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秀白英语教育自选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秦秀白英语教育自选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秦秀白著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1-01

书籍编号：30204975

ISBN：9787560071794

正文语种：中英对照

字数：8258

版次：1

所属分类：外语学习-英语读物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批共推出10集，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以英语教育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丛书的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师范院校英语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本丛书将在推出第一批后，陆续推出第二批、第三批。外研社还将推出《国际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稿，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录。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的内容必须与英语教育有关，如语言政策、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英语专业各门课程的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英语教学，以及其他与英语教育有关的论文。

四、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过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称）和期号（或出版社名称）。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如演讲稿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五、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六、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书后附有作者著述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主 任 胡文仲 李朋义

委 员 胡壮麟 王守仁 石坚 秦秀白

杜瑞清

策 划 刘相东

我与英语教育——从教40年的心路历程

到2005年9月，我从教整整40年，加上在大学期间学习英语的5年经历，那么我和英语已经打了45年的交道。“光阴似箭”、“人生苦短”之类的感叹已开始挂在嘴边，可是当我回顾这45年的经历时，又觉得这竟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苦斗历程。平时我喜欢对学生说：“走路要留下脚印。”可是真的让我回首审视自己的脚印时，我却感到惭愧：脚印虽留下了一些，但很模糊，也很浅薄，而且有些经历过的事情也很难说得清楚。然而，回顾往事，有两点是说得清楚的：一是我认为自己能坦诚对待人生，一直在遵照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自学不止；二是我热爱教育事业，是个尽职尽责的教师。人生其实就是个奋斗的过程，成就可大可小，但只要你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尽了力，那就是有意义的人生。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给了我回顾自己心路历程的机会。我想把自己在英语学习和英语教学中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稍作反思，也许能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有所帮助。

初上讲台

1965年7月，至今还让我留恋的五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我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来到刚刚成立一年之久的武汉外语专科学校任教。离开京城来到江城，其实是极不情愿的。因为毕业前，年级政治辅导员曾很郑重地约我谈话，问我肯不肯留校教书，我曾欣然同意；后又有一位年级学生干部问我肯不肯继续留在北外做研究生，我说求之不得。公布分配结果的那天下午，全年级的毕业生在北外东院的一个大教室里集中，领导当场宣布：我被分配到武汉外语专科学校任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也深信没有其他选择，所以第二天我向年级党支部递交了一份草草写就的“决心书”，表示服从分配，很快就办理了离校手续。让我感动的是：离校前的一个晚上，丁往道老师、杨树勋老师和薄冰老师来到我们宿舍，和毕业生话别。他们都特意鼓励我，说武汉外专将很快办成武汉外语学院，希望我能安心工作朝前看。他们的嘱咐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武汉外专是1964年创办的，同时成立的还有广州外专、杭州外专、济南英专、秦皇岛外专、哈尔滨外专等。后来得知，国务院原计划在1967年将武汉外专扩建为武汉外国语学院。该校当时有两个专业：英语和法语。英语教师有80名，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由兄弟院校派来的教学骨干；一部分是来自涉外部门的具有实践经验的英语人才；但绝大多数是来自当时的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大、北京师大、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贸学院、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等高校的64届和65届毕业生。几十位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带着各高校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特长汇集在一起，使得这个新建的专科学校颇具生机，给人一种团结和谐、蒸蒸日上的感觉。我立刻融入这个集体，因毕业分配失意而产生的怅惘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忘我的工作热情。

我接手的班是64级第12班，教“精读”和“口语”两门课程。初上讲台，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教学法、什么是教学大纲、什么是教学改革，更不知道什么是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甚至连该校的定位和培养目标是什么都不十分清楚，也很少听到领导谈论这方面的事情。尽管如此，和其他年轻教师一样，我满怀激情全心投入教学，兴奋地体味着初上讲台给我带来的快乐。我们这批年轻人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我们有饱满的工作热情，有忘我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而所有这些情操都表现得那样的朴实和纯真，那样的自觉和坦荡。没有人监督你，没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完全凭借良知对你本能的呼唤，大胆地去做你认为是该做的事情。

武汉外专给我留下的一个难以泯灭的印象是学生的朴素和勤奋。由于多数学生都是工农子弟，质朴忠厚是他们普遍具备的品行。大家以生活朴素为荣，以勤奋读书为乐。除一日三餐和必要的体育锻炼外，他们整天都在学习；看不到在教室里吃零食或戏耍的现象；更看不到男女携手或幽会于月下林阴的场面。浓厚的学习风气应当归功于学校领导的严格要求。校长刘昂是一位“老革命”，且有教授职称。只是那时“教授”头衔一点不时髦，也一点不响亮，他本人从不以“教授”自居，旁人也从不提及。刘昂校长特别重视外语基本功训练。他主张早晨是学习外语的最佳时刻，于是规定：学生起床后要集体进行早锻炼，但必须以“不出汗”为原则，而后必须到露天朗读课文，班主任（一般由“精读课”老师担任）必须陪同学生早读。于是形成了当时武汉外专办学的一大亮点——“早读”。他还身体力行，经常带领教务处的干部一大早就到教学区检查，亲自查看早读的指令是否落实。记得有一天早读时，班上有几位学生要求我给他们纠音，我一时大意，带他们到教室录音，被校长和几位干部撞个正着，记下了我的名字。当天上午课间操时，教研室主任就找我谈话，把我批评了一顿。我从此就把“早读”视为校规。然而，“文革”期间，“早读”却成了校长“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大“罪状”。现在看来，“早读”的做法完全没有错。

遗憾的是，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很少能见到早读景象了。尽管今天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大大改善了，但恕我直言，今天的大学生中，有些人不是来求学成才的，而是来“过生活的”，他们把大学当作“人间天堂”，不思学业，不求进取。我常为此感到烦恼，真是恨铁不成钢。有时看到学生上课时嘀嘀咕咕，不认真听讲，不好好完成作业，甚至从网站上直接下载别人的论文充当自己的课程论文，我感到愤慨，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这时，我常常想到当年武汉外专的学生，他们虽然是专科生，但他们很可爱，的确令人难以忘怀。

在武汉外专满怀激情地教了10个月的书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好不容易熬到了“斗”、“批”、“改”告一段落，可以“复课闹革命”了，没想到上级下达一道命令，这个“文革”期间被喻为“庙小妖气大，池浅王八多”，且曾被“红卫兵小将”改名为“亚非拉大学”的武汉外语专科学校于1970年底宣告解散。我经历了第二次分配，到了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初上讲台的那种心态近似天真无邪。正是因为没有经验也没有阅历，所以才没有任何精神包袱，所作所为都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无忧无虑。现在回想起来，“文革”前10个月的教学生涯，其实是最开心的。我相信，每一位教师都体验过那种近似原始的、朴素的教学心态。这恐怕就是人们常说的“凭良心教书”的那种职业感。我至今认为，当教师就要找到这种感觉，要保持这种感觉，并将其升华，因为它太宝贵了，也太重要了。

困惑的岁月

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是我国英语教育事业全面倒退和彻底崩溃的时期，也是英语教师备感压抑、无所适从的年月，的确不堪回首。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文革”期间还不是“革命”对象，但我也受到了精神上的折磨。1971到1976年间，除了去农村参加“教改小分队”和去“五七干校”锻炼之外，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讲课。回想起来，当时有三个问题让我感到困惑。一是课堂教学如何“突出政治”的问题。当时流行的观念是：课堂教学若不“突出政治”，那就是鼓吹“智育第一”，而且还要把“政治”落实到每一个教学环节中去。这的确很难。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备课时要小心挑选例句，尽量制造些能结合当时政治形势的例句。后来，领导还特意组织我们到当时的海军工程学院听了一堂课，学会了在每节课前的“开场白”和“结束语”中说些结合形势的话语，即便是口号性的语言，却也能聊以自慰。可是到了1972年冒出了个“反回潮”运动，进而发生了批判“马尾巴功能”的事情，我们惯用的这些“突出政治”的良方均被斥为“穿红鞋”、“戴红帽”，极不可取。庆幸的是，来自农村、工厂和部队的学生多是质朴的青年，他们在课堂上关心的仍旧是词语的用法和句子的结构，所以虽然围绕这个问题感到无所适从，倒也平安无事。另一个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教学内容，尤其是教材的选材问题，弄得不好又是鼓吹“封”、“资”、“修”。在那个时代，领导曾分配我到教材组工作一年，从选材、注释到去印刷厂排版印书，全由我们五六个人承包。其中最难办的是选材。因为当时的第一标准是“思想性”，而“思想性”的标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还要贯彻外语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难矣！第三个问题是师生关系问题。按照常理，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在处理与学生关系时不该有什么伤脑筋的地方。可是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就业务而言，学生是很尊重教师的，他们渴望多学一些知识；可是在政治上我们并不平等。学生的任务是“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而我们的定位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样的定位导致彼此在进行心灵沟通时常常感到尴尬。这自然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我们不敢在业务上对学生严格要求，也不敢实施因材施教。我记得有一位来自山区的学生，他是当地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儿子，小学毕业后就被推荐来读大学。他有一次很严肃地问我：“人的‘手’是可以活动的，那么你为什么还说hand是名词呢？”我无言以对。对待这样的学生你是不能批评的，更是不能劝其退学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不能让任何一个阶级兄弟掉队！”你明明知道他不适合学习英语，基础太差也学不好英语，可是你必须耐心地笑脸相待，学期结束时还得为他写下“学习刻苦努力，进步显著”之类的评语，个中滋味是很折磨心灵的。没有哪位教师不喜欢悟性好、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可是在那个年月里，你不能表露你的好恶倾向，否则又是“智育第一”思想在作祟。记得有一位学生年龄较大，见识也较广，他曾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学一点莎士比亚的东西。我只能对他一笑了之，也不敢找本莎剧借给他读。不过，有一天晚上，我到教室里去巡视晚自习情况，发现他在读一本很破旧的Charles和Mary Lamb合写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我暗自惊喜，会意地对他一笑，却没敢多说什么。尴尬的师生关系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虽然那些年的教学质量低下，但多数毕业生却很自信，很少能听到“英语很难学”或“自己的英语不能适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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