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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朱晓青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书籍编号:30497518

ISBN:978752014106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97346

版次:1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政治理论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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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研究”总序


人权,是人作为人,基于每个人的自然属性、文化基因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人权,是人类文明最崇高的普遍价值之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长期以来的美好追求。


人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和内在要求。


人权,是人民幸福、人民尊严、人民利益、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化、法治化和可操作的制度安排,而绝不仅仅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


人权,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还是作为一种权利、一种制度、一种实践……都值得深入研究,需要广泛传播,都应当得到充分尊重、有效保障和具体实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人权这个概念曾经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口号”而列为研究的禁区,人权话语一度成为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宪法和法治等格格不入的西方怪物,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异化和敌人。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日益发展、国家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人权问题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和关注。以1990年初有关“人权问题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的共识为依据,以199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第一个全国人权理论研讨会为标志,人权理论研究和宣传的禁区逐渐被打破;以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第一个《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为转折,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标志,人权逐渐成为主流话语,广泛深入研讨人权问题成为学界的重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了人权理论与对策研究课题组,1993年在课题组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成立20多年来,积极开展人权对策研究,向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了《中国应高举社会主义人权旗帜》、《划清人权的国家保护和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界限》、《发展权是各项人权的必要条件》、《主权与人权的几个问题》、《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关于中国参加国际人权两公约的建议》等研究报告;深入开展人权理论研究,出版了《中国人权建设》、《发展中国家与人权》、《当代人权》、《当代人权理论与实践》、《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妇女与人权》、《人权与司法》、《人权与21世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研究》等论著;深化人权基础研究和比较研究,出版了《中国人权百科全书》、《国际人权文件与国际人权机构》等工具书,组织翻译出版了《权利的时代》、《人权与国际关系》、《人权与科学技术发展》、《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等外国人权理论著作。这些成果,极大地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的人权理论与对策研究,促进了中国人权法治的完善和发展。


人权是法治的精髓,法治是人权的保障,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治、人权和民主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其间产生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实践影响的成果,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和新时期法学研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为了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60周年(1958—2018年),巩固前期人权研究成果,整合以往人权研究资源,弘扬人权研究的创新精神,推进人权研究的理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为构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教材体系提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决定出版“中国人权研究”系列丛书。丛书既要重新编辑加工出版20余年来有重要文献和学术价值的人权专著、论文集、译著、研究报告等,也要面向未来人权理论和对策研究,继续编辑出版有关人权研究成果,条件具备时还要出版英、德、法等外文的人权研究成果,努力使之成为法学研究所和国际法研究所作为国家人权法治高端智库的标志性品牌,为中国人权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作出新贡献。


当前,中国的法治和人权已经站在更高的历史新起点,中国的法治理论发展和人权学术研究已经进入更辉煌的历史新阶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充满民主自信、法治自信、人权自信和政党自信,将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新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人权理论研究的新成就新辉煌。


李林


2017年8月

再版前言


《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研究》一书出版于2003年。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为纪念事,修订再版。


这本书自出版至今十余年过去了。再看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不论是以《欧洲人权公约》为核心的人权法律保护机制,还是欧洲联盟人权法律保护机制,均发生了许多变化,也有显著的发展。


为确保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的有效性,欧洲理事会旨在完善和加强这一机制的改革从未停止过。本书业已论及根据1998年《欧洲人权公约第11议定书》,欧洲理事会对《欧洲人权公约》所设立的人权法律保护机制进行的第一次重大改革。欧洲理事会对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的第二次重大改革,则是据2010年6月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4议定书》而完成的。这次改革的目的也显而易见,即保证欧洲人权法院的效率。在这次重大改革之后,依然是为了确保《欧洲人权公约》机制的长效,欧洲理事会于2013年又相继通过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5和第16议定书。改革仍在继续。


欧洲联盟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的重大变迁和发展是随《里斯本条约》的生效而来的。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此前,《尼斯条约》于2003年施行。欧洲联盟也走出了因《欧洲宪法条约》而陷入的制宪危机。《里斯本条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承认《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所载的权利、自由和原则,并使宪章具有了法律约束力。《里斯本条约》也为欧洲联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提供了法律依据。


如今的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为47个。欧洲联盟成员国为28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均为欧洲理事会成员国。欧洲联盟也正准备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处于大欧洲区域的这两套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的确是在携手共进。


在这种变化的背景下修订本书,采取何种方案,我是有过许多思量的。最后决定采取保持原貌,不增不删的修订原则。如此,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本书虽有缺陷或不足,但它还是呈现了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的发展过程或说一个历史阶段,以及当时的我对这一机制的认知、思考和感悟。因此,这次修订只对文字上的明显不妥之处作必要的修正。此外,我对本书的脚注也作了一些技术调整,并增写了索引。


希望这本书能对读者了解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有所帮助。


朱晓青


2018年1月

前言


许久以来就想写一本关于人权的书,不因它是热点话题,只是想对十余年的关注有所交代。


选择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作为我在人权领域研究的小结之题,并非出自偶然。初触欧洲人权机制,是在1995年。那一年,我对欧洲人权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有过极短暂的拜访。尽管如此,欧洲那种独特的人权保护机制,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再触欧洲人权机制,是在1997年。当时,我就读于荷兰社会研究学院(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然而,对欧洲人权机制极为有限的了解,使我不敢过早落笔。1999年对我来说是又一次契机。因获得“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的资助,我作为访问学者再访欧洲。这一次,我将研究方向锁定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


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是值得一书的。当然,就以《欧洲人权公约》所建立的人权保护机制而言,一方面是因它的先进,另一方面则是因它创下的若干“第一”,或“独创”,或“挑战”:《欧洲人权公约》是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欧洲人权公约》所建立的人权保护机制是《联合国宪章》所倡导并鼓励的区域安排的第一次尝试,或说是建立人权集体保护机制的第一次国际尝试;它创造了对国际法传统理论具有挑战意义的强制性个人申诉程序和国家间指控程序;它是其他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的典范。因此,称《欧洲人权公约》的通过为“国际法上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


作为大欧洲区域内的一个特殊组织,欧洲联盟在人们的观念中只是一个经济组织。但是,在对欧洲人权机制的研究中,我发现,欧洲联盟为改变它作为纯经济组织的形象,迄今已作出了种种努力,其中就有给人权以保护。这在欧洲法院判例法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不过,与《欧洲人权公约》建立的人权保护机制不同,欧洲联盟人权保护机制是建立中并具附属性的机制。然而,即使是这样,它也是不可舍弃的。况且,它与《欧洲人权公约》建立的人权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构思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时,我将建立中的欧洲联盟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纳入其中。


本书付梓时,仍有些遗憾,因还有该读的书尚未读完。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就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理出了一条还算完整的线索。如果它能够予人裨益,我的劳作也算有所值了。


值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Nico Schrijver教授,作为我在荷兰社会研究学院的导师,他为我再赴荷兰,顺利完成“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做了周详的安排,并使我在为纪念1899年海牙和平大会一百周年而举行的题为“国际法中的当代问题:第一次海牙和平大会后的一个世纪”的国际法大会上,近距离地感触欧洲和欧洲人权。我要感谢荷兰社会研究学院的Karin Arts副教授,她为我了解欧洲联盟的许多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帮助。我还要感谢Max Spoor女士,为使我的研究顺利进行,她为我安排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我要感谢奥地利路德维格·博尔兹曼人权研究所(Ludwig Boltzmann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的Manfred Nowak教授,在我初涉人权这一领域时,他就给了我许多教诲,当我为执行“中国—欧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而访问他的研究所时,又获得了免费复印资料的优待。


我要感谢乌得勒支大学荷兰人权研究所(SIM)的Cees Flinterman教授,他在百忙之中与我讨论欧洲人权机制的一些问题,并为我解疑。我还要感谢该研究所的G.K.Sluiter先生,他为我在研究所收集资料提供了许多帮助和便利,并允许我免费复印,使我的研究得以在颇为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展开。


我要感谢我的恩师李步云教授及刘楠来教授,他们时时关心着我的进步,给我点拨,给我勉励和鞭策。


我要感谢我的亲人,是他们在我漫长、乏味的写作日子里,给了我理解、鼓励和支持。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有许多人给予了我关照和帮助,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朱晓青


2002年11月

第一编 导论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欧洲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发源地。发端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在欧洲历史以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变革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欧洲也是近代人权的起源地。格劳秀斯、洛克、卢梭、伏尔泰对近代人权理论的贡献,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对人权思想的启迪,《权利请愿书》(1628)、《人身保护令》(1679)、《权利法案》(1689)及《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89)对近代人权的确立,或其形成的推动,均在人权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但世人不会忘记,欧洲还是战争的策源地。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毁灭性的破坏,对人类生命极度的摧残,留给欧洲和世界的是警钟长鸣。欧洲的历史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邪恶的厮扭中写就的。


欧洲的反思是深刻的,因此,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焕然一新的欧洲。


第一节 重建欧洲


一 欧洲新观念的产生


纵观欧洲的历史,充满着因领土、宗教、民族、王权……而致的冲突、战争和仇恨,即使有合并或联合,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和约”总是被重新分割和长久的分裂所取代。分裂与对抗一度成为欧洲历史的主流。


但如果说,1914年以前欧洲大陆的分裂与对抗导致的多是域内的频仍战乱,那么,1914年以后肇始于这块大陆的内乱,则引发了超越欧洲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战争使欧洲的分裂与对抗达到极致,阻断了欧洲的发展进程,使欧洲处于毁灭的边缘。落日不再如火。欧洲失去了它作为世界经济、贸易、科技和军事中心的地位,走向没落。


这是对自己的成就充满了自豪感和优越感的欧洲人所不能也不愿接受的。而战争尤其是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生灵涂炭,更促使欧洲人深刻反思。


在欧洲的反思中,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于新的欧洲观念的建立至关重要。一般认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同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留下的原则。法国大革命诞生了近代民族国家。此后,由于民族主义的激励和影响,统一国家,摆脱外国统治的民族运动在欧洲如火如荼地展开。自19世纪下半叶起,一个个民族国家在与专制君主统治的斗争中出现于欧洲大地。然而,民族运动也打造了走向极端而褊狭的民族主义的两个国家——意大利和德国。后者更是将这种民族主义发展到顶点。[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达至登峰造极。它导致了灾难性后果:纳粹独裁统治;希特勒及纳粹党为突破德国人“过于狭窄的生存空间”,[2]而将独裁统治扩及其疆域之外的行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由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结生成的怨恨和民众良心的迷失。对于民族主义,圭多·德·拉吉罗[3]曾作过深刻的剖析。他说:


这种民族主义的概念,在其逻辑发展里,正包含着一个民族对其他所有民族的霸权,这是通过否定臣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这些民族势必因同化异族而消亡——的民族性,而形成对民族原则的双重否定。结果,民族主义的概念被更合用的帝国主义概念所取代,后者才准确表达着超民族的国家观念。[4]


圭多·德·拉吉罗对民族主义的危险也作了分析。他指出:


为崇拜民族性而贬抑所有价值,并不惜牺牲所有价值的倾向,其危险性在于,人民的精神将失去其方向意识……这种民族主义形式的另一种危险,在于通过将民族转变成侵略与征服的武器,它威胁到摧毁民族观念赖以建立的基础,因而摧毁不同民族并存之可能性的基础。[5]


狂热民族主义的危险,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充分揭示。这次战争在欧洲造成5000万人伤亡。其中,因希特勒种族政策——一种与狂热民族主义有着紧密关系的政策[6]——而被杀害的犹太人有500万~600万。[7]这种毁灭一个种族的行为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希特勒和纳粹的反人类罪行昭然若揭。战后,人们不禁会问:光明还能在欧洲点燃吗?


史学家们曾记下这样一幕: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变成了血腥斗争的战场时,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说道:“光明在全欧洲熄灭。我们这一生将再看不见它重新点燃。”[8]这种悲观的预见几乎被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使民族主义狂热平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遏制地爆发。人们又一次陷入悲观之中,感到“建立一个团结一致、权利平等的欧洲的理想从此完全破灭”。[9]但是,战后对狂热民族主义危害及二战的深刻反思,以及对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的揭露,又使光明在欧洲点燃。


欧洲的反思在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9月19日的著名演说——《欧洲的悲剧》——中得到体现。他说:


这个神圣的大陆,总体上包括地球上最美丽和最富饶的地区,有着温和而稳定的气候,是西方世界一切伟大民族的故乡……然而,正是在欧洲,出现了由条顿民族引起的一系列可怕的民族主义的争端。甚至在今天的20世纪,我们始终也认为这些争端破坏了和平,阻碍了所有人类的进步。


…… ……


然而,始终存在着一个拯救方法……它就是创造一个欧洲大家庭或尽量创造它的一部分,使之具有一个容纳和平、安全和自由的结构。我们必须创建一种欧洲合众国。只有这样,几亿辛劳的人民才能重新获得使生活具有价值的快乐和希望。这个过程非常简单,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几亿人民的决心:行为端正,杜绝错误,从而得到上帝的保佑而不是诅咒。


…… ……


我们必须把目光从过去的恐怖转向未来,我们没有精力把因过去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仇恨和复仇情绪带向未来的时代。如果我们想把欧洲从无限的悲哀中拯救出来,确实把它从末日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有一个信仰欧洲家庭的行动,有一个忘记以往的罪行和愚蠢的行动。[10]


丘吉尔在其演说中表述了欧洲联合的基本构想,即以宿敌法国和德国间建立伙伴关系为创造欧洲大家庭的第一步,并且以一个可被称为欧洲合众国的区域机构来建立欧洲大家庭。丘吉尔设想,这种区域机构的第一步,就是建立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11]丘吉尔的演说对战后欧洲的联合及重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伴随着深刻地反思,欧洲新观念产生。这种新观念的核心就是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消除国家间的敌对情绪,寻求欧洲的共同利益目标,走新型的合作之路,在欧洲建立永久和平。


在这种新观念的支配下,欧洲拉开了重建的序幕。


二 从对立到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四分五裂,满目疮痍。这次战争还使欧洲经济遭到重创;政治上则出现了东西欧对峙格局;军事上,“第三帝国”虽已覆没,但苏联军事力量使西欧感到恐惧,宿敌间的前嫌尚未消除,同盟国间的敌对情绪便已开始产生,以及希特勒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尚须涤清。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在这样的境况下,重建欧洲被提上了欧洲的议事日程,并且,欧洲的重建将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面重建。


欧洲的重建是以合作的方式展开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战争带来的恐惧使人们厌恶战争,痛恨对立与分裂,向往合作。另一方面,事实上,在欧洲长久的分裂中,早已孕育着欧洲联合的思想。也就是说,欧洲联合的思想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积淀过程,于二战后炽烈起来,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


欧洲联合的思想可追溯至圣皮埃尔、卢梭、康德、圣西门等。法国政论家、牧师圣皮埃尔在《永久和平规划》(1713年)一书中提出,建立“欧洲邦联”以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卢梭抨击了圣皮埃尔的空想主义,主张以实行共和制为欧洲统一的路径。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1795年)一书中提出了构筑欧洲和平的制度框架。他倡导建立以法治为先决条件的欧洲联邦。圣西门则在《关于欧洲社会的重新统一》(1814年)中运用欧洲统一的思想阐述了和平秩序论。[12]这些思想对欧洲联合的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引起的深重灾难促使人们思考,因此,欧洲联合的思想在战后获得发展。1926年10月建立的“泛欧洲联盟”就是对欧洲联合思想的积极实践。[1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纳粹暴力统治和蹂躏下的欧洲人民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展开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抵抗运动中,“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口号便明显体现着欧洲联合的思想。毋庸置疑,18世纪以来欧洲联合的思想和实践,为战后欧洲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正是战争使欧洲人普遍接受了欧洲联合和欧洲统一的观念。二战的结束,恰给反思中的欧洲提供了合作的契机。人们不再漠视他国利益,而是认识并寻求超越国界的欧洲共同利益。欧洲联合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但应指出的是,战后欧洲的合作只可能是以东、西欧各自为政作为开端的。众所周知,战后,美苏两大阵营形成。这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表征。这也推动了西欧紧锣密鼓合作的步伐。而且,这种合作的目的非常明显。其一,如前所述,是为了防止二战悲剧的重演。其二,是基于根深蒂固并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为了抵制苏联的扩张。事实上,自1922年苏联成立起,即是希望者有之,恐惧者也有之。二战期间,也有许多人将“第三帝国”当作遏制苏联的最好壁垒,不可回避地说,纳粹的甚嚣尘上与这种放任不无关系。其三,是为了西欧经济的复苏。


战后的西欧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个建立区域性国际组织体系的“地缘政治学区域”(Geopolitical Area)。[14]该体系的目的在于促进欧洲各国在现代生活各个领域的合作。据此,种种合作行动在欧洲开展起来。


1948年5月,欧洲统一运动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Movements for European Unity)在海牙召开欧洲大会。大会通过了若干决议,倡导建立欧洲政治和经济联盟。这些决议满含人权与民主概念。大会指出联盟的基础是民主及放弃民族对抗。


1948年4月16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立。[15]欧洲人从此走上了合作之路。


1949年5月5日,《欧洲理事会规约》签署,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建立。欧洲理事会是欧洲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它是由战争本身的经历所强化的“道德决定”(Moral Decision)的产物。[16]它与联合国均体现了人类那种战祸绝不应再发生的目标和希望。欧洲理事会是欧洲联合或欧洲统一思想的典范性结果,并成为战后欧洲一系列组织的“渊源机构”(Parent Institution)。[17]


随后,集体防御的要求被1949年8月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满足,而经济重建的进程,为1951年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所开启,接着,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于1957年建立。欧洲从对立走向合作。


第二节 建立欧洲人权法律保护机制的愿望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示


基于前述分析,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示也就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这就是,纳粹德国的残忍暴行绝不能再重演。这种警示不仅来自映入人们眼帘的物质破坏和震惊人寰的一组组伤亡数字,还来自更深层的引发这场灾难的独裁统治意识形态。完全可以说,与目的在于重新分配欧洲权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即独裁与民主之战。


何谓独裁?《辞海》如是解释:由统治者个人独揽国家最高权力,以专制残暴的手段实行统治的方式。[18]如果以此为据,对希特勒言论和所作所为进行剖析,不难看出,其独裁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加政治专制。


独裁制度是自1933年纳粹掌握政权后在德国迅速建立起来的。在独裁制度下,任何反抗均被暴力所镇压。为实施独裁统治,一个个集中营建立,在那里,不计其数的反对派被施以酷刑,甚至被谋杀,而被视为“劣等人”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吉卜赛人及其他希特勒希望灭绝的种族和团体成员被残酷杀害,人民处于严苛的管制之下,基本自由完全消失,人权遭到野蛮践踏。这无不暴露出纳粹独裁政权的极权主义面目。显然,它与民主和自由相悖。


战后,建立一个纳粹德国的残暴罪行绝不再重演的世界成了欧洲人的普遍愿望。欧洲人也从战争与对抗中意识到欧洲各国和各民族间存在着的共性。这种共性不仅包含着源自希腊文化的文化共性,还包含着被欧洲史学家称为“欧洲精神”的民主、公正和自由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由相关的、深植于欧洲人思想中的人权观。[19]这种共性超越民族主义,是建立民主欧洲的基础。


二 共同的理念


民主、人权与法治是战后欧洲人的共同理念。事实上,这三者也是被视为欧洲国家共同遗产的理想和原则。三者密切相连,在荡涤纳粹意识形态和防止独裁统治的形成上缺一不可。同时,民主、人权与法治理念始终贯穿于战后欧洲一些机构的目标及法律文件当中,成为欧洲建设与发展的基本价值观。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它与独裁制度根本对立。因此,民主的结果完全不同于独裁。罗伯特·达尔[20]对民主的结果作了归纳性的论述。他认为,民主有助于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民主保证它的公民享有许多基本权利;民主较之其他可行的选择,可以保证公民拥有更为广泛的个人自由;民主有助于人们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只有民主政府能够为个人提供最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也就是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的自由;只有民主的政府才为履行道德责任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民主较之其他可能的选择,能够使人性获得更充分的发展;只有民主政府才能造就相对较高的政治平等;现代代议制民主国家彼此没有战事;拥有民主政府的国家,一般会比非民主政府的国家更为繁荣。他指出,尽管民主有种种缺点,但并不妨碍它的各种长处。[21]因此,民主成为一种可取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自然成为欧洲人的选择。而且,在欧洲,民主与国家的合法性联系在了一起。《欧洲人权公约》(全称《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明显体现了这种联系。欧洲理事会还将对民主的承诺作为欧洲理事会成员身份的一项条件。今天,欧洲理事会实际已成为体现8亿欧洲人民民主愿望的组织。此外,是否批准《欧洲人权公约》而成为民主国家,也是加入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必备条件。


有学者指出,存在着一个深深根植于某些法律文件中的观点,即一个合法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遵从某些共同的价值。而在这方面一个最显著的领域是人权法和人权体制。[22]可以说,从欧洲合作初始,人权就是民主欧洲的核心。二战的残酷现实使欧洲人强烈地意识到,欧洲绝不能在人权遭到如此公然侵犯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改变这种状况并将人权置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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