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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国旗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1-01

书籍编号：30061494

ISBN：9787308083294

正文语种：中英对照

字数：215000

版次：1

所属分类：外语学习-专项训练

版权信息

书名：认知语法视角下的意象分析与翻译

作者：丁国旗

出版日期：2011-01-01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08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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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研究从认知语法视角探讨翻译过程中的意义构建，尤其是意象的分析与转换。作者接受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意义即是概念化，是主观的、百科性的、以人的体验为基础并植根于特定的语言和文化认知模型中的。所有的语言结构都有其认知动因，语言结构反映概念结构，因此语言结构的不同意味着概念结构的不同。语言表达的完整意义不仅仅是它的概念内容，还包括对此内容的识解方式，即概念内容所呈现的意象。语法形式的作用在于表达意象，以突显概念内容的某一方面，或规定描写的精细程度，或施加特定的观察视角。据此，本研究认为应该把翻译活动置于认知层面上加以考察。翻译作为一个认知过程，是使用目的语来重现由源语所激发的概念化情景，从概念内容和意象两个方面寻求源语和目的语在认知上的对等。

本研究结合兰盖克的认知语法、菲尔墨的框架语义学以及雷可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来描述翻译中的概念化过程及其各种认知加工。在此理论框架下，本研究讨论了翻译的性质、语言之间的可译性、翻译对等的条件和单位、翻译中形式和意义的关系等翻译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贯穿所有这些讨论的中心议题是翻译中的意象分析与处理。本研究首先从不同维度（刻画、细度、突显、视角）描述了语法形式所传达的意象及其在翻译中的表现。然后，本研究把隐喻视作一种特定的识解方式，并从强度、密度、一致性和文化模型等方面分析讨论了翻译中的隐喻意象问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比了英汉两种语言在意象层面上的典型差异及其对英汉互译的影响，并作为案例分析了英汉互译中的序列象似性、名词性等问题，最后尝试从认知语法视角分析评价了一首英语短诗的不同汉译。

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践例证的结合，本研究提出了以下论点：翻译中的对等应建立在认知层面上，而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翻译应以传达原文所刻画的概念化情景（包括概念内容及其意象结构）为原则，而非单纯地传达原文中的客观内容；翻译应该以概念化情景为单位，而不应以词句等表层语言形式为单位；整体意象重于局部意象，因此同一概念化情景中的诸多意象之间应和谐一致；翻译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意象结构，非强制性的意象改变应尽量避免，而由语言规范造成的强制性的意象差异则可采取某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

序

这本专著是作者结合自己的翻译教学实践，对英汉对比和翻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的结果。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调查，我们认为目前的翻译教学和学生翻译实践中存在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翻译过程被过分程式化和简单化了。翻译教学大多涉及对典型译例的分析和翻译规则的套用，对文本的分析也往往停留在表层的语言现象之上，而较少把翻译看做一种认知活动。在学生的翻译实践中，从源语到译语的转换通常是在语言表层上直接实现的，缺少一个必要的认知层面上的概念化过程。

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的构建是一个概念化过程，是建立在语言使用者的身体经验基础之上的。由于体验上的差异，作者和译者常常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概念化一个情景，尤其是对于时间和空间距离比较遥远的情景。同样，不同的语言也通常会选择一个情景的不同特征来进行显在表述。在翻译过程中忽视这种差异轻则造成译文不合译语章法，重则致使其形似而神离。在谈到概念化问题时，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弗维尔（Lefevere 1993：101f.）写道：“概念化将成为翻译研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并可能赋予‘对等’新的生命。”

从这个认识出发，以认知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法）为理论视角，本研究探讨了翻译中的概念化过程及其最为普遍的要素：意象。作者希望本书能够帮助学习者加深对翻译中概念化和意象的认识，以便有意识地对文本进行认知层面上的分析。

本书能够最终完成和出版，得益于一些机构和个人的鼓励与帮助，作者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研究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号为08CGWW011YBB）和浙江农林大学学术出版基金的经济资助。

在从事本研究的过程中，作者曾得到过几位老师和专家的指导，其中有毛荣贵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俞理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胡全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卫乃兴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邵志宏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王大伟教授（上海海事大学）等。本书中许多有价值的论点或发现，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得益于他们的批评和建议，而书中的任何谬误和浅薄之见，均只与作者一人有关。

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领导和同事，给予了作者许多关心与支持。老师们对工作的责任心和认真态度让人敬佩，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幸运。

作者所教的学生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学生，热情、活泼、自立、有志向。作者从他们身上获得了许多鼓舞，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最后，作者也要感谢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作　者

2010年10月

第一章　引言

1.1　翻译研究与语言学
翻译理论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而又错综复杂的。因为翻译理论首先关心的是语言，所以它必然和语言学交织重叠，并且很自然地反映着语言学的发展。一个语言学方向的翻译理论的最终形式也因而必然受到某个语言学流派的理论假设的支配和制约。
结构主义语言学激发了“翻译的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 of translation；Neubert 1991：19）的发展，后者把翻译的目标定义为寻找“对等物”（equivalents），并把对等物理解为“恒定的意义”（meaning invariants）。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某些语言成分自治的原则导致了一些学者把翻译对等视为由部分构成的整体：这些部分是指某种层级（音位、句法或语义）上的“次对等”（sub- equivalences）。卡特福德（1967）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事实上，大多数传统的翻译观都反映了结构主义的语言研究方法论。
生成语法主张自然语言在“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上是相同的，而差异则产生于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的转换过程中。它的出现自然导致翻译理论家们去寻找新的视角。他们提出：原文与其翻译如果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则可被定义为“对等”；文本单位在表层结构层面上可能的对应——可能但不一定出现在对等情形中——进一步解释了它们的深层结构相同（Tabakowska 1993：18）。例如，奈达的翻译理论即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语言学模型之上的，涉及核心句和转换等概念。奈达强调语义和句法结构的相互独立，但却几乎没有注意两者之间的关系（Lehrer 1976）。他的基本假设都依赖于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的深层结构高度相似的理论，这使得奈达相信翻译是把原文的表层句子转化成源语的核心句，然后把核心句转化成目的语中相似的核心句，最后再把目的语的核心句转化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此翻译观所依赖的一个假设是，任何信息都可以被翻译给任何接受者，无论他们的认知环境如何。该假设如今已是广受批驳。
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对翻译的启示意义都非常有限。首先，两者都几乎对语言的意义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后者在翻译中则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为用于语言符号操作而制定的原理和法则并不适用于意义的构建，因为正如在本书第二章中要证明的，意义是百科性的、非完全组合性的。其次，它们对于孤立句子的情有独钟排除了对更大的语言单位的研究，而翻译则往往只能发生于更大的语境之中。
语言自主性假设，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把语言与人类其他认知能力分割开来，把意义视为客观的、独立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加工的东西。这导致了语言学的“非人化”倾向（dehumanization；Tabakowska 1993：10）。与这种语言研究方法相应的翻译理论最关注的是翻译结果，而且本质上基本是规定性的，其中心目标是建立一套规则（多是句法上的），以便用来达到通常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翻译（Olohan ＆ Zähner 1996：143）。
形式主义语言学所主张的“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在所有不同的翻译理论中都有反应，不管是文学还是语言学方向的：所有的理论家或明确或隐含地都认同，翻译对等可以两分为事实性（或语义）对等与形式（或语言）对等。正是这种语言观和语义观支配着奈达和泰伯提出了他们的翻译定义：“翻译即是使用接收语再造源语信息的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物，首先在意义上，其次在风格上。”（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Nida ＆ Taber 1969：12）
奈达和泰伯的定义有问题，因为“形式和意义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离的”（form and meaning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dissociable；Hilferty 2001：8）。人为地把它们剥离开来既没有理论上的必要性，又缺乏现实的可能性。风格无法与意义分离开，因为一个概念化情景的全值（full value）是其概念内容和我们构造或识解该内容的方式这两者的函数（Langacker 1987a，1990）。正如我们在第三章将会详细论证的，对概念内容的识解方式同样是意义的一部分。
语用学的发展清楚地揭示了建立在形式和事实相对立的基础上的翻译理论的缺陷，并最终导致了重要的修正：与事实性对等形成两极对立的、经典的形式对等概念逐渐被动态的或者功能对等概念所取代。然而，就方法论和概念上的精确性而言，这并不是多么大的进步：要达到翻译对等意味着要通过目的语达到源语想要达到的效果。因为“说话人意图”和“相似反应”等概念的使用，翻译理论似乎只能依赖于人的直觉，跌入了某种形式的印象主义的陷阱，以致丧失了进行有效归纳和概括的可能性（Hu 2003）。
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 1986）的关联理论对“号称翻译最佳可用方法的功能对等”构成了第一个重要的理论挑战（Gutt 1991：91）。她们提出一种“推理模型”（inferential model），其中心原则是，交际的发生不只是通过编码和解码过程，而且还依赖于交际者说明或透露自己的交际意图，可以通过语言编码手段，也可以通过语境推理，或者两者的结合。格特（Gutt 1991）把这些发现特别应用于翻译理论，试图构建一个综合的理论来找到一把能够解决所有翻译理论问题的语用“钥匙”。这种目标被许多翻译理论家批评为“不明智的”（injudicious；Round 1999：n/a），因为“一种综合、系统而又理论上正确的翻译研究方法”（Gutt 1991：1）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是，翻译与许多不同的学科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这似乎否定了创造一种综合的，同时又统一和一致的理论的可能性。
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等学科的发展为构建一个综合的完整的理论奠定了基础（Neubert 1991：21）。然而，如Tabakowska（1993）所言，真正有效的翻译理论的产生，只能依赖于结合来自多学科研究的不同方法。翻译研究的一个综合、完整而又高度一致的语言学方法要成为可能，就必须把翻译理论建立在一种涉及多学科性质的语言学之上，这样一种语言学理论要能够全面整合对于语言结构知识的积累，解决语言之间在概念结构和概念组织上的差异问题，并在考虑意义和语言使用时认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Olohan ＆ Zähner 1996：144）。考虑到认知语言学在对意义的研究中提出的关于概念化和认知加工的本质的深刻观点，本研究认为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的相互作用应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本研究后面将着力证明，此视角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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