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英汉对照）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英汉对照）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蔡康永推荐阅读，美国2001年度“各学科学术著作”

作者：汪荣祖,钟志恒译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9-01

书籍编号：30184656

ISBN：9787513501552

正文语种：中英对照

字数：80543

版次：1

所属分类：外语学习-英语读物

追寻失落的圆明园

（英汉对照）

汪荣祖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博雅双语名家名作”出版说明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华民族精英“放眼看世界”，向世界寻求古老中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灵丹妙药，涌现出一大批中国主题的经典著述。我们今天阅读这些中文著述的时候，仍然深为字里行间所蕴藏的缜密的考据、深刻的学理、世界的视野和济世的情怀所感动，但往往会忽略：这些著述最初是用英文写就，我们耳熟能详的中文文本是原初英文文本的译本，这些英文作品在海外学术界和文化界同样享有崇高的声誉。

比如，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以幽默风趣的笔调和睿智流畅的语言，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生活情趣和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娓娓道来，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林语堂也以其中国主题系列作品赢得世界文坛的尊重，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再比如，梁思成在抗战的烽火中写就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经其挚友费慰梅女士（Wilma C．Fairbank）等人多年的奔走和努力，于1984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出版，并获得美国出版联合会颁发的“专业暨学术书籍金奖”。又比如，1939年，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以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为名在英国劳特利奇书局（Routledge）出版，后以《江村经济》作为中译本书名——《江村经济》使得靠桑蚕为生的“开弦弓村”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成为国际社会学界研究中国农村的首选之地。

此外，一些中国主题的经典人文社科作品经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如椽译笔，在英语世界也深受读者喜爱。比如，艾恺（Guy S．Alitto）将他1980年用中文访问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译成英文（Has Man a Future？—Dialogues with the Last Confucian），备受海内外读者关注；此类作品还有徐中约英译的梁启超著作《清代学术概论》（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狄百瑞（W．T．de Bary）英译的黄宗羲著作《明夷待访录》（Waiting for the Dawn：A Plan for the Prince），等等。

有鉴于此，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

博雅，乃是该系列的出版立意。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得以提倡，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提高人文素质，培养健康人格，中国儒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亦有此功用。

双语，乃是该系列的出版形式。英汉双语对照的形式，既同时满足了英语学习者和汉语学习者通过阅读中国主题博雅读物提高英语和汉语能力的需求，又以中英双语思维、构架和写作的形式予后世学人以启迪——维特根斯坦有云：“语言的边界，乃是世界的边界”，诚哉斯言。

名家，乃是该系列的作者群体。涵盖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等领域，皆海内外名家一时之选。

名作，乃是该系列的入选标准。系列中的各部作品都是经过时间的积淀、市场的检验和读者的鉴别而呈现的经典，正如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经典并非你正在读的书，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一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范式。秉着“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出版理念，我们推出“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既希望能够在中国人创作的和以中国为主题的博雅英文文献领域“整理国故”，亦希望在和平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再造文明”、为“向世界说明中国”略尽绵薄之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双语版新序

拙著《追寻失落的圆明园》英文初版于2001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台北麦田出版社于2004年译成中文出版，翌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了简体字版，“麦田”复于2007年出了新版。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尚未谋面的乡友吴浩先生鼓励我于圆明园焚毁150周年之际出个双语版，作为作者的我，当然欣然同意，感激浩兄的热心，并为此书能一再重印而感到幸运与高兴。

中国园林艺术有几千年的历史，至建造圆明园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然而由于此一代名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同治帝虽修复了一部分，又遭遇到八国联军的摧残，民国以后几乎无人看守，不断遭遇到破坏，在遗址上所能见到的只是西洋楼区的一些残垣断壁，以至于有不少人误认为西洋楼就是圆明园。把圆明园说成是中国的凡尔赛宫，就是一大误会。其实，整个西洋楼只是圆明园的一小部分，而模仿凡尔赛宫的海晏堂又是西洋楼的一小部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设计与建造都不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所以不可能是西洋建筑中的精品，也远不能与大部分圆明园的景点相提并论。雨果（Victor Hugo）没有到过圆明园，他主要在谴责西洋文明中的霸道与残酷部分，在西方多元社会里，多少有一些反潮流的“良心”人士，发出道德的怒吼。美国文豪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一篇题为《致蹲在黑暗里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的文章里，也声讨八国联军的烧杀掠夺，指出以文明自傲的西方人竟像野蛮的强盗。法国的雨果与美国的马克·吐温先后指帝国主义者的掠夺为“强盗行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八国联军的二度破坏，不会导致圆明园完全成为废墟。

圆明园有150年辉煌的历史，而今火烧圆明园也有150年了。值此纪念往事之际，当然会关切到名园何以“失落”的问题。导致圆明园焚毁的英法联军入侵之役，牵涉到中西关系，问题的根本在于两个不同体制的冲撞。西方的罗马帝国崩溃后，经过一千年的演变成为“列国”（民族国家），而大清帝国仍然是中华帝国的延续。按照中华帝制，见皇帝要下跪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西方人看来就是故意屈辱了。我们可以责备清朝皇帝老大不明世界情势，但怎能期待皇帝为了外国人的感受而破坏自己的体制？我想也没有任何外国领导人会破坏体制去见远来的客人。体制碰撞，两不相让，最终只有诉诸武力，被打败的体制才会不得已而接受新体制。在这个必然的大趋势下，诸多偶然因素就微不足道了。

英法联军之前，清朝在威胁下已经接受英方的“修约”。“修约”的原因是由于《南京条约》签订十几年之后，英国已不满意现状，想要增加利益条款；清廷虽不愿意，也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但问题出在如何进京换约：英方不肯接受清政府指定的进京路线，而且还要求几千兵马同行，这当然会引起咸丰皇帝的疑虑，因而和战不决，和议的价码也就节节升高，最后还是以战决胜。法国因传教士命案而与英国联手，好像是一个偶然因素，其实不过是借口而已。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可得，不可能为一件偶发的命案而劳师动众。中国的再次屈辱是军事科技落后的必然结果，英国三千军队就能征服印度，收为殖民地；相比之下，中国的命运似乎还略胜一筹。

我们不必过度谴责清廷的颟顸无能，却不应忽视西方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清廷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不敢不履行条约，然而在履行的过程中，对方往往横生枝节——如英国人坚持要入京换约，却不遵守清廷指定的路线，强要选择经过大沽炮台，而且还要带大批军队同行，不仅引起清廷的疑虑，也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准则。

英国是19世纪的超强，征服了印度，为什么“不想征服整个中国”？我看非不想也，是不能也。清帝国不像印度那样松散，毕竟从中央到地方仍有完整的政治结构，人口众多，土地辽阔，整个征服，谈何容易？就是在19世纪末的“瓜分中国”，最后也未完全得逞。事实上，英法联军得到经济利益后，急着签约撤兵，因严冬即至，补给困难，旷日持久，可能生变。恭亲王也急着想要外国军队撤走，不惜答应任何条件，连原不相干的沙俄经由《中俄北京条约》也获得大块土地。

当和谈最后破裂时，巴夏礼为首的代表们想逃跑才被抓当人质，抓人质在西方也是常见的事。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监狱是很不人道的，虐待俘虏的确也是常有的事，所以要治外法权，但不能有双重标准：英法联军也抓了通州县丞，而且死在他们的狱中，更不必说联军对无辜百姓的不人道待遇——李慈铭在北京目击联军虐待中国妇女，吴可读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战争毕竟是野蛮的，但野蛮不是你的或他的，而是双方的。

所谓虐待俘虏、激怒英国，并不是火烧圆明园的最主要原因，只是火上浇油而已。英国统帅额尔金发现咸丰皇帝最关爱圆明园，所以他一定要烧，才能使中国皇帝感到痛；我觉得还有另一层原因：因在烧毁之前已把园内最好的东西抢劫一空，将整个园一把火烧了，被抢的珍宝便无法追索，未尝不是一种故意灭迹的行为。我也不认为额尔金之流会在意历史上的骂名，就是在儒家中国，春秋笔法也并不足以使乱臣贼子惧——如果真惧的话，就不至于历代不断有乱臣贼子的出现。

法国作家布立赛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是目前叙述英法联军攻打北京、抢劫与烧毁圆明园最详尽的一本书，颇有参考价值。但作者是法国人，不免偏袒法国，把圆明园大劫难的责任，归之于英国人。法国军队只比英国军队早到达圆明园一天，到达后并没有立即抢劫。公平地说，抢劫是英法一起干的，不必分先后轻重。法国人的确不赞成烧圆明园，因其认为不应用暴力来对付一座和平的皇家林园；不过，法国又说，要烧的话，应该烧紫禁城里的皇宫，因那是中国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才有针对性。所以雨果说得对，英法是两个“强盗”，烧皇宫还是烧圆明园只是两个“强盗”之间的争辩而已。恭亲王留在北京议和，在火烧圆明园之前已经完全屈服了，并一再请求额尔金不要烧，反而加大额尔金焚毁圆明园的兴趣。

不过，布立赛觉得火烧圆明园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已经不容易，可以说是有一点“反思”的意思。从前以及现在仍有不少中外人士认为圆明园是皇家的园子，关老百姓何事？他们忽略了圆明园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实质文化的呈现，而一个文化在暴力下消失，不仅中国人要关切，全世界爱好文化的人都应该关切。对中国人而言，圆明园被外力摧毁当然是一国耻，以此激励民族感情也无可厚非。

清朝皇家对圆明园的失落最感痛心，固不待言。咸丰皇帝在热河英年早逝与伤悼圆明园不无关系，慈禧与同治帝不惜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一意要修复圆明园，其性情可知。中国一般国人的伤悼之情也是真诚的，如史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北京茶楼看到天边浓烟，知道圆明园起火，不禁痛哭失声；康有为在巴黎看到圆明园遗物也感到伤心。民国以来不同背景的官方与民间人士亦多对圆明园表达哀悼，甚至愤怒。直到最近海外还有一位华裔女作家张纯瑛来到圆明园废墟，也不禁流泪，称之为“中国的哭墙”。可见150年来中国人的伤悼之情一直延续着。当然，伤悼之余要能理性思考，必须认知到：国家没有实力，必然招辱。圆明园兴盛的150年不能不说是一种“文明的崛起”，然而没有武力作后盾，这个“文明”活生生地倒下了。大国如果没能在经济上与军事上先崛起，也就没有崛起的基础，又如何谈文明或文化的崛起？

伤悼圆明园的失落，并不必刻意重建圆明园。我是最早不赞成重建之一人，重建后的圆明园是假的，更何况即使有钱重建，也无那种重建的手艺。请看珠海的圆明新园，真是令人不堪入目。我很高兴知道有72.1％的网友反对重建或修复圆明园。如何好好保护圆明园遗址，才是要务。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宜尽量少具旅游的商业色彩，而保持遗址的悲壮氛围。

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都想追回圆明园流失的文物，我不知道有何正当或合法的途径可以追回“国宝”，因为那些“国宝”是被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抢走的。不过，铭记历史与保护遗址和追回文物是两回事。铭记历史不仅指铭记圆明园的历史，还牵涉到当今“史盲”的问题——今日有太多的人不重视历史，很多年轻人对历史不感兴趣，历史知识也愈来愈浅薄，不仅中国，全球都如此，值得我们正视。拙著希望对铭记历史起一点作用，希望圆明园的灰烬不要使青史也成灰，青史的价值要在真实，从真实的历史中才能吸取历史教训。

这本双语版《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将我的英文原著与钟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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