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培根论说文集（中文导读插图版）（英文）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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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9-01

书籍编号：30133141

ISBN：9787300164205

正文语种：英文

字数：66604

版次：1

所属分类：外语学习-英语读物

版权信息

书名：世界·大师·原典·文库：培根论说文集（中文导读插图版）

作者：（英）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9-01

ISBN：978730016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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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编委会

本书作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和语言文字学者。黑格尔认为培根是经验主义的奠基人，罗素认为培根的哲学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马克思称培根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是一位典型的“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the mouth”（生来嘴里就含着一只银匙：意为出身高贵）人。他生于贵族之家，长于优裕环境，受教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其父古拉斯·培根爵士是掌玺大臣和大法官（王国最高法律官职）。其母安妮·培根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

在政治上，培根宦海浮沉，盘桓跌宕，先后作过国会议员、女王的法律顾问、检察长、掌玺大臣和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1618年），可谓位高禄厚，风光一时；但好景不长，三年之后培根因受贿而永远退出政坛（1621年），从此专心于学问著述，直至去世。

培根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反对君权神授，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提出必须清除它给人们造成的错误认识和偏见（他称之为假相），以便给认识和科学扫清道路。培根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他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称事物运动的规律和规定性为形式。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形式，从而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以便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同时又服从自然的形式（规律）。他提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它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基于此他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必须借助于实验，才能弥补感官的不足，揭示自然的奥秘。但他的哲学具有神学的基本特征，他主张双重真理，承认上帝存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以及关于经验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的主张等，对后世哲学家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等都有重要的的影响。洛克提出人类心智在本源上是“一张白纸”，后天的思想和观念要凭经验获得。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培根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培根的哲学思想对后来的启蒙运动有很大影响，对近代哲学发展有重要贡献。培根最早表达了近代科学观，阐述了科学的目的、性质，发展科学的正确途径，首次总结出科学实验的经验方法——归纳法，对近代科学发展起到指导作用。培根是除旧立新的思想革新者，他对经院哲学的科学观和传统逻辑思维方式的批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培根一生的主要著述有：《新工具》、《学术的进步》、《新大西岛》、《亨利七世本纪》和《培根论说文集》等。

《培根论说文集》的成书过程如下：

1597年初版。该版作品是小八开本，卷首有题辞，书中共有文章十篇——(1)论学问，(2)论辞令，(3)论礼仪，(4)论从者与奉人，(5)论请托者，(6)论消费，(7)论养生，(8)论荣誉与名声，(9)论党派，(10)论交涉。

1607年和1612年，《培根论说文集》又各出版一次。1612版叫做修正版，文章总数为38篇；1625年，《培根论说文集》的最后修正本出版，内容增添不少，共包括58篇文章。

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培根总是把这本文集放在身边，不断地增删修改。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和改变，他的思想也不断完善修正，于是也就需要修改他文章的结构、用词、观点和结论。

综览整卷论说文集，培根的论说文主要涉及三大主题的： (1)人与世界及人群的关系，(2)人自身的问题，(3)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三个题目彼此相互关联，全面反映培根的阅历、观点和思想；或者说，培根的阅历、观点和思想指导他完成并不断完善这些文章。

《培根论说文集》的主要价值，我们认为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学术思想价值。

《培根论说文集》是培根的阅历、观点和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浓缩。

培根生活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之前，在思想界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经验主义的理念，使他更多地关注现实、研究现实；他在论说文集里更多关注的是人间，而不是天上，虽然他相信上帝（但培根同时也承认无神论的价值：“无神论把人类交给理性，交给哲学，交给自然的亲子之情，交给法律，交给好名之心。”——“Of Superstition”）；除了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外，他还十分重视对人自身的研究，包括修身、励志、善恶、学问、兴趣、性情、审美、婚姻等等，这说明培根是把人作为自然的人而不是当作神的附庸来对待和研究；培根一生宦海浮沉多年，甚至对官位孜孜以求，说明他更多地具有入世精神。这种入世精神，使他注重实践，注重科学实验并身体力行并由此染疾而逝。他身处官场宦途，并不影响他“至少在理论方面是一个对于道德有极深崇敬的人”、“一个对正义公道有甚深的爱慕和崇敬的人”和“永远是一个坚持真理神圣的人”（见“Introduction”）。

第二，语言文学价值。

没有人说培根是文学家、也没有人说培根是语言学家。但一部《培根论说文集》，足以给培根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一席之地。“其论说文集，稿凡三易，乃精心结构之作。不但对英国文学曾起开辟新园地、创立新风格的作用，同时也很精彩地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现象、种种问题的独到的见解与鞭辟入里的议论。”^[1]从初次问世之日起，《培根论说文集》就大受欢迎，风靡各界尤其是知识界。这些简短简洁的文章使余暇无多的读者喜读。他们的思想之精密与语句之简洁是一种非常难得的长处，培根的文章中实含有当时的文章的各种特性——如辞藻之富丽，思想之繁复，趣味之隽永，机锋之警锐皆是也。在早期的论说中，词句干脆而对比，所以含义饱满而措辞警策，往往一语破的。后来的文章里却又有典雅从容，着色鲜明之作。差不多每篇文章都自有其优点，可以说是融会众长，六家之美，各有其分。培根所表现的那种确凿不惑的了解，精密思想的“筋骨”，对学问全体的广泛认识，在比拟事物道理方面的几乎非人间的敏锐，以及对当时各种学问的渊博、直达事物之灵魂的那种卓识和极高的推理天才，在当时几乎无人出乎其右（见“Introduction”）。唯其如此，《培根论说文集》出版并传入我国之后，早已是大学英语课堂的必读之书，文学研究者和英语语言研究者的必要材料。论说文集中俯拾皆是的珠圆玉润、朗朗上口、鞭辟入里、意味隽永、一语中的的名言警句，是一代又一代人学习、体味、背诵、模仿和引用的来源。对《培根论说文集》英语原版文章的文学、语言文字价值的探究，远没有结束，也没有穷尽。

第三，修辞逻辑学价值。

培根优越的家学（英语为母语外，还精通拉丁文）、丰富的阅历、加上聪明的大脑和不断的探究思考，成就了他的思想体系。体现在修辞逻辑学方面，就是他文章的缜密的结构、严谨的条理、论证的周密、铿锵的对仗和行文的流畅，最终达到力量、知识和思想的完美结合，因为培根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这种效果，非一般历练所能造就，非大家老手不能达成。因而，《培根论说文集》修辞逻辑学的价值，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探究。

此次出版过程中，我们对《培根论说文集》的各种版本进行了对照比较，对全书原文内容由专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使之易读易懂又不失原著风貌，我们相信本书是一个权威的版本。

最后，我们以Oliphant Smeaton先生对《培根论说文集》的评价作结尾：“培根的《论说文集》可说是少数的“世界书”的一部，这种书不是为一国而作，乃是为万国而作的；不是为一个时代，而是为一切时代的（见“Introduction”）。”

2012年9月

以上导读主要由以下三位共同执笔：

郭英剑，男，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英剑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学、比较文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

高宏存 ，男，文学博士、文化产业管理博士后，现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文化部副教授，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特约报告人。主要从事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等。

鞠方安，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分社社长，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主要兴趣领域为英语语言文学、中外文化比较、历史学和翻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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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重版弁言”，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INTRODUCTION

By Oliphant Smeaton^[1]

FRANCIS BACON—Baron Verulam and Viscount St. Albans—was born at York House, Strand, January 22, 1561, the younger son, by his second wife, of Sir Nicholas Bacon, Lord Keeper of the Great, Seal.

Almost from birth Francis was a delicate child, and suffered from prolonged ill-health, a circumstance to which some biographers have attributed the gravity of manner, even in youth characteristic of him. Probably it was due rather to his intense absorption, even in early childhood, in studies commonly assigned to youths considerably his seniors. Though his earlier boyhood is almost a blank to us, save that he spent it between the family residence in London, situated near the present Strand and the Thames, and the country seat at Gorhambury in Hertfordshire, yet we obtain interesting light upon the facts of his career, when he emerges from the domestic seclusion of home to proceed in his thirteenth year with his brother Anthony, two years his senior, to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At Cambridge he remained three years, and as Macaulay, says, “departed, carrying with him a profound contempt for the course of study pursued there, a fixed conviction that the system of academic education in England was radically vicious, a just scorn for the trifles on which the followers of Aristotle had wasted their powers, and no great reverence for Aristotle himself.”

Already he had been introduced to Court life. The high station occupied by his fath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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