔斧地改组总管理处,他制定一系列制衡英籍职员、擢升华籍职员的措施,此外,华员还可以管理过去由英员掌控的行政与财政业务。其三,广九路方面,唐绍仪在承认该路草约有效的情况下,适度修改其内容,力争中国对该路的行政权与管理权,只在借款实付额与建筑铁路支线等次要问题上做出适度的让步,以换得更为优厚的条件。其四,苏杭甬路方面,唐绍仪承认该路草约的有效性,主张苏杭甬路由中国自办,其盈亏概由中国自行承担,并由当地绅商自行认购该路部分的股份,以解决资金问题,后唐氏虽因出任奉天巡抚而未再参与谈判,但他所奠定的良好基础实为接手该项谈判业务的汪大燮在交涉过程中免除了许多不必要的阻碍。


1907年,唐绍仪奉命出任奉天巡抚的同时,美国正推行“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铁路大亨哈里曼(Edward H.Harriman)所计划构筑的一条途经中国东北的环球铁路网恰好与当时正在当地奋力与日、俄斡旋的奉抚唐绍仪的构想不谋而合。唐氏希望通过引进美国资本,以制衡日、俄在东北的扩张。不过,唐绍仪、哈里曼的该项计划反而促使日、俄迅速化敌为友,共同抵制美国资本的注入,以确保双方在东北的共同利益,再加上唐绍仪日后于访美途中,美、日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致使唐氏在东北的铁路计划胎死腹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派遣唐氏为议和总代表南下上海,与南方革命党代表伍廷芳举行南北议和。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受到当地民主共和政治的洗礼,然而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他并未被革命党予取予求,仍然为清廷争取到退位后的优厚礼遇,基本上可说已部分完成了清廷所托付的任务。在和议中,他若不在实行共和问题上与伍廷芳有一定的共识,议和势必更为困难,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更将遥遥无期。唐、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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