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独自坐飞机的男孩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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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诺亚·霍利,钱怡羊译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0-01

书籍编号：30306484

ISBN：978720110915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08729

版次：

所属分类：小说-外国小说

序曲

他在长滩一个叫“幸运”的当铺里买了那支枪。特洛伊9毫米口径。这是警察的报告上写的。触发机制有些生锈了，他拿出从网上买的工具箱，把它给换了。那是五月份，他还住在萨克拉门托，一个眯着眼睛、嘴唇干裂的孩子，整天待在公共图书馆里翻看那些著名的杀人案。在那之前他在得克萨斯州、蒙大拿和爱荷华市住过，然而没有一个地方他会待超过三个月。有时候他就睡在车上。

这就是他的旅程，每前进一千米，都会让他更接近终点。

“特洛伊”是几个月来，他为了这件事买的第三支枪。他把它们都藏在汽车的后备厢里，一辆老旧的黄色本田车。警察在洛杉矶市区的斯台普斯中心的停车场找到了这辆车。里程表上显示34万千米。离开家的这十三个月里，他走了太长的路。他有时会打零工挣些钱，快餐店、建筑工地，他不受任何束缚。大家都认为：他安静、自我、总是有点紧张。这些当然是之后的事了。在各种调查之后，绘制出的时间线记录了他的整个旅程，每一条线索都被艰难地重建起来。现在，还有柱状图、卷宗正在赶制中。

但事件发生的前几个小时，没有人听说任何情况。这个年轻人是谁？他从哪里来？常说大自然憎恨真空状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显然更加讨厌真空状态。第一声枪响的几秒钟之后，记者们开始拼凑内容、回看带子、分析射击的角度和轨迹。几个小时内，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字和一些照片。一个年轻人，有着明亮的眼睛和雪白的皮肤，脸迎着太阳，皱着眉头。再没有比李·哈维·奥斯瓦德（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译者注）挥舞着他的来复枪更糟糕的了。通过镜头看到刚刚发生的一切，这些照片仿佛预示着什么，就像希特勒小时候的照片，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凶狠的光芒。但你又能看出什么呢？这些不过就是几张照片而已。凑得越近，越看不清楚。

就像被载入史册的每一个历史事件一样，总有些神秘的细节让人捉摸不透。反射的灯光，不能解释的回音。甚至到了现在，几个月之后了，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漏洞，有几周的情况还不清楚。事情发生前一年的八月，他曾在得州奥斯汀做过志愿者。主办方还记得他是个开朗的孩子，工作很努力。十个月之后他在洛杉矶当了屋顶工，手指甲因焦油而发黑，一个消瘦的男人坐在酷热的页岩上，呼吸着呛人的空气。

那个时候他已经在路上游荡整整一年了。一个流浪汉在伟大的美国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途中他改过自己的名字，他管自己叫卡特·埃伦·卡什，他喜欢这个名字的发音，还有发音时舌头的感觉。他本名叫丹尼尔·埃伦，20岁。作为男孩，那些侵害别人又没头脑的男人从来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没有收藏过玩具枪，从来不曾把任何手里的东西当成武器。他救过从鸟巢里掉出来的雏鸟，他爱分享。然而，他却在得克萨斯州的双车道上、在狭窄的地上和满是烟头的打靶场里试射自动手枪。

五月清朗的晚上，他总会坐在汽车旅馆房间的地上打磨他的各种想法。他喜欢玩弄这些子弹，他把盒子打开，让子弹在他手中发出碰撞的声音。他就像个箭头，朝着某种必然飞去。电视新闻的画面里，是政客在小镇的快餐店里和积满灰尘的中西部农舍里发表着政治演讲。这是选举年，选民和候选人、权威和金钱都向着民主的大潮涌去。初选阶段基本结束了，党派的政策已经若隐若现。坐在汽车旅馆的地板上，卡特·埃伦·卡什正在想象怎样用他的子弹投上一票。

当他还是个7岁的孩子时，是为荡秋千而活着的。他使劲把自己荡得很高，高到可以让脚指向天空，然后大叫着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是个贪吃的小家伙，从来没有消停的时候，那么生机勃勃，让周围其他的小朋友都显得没那么活泼好动。夜晚，他扭曲地蜷在床上，衣服还没脱完，皱着眉头，紧握着拳头，像是泄了气的龙卷风。这到底是哪个男孩？他是怎么变成那个在汽车旅馆房间里玩弄子弹的人的？是什么让他逃离这个家，做出这么残忍的行为？我读了报告，也看了录像，但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我多么想知道答案啊！

我是他的爸爸，明白吗？

他是我的儿子。

第一章 家

01

星期四是埃伦家的比萨之夜。当天最后一个预约是上午11点。下午3点我就能坐上前往韦斯特波特的火车回家，在火车上我可以边浏览病人的病历，边回些电话。我喜欢看着城市从视线里远去，布朗克斯区的那些房子在轨道两边渐渐退去。树枝缓缓冒出新芽，太阳喷薄出胜利的光芒，像熬过持久而压抑的统治后爆发出的欢呼。峡谷变成山谷，山谷变成旷野。坐在火车上，感受自我的延伸，就像挣脱了必然的宿命。这其实有些奇怪，作为一个在纽约钢筋混凝土环境里长大的孩子，经过那么多年，依然觉得密密麻麻的大楼和持续的汽笛声让我无比压抑。早在十五年前，我就带着全家搬到了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成为一个郊区家庭，有着郊区家庭的希望和梦想。

我是名风湿病学专家——曼哈顿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这是个不太被人知道的专业，大家只关注眼睛流泪和咳出浓痰是因为花粉过敏。但事实上，风湿免疫学是内科和儿科的细分专业。“风湿病学”的概念最早来自希腊文里的黏膜分泌物，意思是像液体一样流淌的东西，加了后缀，就意味着成了学科。风湿病学专家主要负责解决临床那些有骨关节、软组织和结缔组织关联情况的问题。当病人全身大部分系统比如神经、呼吸、循环出现特异症状时，我们通常是给出最后解决方案的医生。当其他医生难以对病人做出诊断时，风湿病学专家就会被召唤来提供咨询。

我是专业的诊断医师，从病症和检查结果来进行甄别和分析，寻找出最致命的疾病和最无形的创伤。十八年后我仍然对工作着迷，上了床还想着工作，睡眼蒙眬的时候我还在思考着病历，寻找其中的规律。

6月14日是个晴天，不是很热，但是从空气中分明感受到了纽约在夏季带来的威胁，你能嗅到从路面上升腾起的第一缕湿气。用不了多久，任何微风都会让你觉得是陌生人口里呼出的热气。用不了多久，你就能用汽车排出的尾气在空中涂抹。不过，现在只是威胁，有一点点窒息，腋下有一点点汗水而已。

那天我到家晚了，下午巡诊的时间比想象中长，快6点了，我才下火车。穿过九个街区和一排排被修剪整齐的草坪回到家。国旗挂在各家的邮箱上，白色的栅栏，既是欢迎也是禁止，用我的余光看去，就像自行车的齿链从我旁边奔跑而过，那种动感，像被列举出来要做的各种事项。这是一个汇集的小镇，我是这里的一员，一个医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在健康维护组织成立之前，我已经是医学博士，在对医生严格苛责之前，我已经做得不错了。金钱提供给我一定的自由和享受。我有一栋四个卧室的房子，一片种着垂柳的山坡，还有一个褪色的吊床在风中懒洋洋地摇晃着。在这样的夏季傍晚，我内心平静地走在这安静的城郊，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不是自以为是，也没有谨小慎微，只是一种稳健而本真的感觉。就像是跑完马拉松后运动员的胜利，长期战争结束后战士的喜悦，面对并战胜了挑战后，你会更优秀和更智慧。

我进家的时候弗兰正在大理石的台面上揉面。那对双胞胎正锉芝士和撒料在比萨上。弗兰是我的第二任妻子，高个儿，红色的头发微微有点波浪，即将40岁，一个活力四射的排球运动员，已经转换成了带着油烟味儿的性感尤物。弗兰是那种想问题很透彻，愿意花时间把事情搞清楚的女人，爱思考并且脚踏实地。这是我第一任妻子没有的特质，她冲动易怒，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不过我觉得我自己的优良品质之一就是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因此，我向弗兰求婚完全是因为我们——用一个缺乏浪漫，但最真实的词来说就是——非常和谐。

弗兰是一个虚拟助理，就是说她是在家工作，帮助那些她从未见过的人安排约会和预订航班。没有耳环，弗兰成天只戴着蓝牙耳机，从早上醒来一直到晚上睡觉才摘掉。这意味着她每天要工作很长的时间，看起来就像是一直在和自己对话。

这对双胞胎，亚历克斯和沃利，那年他们10岁。他们是亲兄弟，可一点儿也不像。沃利有兔唇并且胆小，一直像个孩子一样期待你的关注。事实上，他很可爱，也很天真。一个错误的基因导致了他的唇腭裂，虽然通过外科手术已经基本恢复，但从他的脸上依然可以看出不对称、不完美。他哥哥亚历克斯，一头金发，天使般的脸蛋，最近因为打架而惹了一些麻烦。这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他从小就知道护卫经常被别人嘲笑的弟弟。他也是那些弱势孩子——肥胖儿、书呆子、戴牙套的孩子们所拥护的人。多年来，保护他人成了他的本能。几个月前——当一学期内第三次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后——弗兰和我带亚历克斯去吃了一顿午餐，并告诉他，我们赞同他保护弱者的本性，但他应该找到一些更柔和的方式来解决。

“如果你想让这些恶霸得到教训，”我说，“你应该教给他们一些东西。但我保证，暴力绝不能教会人任何事情。”

亚历克斯很机智并且能说会道，我建议他参加辩论课程，在那里他可以学会用语言来打败他的对手。

他耸了耸肩，但我确定他喜欢这个建议。几个月的时间，亚历克斯就成了他们班里最棒的辩手。以至于在家里，他能把每一个让他吃蔬菜或者做家务的要求，演变成亚里士多德般的辩论。

这能怪谁呢，只能怪我自己出的主意。

这就是我的家庭构成，爸爸、妈妈和两个儿子。还有丹尼尔，我和前妻的儿子。我和他妈妈在他7岁的时候分开，他在来东部之前，一直都和他妈妈住在西海岸。在他抑郁的青春期，曾和我们住过几年。然而，在某个早晨，天还不亮他就把我叫醒，问我能不能把他送到机场。就像当年突然出现一样，他的离开也是那样突然。

丹尼尔和我们一起简单地生活了三年，18岁那年开始上大学了。一年之后，他退学，开着车去了西部。四月他就满20岁了，后来他说，他只是想去“看看这个国家”。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我把明信片寄到他的宿舍，明信片完好地被退回来，盖着“此人已不在此居住”的章。丹尼尔从小就是这样，他从来不会在原地等你，他总是出现在你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现在他很少打电话，邮件也是从中西部的某个网吧发来的。偶尔寄来的明信片上，用潦草的字迹记录了夏天的乡愁。但他总是在自己觉得方便的时候才这么做，而不是我方便的时候。

上一次见他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快餐店里，我飞到那里参加一个医学会议，丹尼尔正好经过。在离我住的酒店很近的一家时尚咖啡馆，我请他吃了早餐。他的头发很长，一刻不停地把煎饼吃完，手中的叉子像蒸汽铲一样从盘子到嘴之间来回移动。

他告诉我在西南部的时候他经常露营。白天徒步，晚上借着手电筒的光阅读。他看起来很开心。年轻的时候，没有比向往自由更浪漫的自负了——那种虚无的确定性，让自己觉得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然而六个月前他从大学退学还是让我很困扰，我很了解他，我并不是很惊讶。

丹尼尔在旅行中长大，像个年轻的吉普赛人，来回穿梭于康涅狄格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有时和我住，有时和他妈妈住。父母离异，在双方共同监护抚养下成长的孩子，通常都比较独立。那些在机场度过的圣诞节，那些往来于父母之间的暑假，孤独的身影穿梭在这片土地上。丹尼尔看上去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但我还是有些担心，这是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有的担心吧。这种担心虽然不足以让我彻夜难眠，但足以让我每天的生活增添一层焦虑，一种绵延不绝的失落感，就像一个重要的东西被遗失在某处。不过他总是能够自食其力，他很聪明，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所以我常常安慰自己，无论他在哪里，都会过得很好。

去年秋天，在亚利桑那州的路边店里，我们相对而坐，丹尼尔取笑我的西装和领带。那是个周六，他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穿。

“这是医学大会，”我告诉他，“我需要维护我的专业声誉。”

他嘲笑我的这个想法，对他来说，那些在社交场合着装正式、被称为“专家”的男男女女们都很可笑。

分开的时候，我想给他五百美元，但他拒绝了。他说他过得很好，到处打打零工。带那么多钱在身上反而觉得很奇怪。

“这就失去平衡了，知道吗？”

我们分别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抱了很久。他的头发没有洗，有一股流浪者身上特有的甜甜的麝香味儿。我再次跟他确认真的不需要钱吗。他只是笑了笑。看着他离开，我怅然若失。他是我的儿子，而我已经无法控制他，如果说我曾经能够控制他的话。现在，我俨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站在他生命边线上的观察者。

走到街角的时候，他回头向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他穿过马路，消失在人群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现在，在我们康涅狄格家的厨房里，弗兰朝我走过来，亲吻了我的嘴唇。她的手上沾满了面粉，她把双手高举起来的样子就像几个小时前我在ICU把双手高举的样子。

“亚历克斯又打架了。”她说。

“那不是打架，”亚历克斯纠正她，“你打了某人，某人又还击了你，才叫打架。这个最多就是扭扯了一下。”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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