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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清词丽句细评量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王学泰以诗词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史
作者：王学泰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7-01
书籍编号：30292551
ISBN：978750608119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06729
版次：1
所属分类：文学-评论鉴赏
全书内容：
版权信息
书名：清词丽句细评量
作者：王学泰
ISBN：978750608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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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诗，曾经是一种精神价值
现在，诗歌已经是一种小众艺术了。一本诗集，一种诗刊能印到千份就算多的了。前些日子评“鲁迅文学奖”，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网上一时热闹，其实也只是杯水风波而已。不论参入其中的，或是围观看热闹的，大多都是圈外人，平常与诗没有什么关系，许多人连新体诗、旧体诗也分不清楚。对于得奖作品水平的争议，人们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关心、窥探的是“事件”内幕、背景。争论完了，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人们只记住了被反复说来说去的佳句——“不蒸馒头争口气”。当然，这并不奇怪，全民一起“向钱看”的时候，诗的位序能排到哪里呢？
一、六经之首，王化之基
其实，诗歌也可以模仿着阿Q的口吻说：“我们先前阔多了！”阿Q的话有没有水分，鲁迅没有考证，我们不知道；诗，的确“阔”过。从西周时代开始，“诗”就成为“六经”之一，它是贵族君子必修课之一。孔圣人教训他儿子孔鲤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不仅具有工具性，可以用来侍奉父母和君王，而且它还能成为个人的精神支柱，“兴、观、群、怨”就是指诗歌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的力量。一句话可以概括，那时，诗是人们的生活准则，因此，学诗、用诗是一体的。
那时学诗要学到什么地步呢？用过去的老话说，就是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个“行动”孔子特别解释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学了诗，对内要能够处理国家大事；做外交，能够答对如流(主客之间常常通过诵诗与对方沟通)，在外交场合不至于丢丑。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还保持着贵族的肃肃雍雍的礼仪风度，利益要求，往往不会赤裸裸直说，经常用诗曲折表达。这在《左传》《国语》常有记载。用诗体现了人们的教养与风度。
我们考察先秦文献，可以看到贵族君子，甚至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都邑中居民——国人在对话中也常常熟练地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我们感到那时的人行事有规范，出言有文采。例如中学课本中常选的《孟子》里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为齐宣王分析了他看到牛被屠杀之前以羊易牛的心理后，齐宣王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他人”两句引得多好，用此赞扬孟子对自己的理解，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经过孟子剖析入微的解释，颟顸的齐宣王都觉得深得我心。宋国都邑的居民出口也有文采，看来也是长期受到诗歌教育的民众。宋郑交战，宋国败绩，主帅华元被俘，后来逃了回来。宋国筑城加强防备，华元到工地巡视。筑城的国人编了歌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鼓着两只眼睛，挺着一个大肚，丢盔弃甲的将军回来喽)。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胡须满腮，胡须满腮，丢盔弃甲的将军逃回来)。”华元支使他的副驾回答国人：“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犀牛都很多，盔甲丢就丢了吧)。”筑城人再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纵有牛皮堆成山，没有红漆涂染怎么办)？”华元没词儿了，对他的手下说：“他们人多嘴多，我们干不过他们，快走吧！”华元尽管仗打败了，人还是很可爱的。宋国国人更可爱，他们出口成章，用诗歌挖苦执政者，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正是诗“兴、观、群、怨”职能的表现。
此时诗、乐一体，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史记·孔子世家》解释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诗”由此而成为“诗三百”。“诗三百”不是现代文学意义上的诗，而是“经国之大业”的“经”。其职责是“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裴子野《雕虫论》)。这是诗最“阔”的时代。当然，这些都是针对“诗三百”说的；并非指其中的某个篇章。成为“六艺之本”“王化之基”的“诗三百”经过汉代经师阐释，特别有了《诗大序》《诗小序》的《毛诗》，其政治作用更加强化了。“诗三百”基本是四言诗，其体例是风、雅、颂三体，这成为历代制礼作乐之时乐舞歌词的基本模式，从汉朝到清朝没有什么改变，读者有兴趣翻翻正史中的“乐志”，煌煌大典中的歌诗基本上是模仿“雅”“颂”的。
二、“哀怨起骚人”——作为抒情诗的楚辞
春秋以后，士人虽然读诗、在许多场合中还要诵诗，然而在中原一带很少有新的诗作产生与流传。这一点很多批评家意识到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蔚起，其《离骚》哉！故以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诗歌到了战国在北方出现断层，幸亏楚人多才，出现了屈原、宋玉等震古烁今的诗人。这个时期，南方一位政治上失意的贵族屈原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填补了中原士人在这方面的缺位。李白诗集的开篇《古风》中也充分地肯定了屈、宋在诗史上存亡继绝的作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作为诗人的李白也抓住了楚辞的特点，即个人抒情性和摅写哀怨之情。《楚辞》起于民间，原是民歌，经过高士才人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诗体。楚辞现存较早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虽然写的是偶然相逢、柔情蜜意，在缠绵悱恻之中，也透露出些许的淡淡哀怨。
“诗三百”中许多篇章也都具有个人性，像《氓》《谷风》都是弃妇之词，但两首诗中抒情主人的情感与性格的差异是读者都能感受到的。有的篇章我们还知道它的作者，如《鄘风·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小雅·巷伯》的作者“寺人(宦官)孟子”，《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的作者尹吉甫等，然而，它们作为“王化之基”的“诗三百”时，这些篇章中的个人性就统统消失了，成为教化的一部分。楚辞则不同，每篇诗中都打着作者鲜明的烙印。
屈原是一位自觉的诗人，作为楚国的王族，他本来是可以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可是由于失去楚王的信任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政治上的绝望使他转入创作。屈原写出了《离骚》《九歌》《九章》《招魂》等杰作，这些诗中用神话传说、古圣先贤、香草美人以及楚地草昧初开、辽阔而神秘的风光构造了独特的浪漫境界，并以此抒发怨愤并寄托自己的精神追求。
屈原作品所蕴涵的精神价值成为诗中的范本，香草美人成为诗人的理想境界。不过楚辞没有像《诗经》一样成为国家交往正式场合中表情达意的典章，更没有指导人们生活的职责(所以李白说它非“正声”)，汉承秦制，但其习俗、文化则承继了楚风。这与汉朝创建者大多是楚人有关。汉代皇室中许多楚歌的爱好者，他们收集战国期间楚人遗作，喜欢诵读楚辞、唱楚歌，并用楚歌这种形式宣泄自己的郁闷和悲情。
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等，就是汉武帝命淮南王刘安收集编辑的，他在《叙离骚传》中高度评价屈原的作品：“《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虽然思想正统的班固对此稍有訾议，但得到大多读者、包括司马迁的认同。其实“离骚，即牢愁也”，人们为屈原不幸的遭遇与其“哀怨”所感动。
吴中平民出身的朱买臣和严助都因为能诵读楚辞而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汉宣帝下诏“征能为‘楚辞’”的九江人被公，听他用楚语“诵读”楚辞。宋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说到世间口传楚辞，用楚音诵读，其源于“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可以想见用楚地方言诵读的楚辞一定更有震撼力、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所以千年以来人们以楚音诵读楚辞，从中体会当年屈子行吟汨罗江畔的悲哀凄苦的心情，直至宋代而不绝。
汉代用楚歌宣泄和抒情的皇室贵族、文武高官史不绝书。如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或悲凉、或悲伤,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汉武帝的《秋风辞》《瓠子歌》，汉昭帝的《淋池歌》说明位列至尊的皇帝，在现实生活中也各有其苦闷。被吕后打入“永巷”劳改的戚夫人所唱的悲歌，被遣嫁万里之外汉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均悲叹贵族妇女的不幸；“将军百战声名裂”，李陵与苏武分别所唱的悲歌，梁鸿的《五噫歌》，张衡的《四愁诗》等都是抒写士人情怀的，这与屈、宋一脉相承。汉代传世骚体作品虽然不多，但这些作品的内容如用《诗品序》一段议论概括还是大体准确的：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聘其情？
如果再加上屈原作品中的忠君爱国，“哀民生之多艰”，痛斥群小，“众人皆醉我独醒”等题旨，这些基本上囊括传统抒情诗的主题。
人生的艰难，这是每个人——不管其地位高低——都能感受到的，因此，都需要有外在的悲情淘洗，这也正是悲剧产生和存在的心理基础。从孔夫子的“诗可以怨”，到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传统诗歌中优秀作品大多是悲剧性的，这也是它受到人们喜爱的关键。朱熹说屈辞“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楚辞集解·九章序》)。屈原作品和流传至今的秦汉楚辞、楚歌从内容到音韵都是以激越、悲哀、抑郁为基调的。古人在心有郁结、内心愤懑不平之时，吟诵《离骚》，感受“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从中体会崇高。传统抒情诗这种特色是从《离骚》和秦汉时楚辞开端的。
三、嘉会寄诗以亲
欧洲古代抒情诗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很多，而我们的传统抒情诗(不包括词曲)则相对逊色。传统诗中更多的是表达男人之间的朋友之情的。像杜甫怀念李白的诗中写到他们在鲁交游时的情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如果把这些诗句直接翻译给西洋人看，他们会以为与古希腊诗人阿尔凯俄斯作品同科。其实杜甫表达的是很深厚的朋友之情。
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的演讲中感慨，传统抒情诗中偏重于“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孔夫子另一句“诗可以群”；他还指出钟嵘的《诗品序》在谈诗的社会功能时也过多地强调了“怨”，其实许多“怨”还是“离群”所引起的呢。儒家论诗之所以重视“群”，因为他们认为诗与乐作为“六经之首”的社会功能就在于保持群体的秩序稳定。宗法社会是熟人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基本上也就是儒家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前四伦大体上是固定的，不能更换的；只有朋友一伦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朋友之间是这个熟人社会中唯一的平等关系 。在社会僵化、缺少流动时，朋友似乎无足轻重；当《论语》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放在开篇时，这已经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剧了。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关于友谊的故事：如管仲鲍叔牙的故事，俞伯牙钟子期的故事，羊角哀左伯桃的故事。三个故事各有动人之处，如管鲍之间的宽容，俞钟之间的知音，羊左两人的舍生忘死。这一类激动人心的故事为历代追求真诚友谊的人们所倾慕，描写友谊的作品在传统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目的不仅仅是功利的，更重要的是诗人们要在朋友这种平等关系中追求一种超脱功利的精神价值。这类作品在东汉时期就出现了，东汉中期以后游学、游宦士人剧增，皇帝昏聩、宦官当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沉沦于社会底层、独自打拼的士人特别能感受他人的支持和友谊，托名苏武、李陵的“苏武诗”四首、“李陵诗”三首，就是底层的士人借流落异邦以喻他们这些挣扎于功名途上的苦闷与向往。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冷冷一何悲。丝竹厉清声，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诗的风格很像《古诗十九首》，少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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