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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西蒙·沙玛（SimonSchama）,彭灵、等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03-01

书籍编号：30506928

ISBN：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533118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世界史

版权信息

书名：欧洲历史文化巡礼（套装共9册）

作者：（英）西蒙·沙玛（Simon Schama）　（澳）彼得·麦克菲　（日）盐野七生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小山上，路边农舍和小屋的窗户里透出蜡烛的火光，老约翰·布尔坐在厨房火炉旁打盹儿，水壶在炉子上，脚下蜷缩着一狗一猫。贤惠的妻子在纺纱，漂亮的女儿充当小女仆，提着水桶进来，架子上摆着引火盒，天花板上挂着洋葱和腌熏猪肋肉……村头小酒馆里一片旧英格兰的风貌，人们围着没有上漆的原木桌子，摆着烟斗、酒碗，村里能人们饱经风霜，赤褐色脸膛，大声开着玩笑，高唱着他们的歌谣。

村头小酒馆前，老英格兰在绞刑架下苟延残喘，架上来回摇荡着本地烧砖工和偷猎者已被分解的残肢，他们曾用了好几种不同的违法手段，放肆地侵犯扬扬得意的地主阶级霸占财产的专制制度。

前言

历史之道，张弛并存，此中要义，在于存亡与继绝。因此，英国历史的主题从20世纪回看的话应该是持久，但相对应的，如果从21世纪来回望的话，则是变革。

徘徊不前和挥手送别可见于两场公共典礼：一为光芒耀眼之加冕典礼，一为冷若冰霜之葬礼。这两场公开典礼向“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诠释了英国的真正意义。应当承认，1953年6月，变革与励精图治的况味还没有成为最明显的主旋律。两年前的1951年，在不列颠节上（这是对1851年维多利亚时代世界博览会自发的百年纪念），官方劲头儿十足地试图说服我们这些穿法兰绒短裤加荷兰产长筒袜的8岁孩童记住，我们从此就是“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了。云霄塔^[1]这个未来技术的瓦尔哈拉殿堂^[2]的前瞻性标志，是一个细长的钢质圆柱体，两端渐渐缩小，像一个工业线轴，由缆索悬吊着，看起来轻盈得像没有支撑一样，悬浮在泰晤士河（Thames River）南岸绿地几英尺高的上空。然而在1953年春天，这个亮铮铮令人着迷的科学工程的未来景象，比起眼前为伊丽莎白二世加冕而激发大众崇敬心理的庞大阵仗，也黯然失色。为确保万无一失，广告卖力宣传加冕典礼可以成为一个国家重新焕发青春的契机。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所有新闻公报中，年轻女王将要领导的号称“自由国家联合体”的联邦，说白了就是帝国崩塌后的一块遮羞布。游行队伍中，代表“忠诚的自治领”的部队戴着遮阳帽，头发蓬松；来自彼时仍然名为“不列颠属地”的部队更具异国情调，他们按照排列的次序规规矩矩地沿林荫路（the Mall）快步行进——帝国之后，“万国来朝”只剩下个空名。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后开始巡游世界，我们这些小学生跟随她的行程，把小旗子插到地球上各个地区（不管目前它们在现代世界的状态如何），给旧帝国已蒙尘的玫瑰红加点儿安慰性的闪亮色调。在1954年出版的《英格兰故事》（The Story of England）中，作者威廉·麦克埃维（William McElwee）还能如此展望：“在不列颠带领下”，“有望在帝国范围内和平地改造落后民族”。出现在恩图曼花园（Omdurman Gardens）和梅富根围圈（Mafeking Close）纱帐后面的脸孔仍然是殖民者的，而非被殖民者的。

从传统巢穴里很快长出一只笨拙的现代“布谷鸟”，当然它是指电视。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举行的加冕典礼直播，在不列颠岛内有2700万观众，而全世界有1/4的人口在收看，开启了大众传媒历史的新纪元。可这个典礼当时差点儿没播成。几个月来，女王自己和她所有的大臣都在发布信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来去大教堂的过程都要进行直播（和1947年她的婚礼一样），但加冕典礼本身要保留神圣的神秘感，不能通过电视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最后——据说是在理查德·丁伯比（Richard Dimbleby）的干预下实现了妥协——她态度软了下来，同意了直播加冕典礼。但是，重看那次电视直播回放，可以发现女王在加冕典礼时威仪堂堂，媒体可能的粗鲁无礼行为被彻底压制。摄影机放在指定位置，一动不动，摄影师何时该集中注意力拍摄完全是奉命而行。任何女王本人的特写，自不用说都是被禁止的。因此仪式上很多最难忘的镜头，都是从教堂正殿上方画廊拍摄的远距离画面，俯瞰着那辉煌的场面。不管摄制人员名单里有哪些名字，真正的制片人是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他是加冕典礼执行委员会主席；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杰弗里·费舍尔（Geoffrey Fisher）下定决心要最大限度地保存仪式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女王的大内总管（Grand Chamberlain）乔蒙德利侯爵（Marquess of Cholmondeley），还有最重要的王室典礼大臣^[3]，也就是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负责推敲细节，比如，能不能用兔子皮毛代替白鼬皮毛镶贵族袍子边（结论是可以接受）。发布的大量典礼的黑白照片（它们自有官方国家级图片的质量），色彩柔和、甜腻。皇家播音员的声调谦恭有礼：由理查德·丁伯比以其成熟浑厚的男中音解说在大教堂举行的典礼，由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ord Vaughan Thomas）以轻快的男高音解说大街上的游行。在这件事情里，那个位于中心的27岁姑娘，经过某种典礼蒸馏器的升华，成了个水晶玻璃人，化身为君王角色；这位年轻女子开朗、常常笑容灿烂的脸，被定格为面无表情的皇室面具。几百万忠诚的观众，在客厅里盯着经过图像增效处理的9英寸屏幕，注视着这个头戴华丽冠冕、身披宽大斗篷的人，后面缓慢地跟着看不到头的队伍。她摇摆着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正厅走上前，唱诗班声音高亢，管风琴如大海涛声般轰鸣，人们用古老的撒克逊–法兰克语（Saxon-Frankish）高呼“女王万岁”，诸般声音一齐在柱廊间回荡。

在外面大街和乡村中，那些新奇的事肯定还不是全民思考的第一要务。家家户户无休止地对比着两位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王室典礼大臣仍是诺福克公爵霍华德（Howard）家族之人，正如第一位伊丽莎白加冕典礼上王室典礼大臣也是诺福克公爵霍华德家族的人担任一样。《埃塞克斯儿童纪念册》（The Souvenir Book for Essex Children）强调二者的相似性：“上一次，英格兰人正面临着与西班牙大战的危急时刻，现在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继位也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全民族历经苦难挺过来了。”书中还断言：“只要我们忠诚，坚定不移，历史就能证明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将可以与前面那位英明女王贝丝^[4]相提并论。”

怀着对英国历史连续性的执迷，当时的英国人认为：由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担任首相，来主持新君登基初期的英国政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对丘吉尔个人来说，他究竟是在历史上立功还是立言，其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回顾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难道丘吉尔不是在一边撰写一边创造不列颠的历史吗？加冕典礼前两个星期，丘吉尔告诉一名美国学生（后来成了总统发言稿撰写人）：“去研究历史！历史！历史！在历史中，藏着治国的全部秘密。”无疑，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写作与行动已合二为一，实在分不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甚至在1940年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可以说，他说的话就是他做的事：丘吉尔对于国家命运所作的决断，他本能的信念就是为了英国能拥有未来，一定要用激情将这个国家和它的过去重新连接起来，这是他下的赌注。举行加冕典礼时，丘吉尔已近80岁，但看起来仍然不可战胜。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里的盛大宴会上，他还是很得意自己能提醒女王，他曾为她的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曾祖父［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祖父［乔治五世（George V）］、父亲［乔治六世（George VI）］效劳，现在轮到她了。在报界和公众看来，这位年轻女王和老骥伏枥的大家长之间监护人式的伙伴关系，是新旧时代之间幸福婚姻的完美象征，也是即将到来的新伊丽莎白纪元的典型特征。

但是，加冕典礼后仅仅三个星期，即6月23日，（据说）在招待意大利首相的晚宴上，丘吉尔大谈一通罗马征服不列颠的故事后，颓然倒在椅子上，严重中风了。但他继续留任，并对公众小心谨慎地掩饰中风的后果，实际上，丘吉尔的康复快得惊人。但是，就像他自己所言：“乐趣没了。”丘吉尔属于那种特殊的人，和他自己珍视的某种不列颠的特性一样，都是不朽的。12年后的1965年寒冬，丘吉尔去世了，葬礼举行那阵子正当文化创新如火如荼之时。毕竟，不能指望丘吉尔活过如此完整的一个轮回：他曾见过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帝国军队的连鬓胡子、肩章及盘花饰扣，重新流行后成了摇滚乐队的奇装异服。第十四任赫姆伯爵（Earl of Home）在唐宁街（Downing Street）的位置，被一位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森（Harold Wilson）给顶替了，后者叫嚣着“科学革命白热化”的论调。而丘吉尔的下葬地温切斯特大教堂（Winchester Cathedral），成了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但是，英格兰停摆（和钟摆一样）哀悼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当然，在1965年1月30日当天，整个葬礼进行期间，大本钟确实停摆了。丘吉尔的棺木取材来自布莱尼姆（Blenheim）的老橡木，放在一个灰色炮架上运到圣保罗大教堂——女王等在祭坛前，在此稍做停留，按照礼数致敬后再出发，经过黑压压的人群，大街上寒风凛冽，哀悼的民众一路沿街肃立；随后下到伦敦塔码头（Tower Pier），登上哈文格尔号（Havengore），经过码头时，伦敦港的吊车都垂下了吊臂以示哀悼；灵柩最后在滑铁卢（Waterloo）站被抬上火车向西驰去，经过一个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站在自家公寓房顶举手敬礼的男人面前，驶往布莱登（Bladon）教堂墓地，距他出生的布莱尼姆仅约一英里。那一刻，前卫的新不列颠的魅力完全被这个民族以往的浩瀚史诗掩盖了锋芒。那只老迈的历史猛兽从巢穴里缓步踱出，在大街小巷和纪念碑之间久久徘徊，向英皇大道（King’s Road）上任何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发出挑衅，看谁敢拿它插科打诨。

这些人中包括我和我的同龄人，因为在加冕典礼和丘吉尔的葬礼之间，我们自以为已经变成了严肃的历史学读者，也就是说，除了做别的事情，我们研读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A. J. P. 泰勒（A. J.P. Taylor）、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J. H. 普拉姆（J. H. Plumb）、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希尔到过我们学校，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讲授弥尔顿（Milton）和马格莱顿（Muggletonian）教派，却又独具魅力］的著作；但是非常肯定，我们就是不看丘吉尔或者他的忠实应声虫和赞美者阿瑟·布莱恩特（Arthur Bryant）的书。布莱恩特关于18世纪末的乡村狂想曲《欢乐英格兰》（Merrie England，1942年出版，并非纯粹巧合），写的正是1793年到1802年法兰西大革命战争危机的前夜；虽然对历史的认知来源于这一类历史学家，我们却唾弃、嘲笑他们。布莱恩特描写的场景是这样的：

布莱恩特的伤感情调令人昏昏欲睡，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那个时代，与其说它像玩笑，不如说它令人讨厌。这是一种精心炮制出来用以麻醉大众的文字鸦片，我们要对他们保持警惕，注意这个令人沮丧的、更能引起争议的纵贯今昔的现实场景。我们会把布莱恩特的田园诗大改特改成这样的场面：

无论如何，底下还得再接上几句。在丘吉尔编写的不列颠风格的编年史中，那些大场景——拉尼米德（Runnymede）、蒂尔伯里（Tilbury）、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我们想用平民生活的场景来填充这些内容——1381年黑死病中的武装农民、帕特尼（Putney）的平等派、1848年肯宁顿（Kennington）的人民宪章分子。

尽管如此，参加完葬礼回到家后，一方面是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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