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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与卡斯特罗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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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贻聪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1-01

书籍编号：30309177

ISBN：978750607844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8331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我与卡斯特罗

作者：徐贻聪

ISBN：9787506078443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外交官亲历丛书

编委会

顾 问 蔡方柏 潘少平

编委会主任 彭明哲 刘新生

编委会成员 王荣华 刘宝莱 刘新生

陆苗耕 彭明哲 简以宁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　陆苗耕 简以宁

作者近照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日－），古巴前领导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于20世纪50年代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将古巴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1993年9月，作者（左四）在古巴递交国书后，向独立之父何塞·马蒂塑像敬献花圈

1989年6月，作者（右一）陪同钱其琛外长访问古巴时参加与卡斯特罗主席的会见（钱其琛是中国首位访问古巴的外交部长）

作者（右一）在驻古巴使馆宴请卡斯特罗主席和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等古巴领导人

1995年12月，作者（右一）陪同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卡斯特罗主席参观故宫

1995年12月，作者（右一）陪同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卡斯特罗主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老朋友

1995年12月，作者与卡斯特罗主席在广州白云机场告别

2002年2月，卡斯特罗主席第二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古巴驻华使馆，作者与卡斯特罗久别重逢，相互问候

1994年元旦，作者在中国驻古巴使馆宴请卡斯特罗主席、劳尔副主席夫妇时即席讲话

1995年10月，卡斯特罗主席在古巴革命宫为作者（右二）举办饯行宴会的场景

1994年6月3日，作者夫妇为劳尔副主席庆祝“双六·三”

作者夫妇瞻仰古巴独立之父、伟大的思想家何塞·马蒂陵寝

总序

我很高兴地看到，东方出版社同外交笔会经过密切合作，精心策划，推出了由我国驻外大使和总领事等外交官撰写的《外交官亲历丛书》。我国的驻外大使以及使馆其他外交官，由于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和使命，同驻在国的政要和各方面重要人士交往和接触的机会往往较多，包括正式的拜会和个别的商谈，重要的谈判和交涉，以及共同出席驻在国和使馆重要的宴会或集会，在各种场合相遇时的交谈和聊天，等等。他们通过亲身体会，对各国政要和重要人士的政治理念、内外政策、对国际风云的见解和措施、为人风格和喜好较为熟悉；并且通过这些接触，了解驻在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从而结合我国的政策和实际，推动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和发展，进一步增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由他们来回忆和撰写同驻在国的政要和重要人士来往和接触的一个个故事，读起来就更有真实感和亲切感。例如本辑的作者之一、曾任我国驻法国大使八年之久的蔡方柏同志，从翻译做到大使，在驻法使馆一共工作了二十四年，经历了法国的六位总统。今年正好是中法建交的五十周年，他所撰写的《我同法国六位总统的零距离接触》一书，读后不仅能够了解法国历任总统的丰采和风格，而且也可以感到中法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对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我国驻外大使和使馆其他外交官的使命和任务是，努力贯彻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工作要求，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加强双方的相互来往和争取共赢，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驻外大使和使馆其他外交官要完成这些任务，就要大力开展活动，增加相互接触，做好调查研究的工作。当然，调研工作的方面很多，但重要的一条是，增加同驻在国政要和各方面重要人士的来往和接触，了解他们对国内外形势的见解和判断，熟悉他们的风格和爱好，并且研究和判断当前的局势发展。同时，我们的外交官也要通过调研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政策和知识水平，加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增进同驻在国政要和人士交往的经验，并且提高中外文的表达能力。只有脚踏实地的做好调研，才能了解各方面真实的或比较真实的情况，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判断驻在国和本地区的形势发展，向国内报告情况和提出意见，推动与驻在国及其本地区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

由我国已退下来的驻外大使和使馆其他外交官撰写的《外交官亲历丛书》的出版，不仅对我国广大读者了解外交、外事工作的艰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很大好处，而且对我国的外交、外事工作人员的提高和改进也极为有益。我期望我们更多的外交、外事工作人员，特别是退下来以后时间较有保障、寻找资料较为便利的同志，都来支持和投入这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出版更多回忆外交、外事工作，包括同各国政要和人士交往的故事和趣闻的书籍。

外交部前副部长 王殊

2014年10月9日

反差较大，友情极深——序徐贻聪同学“两只老虎”的故事

我和本书作者徐贻聪与书中主人公卡斯特罗都比较熟，但对我敬仰和拜会过几次的“老卡”没有老徐熟，对比我早一年从事外交工作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长贻聪没有老卡熟。在万米高空捧读此书稿，我既感到亲切，又觉新鲜，深受启迪。

本书朴实地介绍了两只反差相当大的“虎友”。字里行间可见：好人和好人容易成为密友，年龄、学历、官衔、国籍的差异不是了不得的障碍，重要的是有相同或相近的信仰、追求、胸怀……

贻聪出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乡村，从小听党的话，后来成为外交官，当过有光荣传统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现任外交笔会理事、北京市和安庆市的外事顾问……他背靠祖国与享誉全球、比他年长一轮、同属老虎的古巴领袖成为忘年交殊非偶然。

卡斯特罗忠于祖国和民族解放事业。为实现梦想，他死都不怕，面对强权大义凛然。他曾淡然调侃：如奥运会设一项险遭暗杀奖，他肯定是冠军。他多次怒斥霸道，成为联合国历史上脱稿发言大大超时却倍受欢迎的第一人。

他对部下和老百姓则处处温良恭俭让。作为军队总司令和国家元首，他从不摆架子。他勤俭，吃饭时掉在桌上的米粒也会捡起来吃掉。他规定，公务员坐的车只要有空位子，不准拒载顺路搭车的群众。真是世所罕见。

他这个法学博士特爱体力劳动，包括种菜。难怪他发现贻聪用夫人丽丽自家乡带来的种子在使馆院子里种出好吃的黄瓜后，亲自签发文件，命名“徐贻聪黄瓜”。

为更好地服务人民，他学而不倦，有点像我山东老乡孔子所说“每事问”，提问涉及哲学、历史、外交、中国三峡工程、家常菜的做法和吃法……难怪贻聪每次与他会见前都要苦心准备，但有时还是被考住“卡壳”。

他重民意，重友谊。古巴是南北美洲几十个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决策前，他公开征求上百万哈瓦那市民的意见，得到热烈拥护。有一次，他出席贻聪的宴请迟到了，便诚恳“自我惩罚”——决不喝酒；他的部下悄悄透露，他不爱喝酒。贻聪离任后，他多次让访华的高官问候老友“小老虎”……

书中此类趣事多了去了。读一读，会增强对卡斯特罗高风亮节的钦佩、对中古两国友谊的珍爱、对人类进步的期盼。

2014年9月26日自山东夏津去海南海口路上

前言

古巴前国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取得并维护了民族独立的地位，在西半球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普遍视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象征，是一位广受尊敬和爱戴的世界级知名人士。卡斯特罗离开领导岗位好几年了，但在我国依然是一位广受关注的人物，因为很多人都还非常敬重他、关心他。

很多人知道，我曾经在古巴工作过几年，与卡斯特罗有过接触和交往，因而我就经常接到来自多方面对他带着关切的询问，外交笔会还建议我围绕这个题材写本书。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从我初次闻卡斯特罗其名到卡斯特罗新近对我的查询中的16个“初次”，即：“初闻”“初感”“初见”“初领”“初访”“初请”“初接”“初交”“初求”“初委”“初卡”“初受”“初辞”“初陪”“初逢”“初询”为线条，以“讲故事”的方式，写这本《我与卡斯特罗—记我与卡斯特罗的16个“初次”》的书，目的是想通过叙述我同他绵延50余年的直接和间接交往，把我知道和感受到的卡斯特罗其人告诉大家，以既寄托我对他的思念之情，也飨各方关注他的人。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同古巴有了直接、密切的联系。我于1993年9月12日至1996年12月8日担任我国驻古巴大使职务期间，与卡斯特罗主席曾经有过非同一般的交往，有过令我终生难忘的特殊经历。我在同他的往来中，坚持尊重对方，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情况准确，坚持礼貌周到，使得他对我逐渐产生信任感、亲近感，一位国家元首和一位他国使节之间不同寻常的友情也不断加深。由于他和我都是出生在中国历法中的虎年，他比我年长“一轮”，所以他看见我时，常常亲切地说他和我“是两只年龄不同的老虎”。

尽管如此，我把卡斯特罗称之为朋友，于我而言，依然可能有高攀之嫌。不过，卡斯特罗在我1995年底与他分别后对我的惦记，让我感到他真的在把我当作一位朋友：2002年年初，卡斯特罗主席支持与协调小组组长马努艾尔·梅嫩德斯在访华期间告诉我：“卡斯特罗主席要求我问你好。”此前，古巴外交部副部长、曾在我国担任过其国家驻华大使职务达10年之久的何塞·阿曼多·格拉来华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也曾通过古巴时任驻华大使阿尔韦托·阿鲁菲找到我，向我转达卡斯特罗对我的问候和怀念，并告诉我，自从我于1995年底离开古巴之后，“总司令”（古巴人对卡斯特罗主席的习惯称呼）曾多次打听过我的落处，问及过我的情况。这些问候和查询，应该是卡斯特罗一直在惦记着我的征候。我在古巴与卡斯特罗的历次交往，离任古巴后得到他的长期牵挂，经常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我不想讳言，我对卡斯特罗怀有崇敬之感，因为他的精神和为人都很值得敬重。他敢于斗争、坚持理想、不畏困难、不惧强敌、不谋私利、服务人民的一生表现，是我个人始终敬重他的基本缘由。我从古巴卸任以来，在平日的闲暇之时，常常翻看我的影集中与卡斯特罗主席的几十张珍贵照片，回忆我和他的历次谋面和交往，从中领受激情和鼓励。我的这些照片大多是卡斯特罗主席办公室赠送给我的。离开古巴前，我曾经就照片的使用问题咨询过卡斯特罗办公室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我可以随意使用。现在，我将这些照片放在我的这本书中，以与读者共享。

根据我的经历和理解，我认为可以说，现代中国与古巴关系的建立、发展、冷淡、恢复、深化，都与卡斯特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这本书中写的这些内容，可能可以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反映出这样的史实。如果真的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将感到十分高兴和满足。

还想说明一点的是，2001年退休以后，按照一些朋友的建议和多家媒体的要求，我曾经陆陆续续地写过一些关于我与卡斯特罗交往片断的文章，被多家媒体发表后反响还很不错。我现在写的这本书，不少故事还是原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不能改变，但增添了一些新的回忆，也增加了一些细节描绘，意在力图通过我个人同他的交往和对他的认识、理解，介绍他的魅力和为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和古巴近50余年来关系演变的概貌。不过，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写的只是个人同他的短暂交往，说的只能是个人理解，对他的介绍不可能全面，涉及他的“大米事件”也只是对公开历史的片断回顾，所以说，我写的只属一家之言，给想了解卡斯特罗和中古关系发展状况的人提供某种参考。

我欢迎各方人士的批评和指正。

初闻 “大胡子”斯特罗其名

我第一次听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是在1960年，还是我在读大学的年代，但却没有想到我会同他有一段绵延50余年的不解之缘，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与格瓦拉的首次见面

我同世界名人、当代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崇拜偶像之一的切·格瓦拉有过两面之交，第一次发生在我还在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我记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开始了解卡斯特罗与格瓦拉有着直接的关联。

1960年11月的一天，北京外国语学院院办通知西班牙语系办公室，古巴新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来华访问期间，希望与西语系学生见面。西语系决定将他的访问安排到我所在的三年级二班，并要求我们做些接待的准备。

我是1958年9月通过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南京的单独招生进入北外的。说起来，我进北外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出生在苏北中部一个比较贫困的平原地区：淮阴专区淮阴县蒋集乡三岔村（如今叫淮安市淮阴区三树镇张刘村）。京杭大运河从我们家的西侧通过，小时候在夏天雨水上涨的时期，常能从家门口看到运河上航行帆船的帆顶。那里因为比较低洼，经常遭受水灾的干扰和破坏，加之资源较少，因而人民生活多年贫困，百姓的革命精神也比较强。我的父亲、母亲早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并先后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而使得我们家的全体成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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