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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民国外语教学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张美平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5-01

书籍编号:30129107

ISBN:978730809831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50000

版次:1

所属分类:外语学习-英语读物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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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晚清时期的外语教学回顾

中国外语教学历史源远流长。许多典籍中便有一系列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四方部族交流的记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云:“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1]被称为“通外国之言”的“象胥”一职早在周朝(前11世纪—前256年)就有了。但是,对于那时候人们的外语学习和以培养翻译官员为目标的外语教学活动,可惜没有可靠的史料记载。于史有征的外语教学活动,以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元大都(今北京)设立的回回国子学为最早,这是培养波斯语和“亦斯替非文字”[2]译员的学校。其后,则有明朝的“四夷馆”,[3]主要从事培养专门翻译,教授边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语言文字。明末清初有四译馆、会同四译馆,专司翻译和除汉语外的各语种教学。再往后是俄罗斯文馆,这是培养俄语翻译以满足当时中俄之间交往需要的学校。我国英语教学的开始时间相对较晚,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英美传教士在我国澳门、香港等地创办的教会学校。


最早面向华人开始英文教学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夷情备采》[4]中提到的创办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以中国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教会学校——马六甲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这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远东地区创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除英华书院之外,还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eman)等人于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创办的一所男塾——“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5]以及由英美等国侨民出资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校(The Morrison School),等等。但是,这些教会学校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游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其英语教学不能算作是中国外语教学的开端,至多只能算是中国外语教学开端的催化剂。然而,英华书院等学校的创办,开始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人中进行外语教育活动的历史,培养了袁德辉[6]等近代中国最早的译才。


从1840年开始,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遭遇来自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漩涡中,当时的情形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7]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8]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得不顺应时势而进行变革,其显著标志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外语教育的开启。清政府在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实力派官僚的强力推动下,开始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的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兴办学堂、培植人才。洋务派官僚自1862年起,相继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福州、广州等沿江沿海城市创办了30余所“洋务学堂”,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实用技术,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从培养目标来看,洋务学堂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科技实业学堂。其中,洋务外国语学堂是这些学堂中成立最早、影响力最大的学堂。创办于同治元年(1862)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外国语学堂,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教育的启动,也是中国正规英语教育的肇始。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创办了约7所外国语学堂,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新疆俄文馆(1887)、台湾西学馆(1887)、珲春俄文书院(1888)、湖北自强学堂(1893)。这些外国语学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如外文翻译、外交官、国务总理、教育工作者,等等。除了外国语学堂,还相继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15所左右的军事学堂和福州电报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等14所科技实业学堂。这些学堂大都重视外语教育,而且有些学堂的外语教育质量还非常高,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翻译家严复、伍光建等人都毕业于这些学堂。


贯穿晚清外语教育的另一条主线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展的教会教育。如前所述,近代英语教育始于教会学校。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由外国传教士或教会设立的一种特殊的学校教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与传统教育制度格格不入的异质教育体系。早期的教会学校,大半集中精力于传教士之培养,于语言(汉语、英语)、科学、医学方面,虽有贡献,却很有限。这些学校中,以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为最著名。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教会学校逐步从通商口岸向内地发展。这时逐渐出现了具有中学性质的教会中学,教会教育进入发展时期,由最早以小学程度为主,渐渐发展为中学和大学程度的教育。至19世纪末,一些发展较好的教会中学演变成为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等。1900年以前,教会学校与中国的教育系统双轨并行,互不干涉。直到20世纪初期,新学制建立,科举制度废除,并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教会学校才逐渐被正式纳入中国教育体制。[9]

第一节 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

一、教会学校概览


(一)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的开始


虽然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但是,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学校是在19世纪上半叶。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创办的英华书院是按照英国模式首次在海外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开办的一所向中国学生介绍西方文化、学习英语的新式学校。道光十四年(1834),马礼逊病逝于澳门。时人为了纪念马礼逊的去世,于道光十九年(1839)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校,这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第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学校,标志着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开端。


(二)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国政府获得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并且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一体保护”。[10]这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敞开了大门。1844年起,《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相继签订。这些条约对在中国成功地从事传教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全改变了先前禁教的状况,外国人在华传教合法化,并允许他们原先只在通商城市,后在中国任何地方随意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及房屋等。[11]


1842年,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到香港,次年在香港正式开学。1843年起,香港这个有许多外籍人士居住的西方化城市,十余年之中就已开办各种学校约10所,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女子学校,开一代风气之先。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教会相继在中国沿海地区开设教会学校。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的爱尔德赛女士(Mrs. Aldersay)于1844年在宁波开设一所女子学塾,这是五口通商口岸最早成立的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该校于1867年迁往杭州,改为育英书院,其后又发展为之江大学。1850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开设徐汇中学。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斯女士(Emma Jones)在上海虹口创办文纪女塾。它是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的前身。1860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ohn M. W. Farnham)设立清心男塾,后发展为清心中学。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从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起,截至1860年之前,确切可考的,仅基督教新教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六地就开设各式学校有50多所,有学生1,000余人。[12]


(三)早期教会学校的成因及特点


来华传教士把教育当作传教的一种新方式,是有具体原因的。首先,宗教与教育有“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13]宗教和教育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具有培养人勉力向善、开发人们的智慧潜能的功用。其次,传教士兴办学校,开展识字教育,开设英语、算学等西学课程,希望能够培养一批他们所信任的教徒,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再次,促使传教士转向教育工作是由于使中国人信仰基督的工作出奇地缓慢。例如,福州的美国卫理会教徒花费十年时间才施洗一个教徒,到1853年,全中国只有350名中国人受洗入教。传教士只好将目光转向孩子,对孩子作感化工作会加快这一进程。


但是,在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土地上办学,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容易。首先,招生异常艰难。中国人对洋人抱有深深的疑虑与敌视,如有些中国老百姓担心传教士会将他们的孩子煮了用来制作鸦片,把孩子的眼睛挖出来做望远镜,或为了邪恶的目的将孩子贩卖到国外去。因此,学校很难招到学生,“1859年福州设的育英女学校,刚收住校生时,有7个学生来校,隔了两三天,或因被邻里耻笑,或因受族人反对,就走了只剩下一个了”。[14]


师资也是令传教士们深感头疼的问题。招聘在学识和职业操守方面合格的教职工对传教士来说犹如登天。他们时常发现其雇佣的助手“道德上有过失(a moral delinquent)”,莫宁格(Mary Moninger)的学校雇佣的第一个中国人被发现以算命作为副业,第二个中国人有两个老婆。糟糕的是,一个中国教师被发现教学生如何赌博。而且,传教士本身也几乎没有接受过教学及学校管理方面的培训。教师队伍不稳定,由于休假、调动、被开除等方面引起的人事变动对早先创办的教会学校产生了负面影响。[15]


教会学校办学条件异常简陋,有时就在传教士家里或某个地方租来的一间屋子里上课。1880年之前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没有自己的校舍。课程设置、教学及管理、教科书的编写等都体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而且没有学制,学到哪儿算到哪儿,学生也就没有毕业一说。学校创办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手段培养在华传教士和信徒。因此,其课程设置的特点是以宗教教育为其主要内容,兼授中国典籍和英文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如“圣经、英文……格致(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电光、化、算、诸学,与及中国经史典籍”。[16]这跟仅研习儒家典籍和经史之学的传统蒙学大相径庭,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陈陈相因的教学内容格局的突破。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利于招收学生外,还在于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传教工作者。鲁珍晞(Jessie G. Lutz)说:“有些传教士开办学校,用中国经典、西方历史、科学、数学和基督教义来培养未来的基督教工作者。中国经典是使牧师取得知识分子地位所必须的;科学和数学是训练推理能力所不可缺少的;西方历史和地理是构成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成分。”[17]


但是,这种注重自然科学和世界知识的课程设置及其教学客观上拓展和提高了中国学子的视野和素质。容闳、袁德辉、黄宽、黄胜、唐廷枢、何进善等人日后在各行各业中的出色表现即是证明。


(四)外语教学的发轫


早期教会学校主要是由英美传教士创办,因而开设的外语几乎都是英文。如前所述,教会学校的程度都比较低,大多数以小学为主,由于受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威慑,来华的传教士不多,创办学校的数量也有限。开设的课程除基督教教义、中国文化经典课程外,相当多的学校开设英语课程,学习初步的英语读写技能,还将英语作为格致、地理、历史、算学等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教学媒介。但是,1860年以前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除了像马六甲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等少数教会学校的效果较为理想外,一般都很有限。


教会学校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演变,到了19世纪最后30年,逐渐出现中学性质的教育。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绝大多数的教会学校都很重视外语教育,有些学校一改以往的免费入学,甚至提供饭食或学费等做法,向学生收取不菲的学费。这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教会学校已得到中国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到19世纪末,个别发展较好的教会中学发展成为教会大学,教会教育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本节选取早期教会教育开展得较好的两所较有代表性的学校进行讨论。

二、马六甲英华书院
(一)书院的创办
马六甲英华书院创办于1818年,是一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传统的教会学校,由第一位到达中国广州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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