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杨柳青年画的历史遗存

第一节 杨柳青年画研究状况及概评

一、国内研究杨柳青年画的概况

将杨柳青年画纳入研究视线，对其进行关注，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杨柳青年画研究”并非一个很新的课题。但是，通过对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信息，尤其是论文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对杨柳青年画的深入且成体系的研究性论述是鲜见的，很少有研究者将视角放在中国社会由农耕文明转入工业文明的转型上，对杨柳青年画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将杨柳青年画作为研究对象，而关于这一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也仅有十余篇，且这些论文很少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研究杨柳青年画，也几乎没有人将研究视线放在城镇化对杨柳青年画文化空间的影响以及对年画生产制作和使用方式的改变上。

早在1950年，刚刚创刊的《人民美术》第二期就是一本“年画专号”，其中包括对年画调查的内容。在这一时期，国家自上而下对年画的兴趣，虽然含有力图将年画这种大众艺术改造为政治工具的功利性目的，并且由于时代的局限，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民间美术的画种来调查，但终究及时地抢救了一大批木版年画的历史精华，并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口头传承的有关木版年画的遗产。然而，时至今日，在美术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真正将年画尤其是杨柳青年画纳入基础研究（社科）对象的少之甚少，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在尝试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且多是近几年的事情。从这个层面上看，该选题尚存在许多有待研究的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入下去。

将目前已获得的资料信息进行分类分析，可以发现，以杨柳青年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观赏性图集或画集，这也是目前最常见的展示杨柳青年画的一种出版形式。这类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仅将杨柳青年画视为美术品的一种，与国画、油画、水彩、素描诸艺术形式相并列，因而，只看重其艺术性，却忽略其民俗性。纵观20世纪至今的出版物，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多少有些偏颇的现象，比如《杨柳青年画资料集》（王树村，1959）、《杨柳青墨线年画》（王树村，1980）、《年画》（天津杨柳青画社，1986）、《中国杨柳青木版年画》（天津杨柳青画社，1988）、《中国民间年画百图》（王树村，1988）、《中国杨柳青木版年画集》（李志强、王树村，1992）、《年画史》（王树村，1997）、《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年画》（王树村，1998）、《中国杨柳青木版年画选》（刘见、韩祖音，1999）、《中国杨柳青年画线版选》（刘见，1999）、《杨柳青年画之旅》（沈泓，2007）、《天津老画》（贾长华，2008）、《以画过年·天津年画史图录》（冯骥才，2009），等等。这类著作的开篇通常是一段概述性的文字综述，一般来说较短，占全书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其写作角度各著作多有相似之处，或概说年画的历史，或短暂回顾近代年画的艺术特色，或表明编辑此书的初衷；后面大篇幅的图片部分，则多是从私人、博物馆、年画社等处收藏的杨柳青年画作品中选择出的在编者看来极具特色者进行刊印，并对其进行一一说明，如对作品的年代、内容、收藏者、尺寸等信息进行描述。大量的杨柳青年画作品配以详细的文字叙述，有助于扩大研究者对杨柳青地区古今年画作品的掌握，开阔其眼界，毕竟许多从艺术层面产生的研究，需要对众多画作进行对比分析和类比分析。同时，此类著作以画册的形式让读者欣赏精品年画，读者能够直观地获得作品中的形象资料，这为美术研究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实物论证资料。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年画不仅具有艺术价值，它来自民间，还有着极高的人文价值。年画蕴含着多样的民俗内容，承载着密集的信息，无论是其张贴方式、功能题材，还是其制作工艺、销售手段与范围等，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年画的历史文化。近年，将年画作为文化而不仅仅限于作品本身的图集有《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柳青卷》（冯骥才，2007）。这不是一般化的作品集，它从杨柳青地区的自然环境、村落形态、历史人文、地域生活、民俗方式到画铺作坊、工艺流程、工具材料、艺人传记、口诀歌谣，再到画版画样、年画作品，多方位、立体地呈现了杨柳青的年画文化。可以说，这部作品集对杨柳青年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总结，但它也并非尽善尽美，因为所涉主题较为宽泛，在研究的深度上稍显薄弱，鲜见系统的研究性论述。

第二类以杨柳青年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主要是发表在期刊上的各类文章，以及将这些文章结集成册的论文集。其中，有的论文集将多个著者共同纳入一部书中，比如《杨柳青年画·内部学习资料》（1963）、《杨柳青年画研究·文丛第一辑》（1986）；也有些是一个著者将自己多年研究年画的文章进行分类整理，以图书的形式展示出来，比如《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王树村，1991）、《年画手记》（冯骥才，2007）。虽然后一种文集形式的图书更能展示相关著者在年画研究领域的多面触角，但是其著作中直接与杨柳青年画相关的文章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不如前一种文集的针对性强。前一种文集的主要编辑出版方——天津杨柳青画社，是地方艺术出版单位，也是发行有关杨柳青年画最多的出版社之一，其所发行的作品尤以画集、挂历、年历以及各种体裁的年画作品为主。该画社的前身是近代制作、销售杨柳青年画最著名的画店——德裕公，1949年后，杨柳青年画产地许多手艺高超的艺人均在此画店做过画，因此，该画社有着许多珍贵的资料。通过查阅其成立至今出版发行的图文信息能够看出，其研究多囿于整理前人遗留下来的年画作品，将整理成果以各种名目刊发，有不少精品年画在不同的画集中反复出现，而画社独立编写的研究性著述却几乎没有，让人颇为遗憾。从目前看，无论哪种形式的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在体量构成上都很相似，较长者有万余字，但所占比重较小，绝大多数论文均为短篇，字数在六七千字之间。纵览自1959年至今刊载于期刊上涉及杨柳青年画这一选题的文章，其研究角度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回顾杨柳青年画某一阶段的历史；分析某一方面的艺术特色，如色彩、造型、构图等，以及对当代艺术、设计、产业的启示；调查杨柳青年画如今的传承状况，并提出具体的保护和发展设想；探索制作年画的工具材料或工艺流程等。这些文章由于篇幅所限，论述大多浅尝辄止，或者仅做概要式分析，罗列小标题，凭几段上百字的论述试图谈清楚杨柳青年画的“起源”“流变”“技艺”“艺术特色”“传承保护”等问题，恐怕不太容易，也不太可能，更何况这些文章中有不少还是以随笔、琐谈、体会式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感想，而非查证文献、思辨后的研究，实在难以算作系统研究杨柳青年画的论文。不过，这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对探索杨柳青年画的保护与发展，还是具有可借鉴的意义。当然，也有一些论文可以算作专题性研究文章，比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杨柳青年画》（冯庆豪，2010）、《口述史中的杨柳青年画》（姜彦文，2011）、《杨柳青年画的视觉张力处理》（孙红梅，2011）等。这类文章选题的角度比较新颖，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详细地阐明观点，且有较翔实的图文论据，通常是由近年一些中青年学者所撰写。

通过上面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对杨柳青年画全面、深入且成体系的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研究木版年画的专家有阿英、王伯敏、王树村、薄松年、冯骥才等先生，有关“中国年画史”的专著也已诞生多部，但大名鼎鼎的杨柳青年画却还没有一部自己的年画史，只有王树村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杨柳青年画史概要》一文，以及冯骥才先生于2009年撰写的《天津年画史述略》一文，可算作到目前为止较为系统地探究杨柳青年画史的两个单篇学术论文。2011年，新农村建设在杨柳青镇南的多个村庄进行，在此背景下，笔者撰写了《义成永画店田野调查报告》一书，探究杨柳青镇南地区唯一活态传承至今的年画店——“义成永”画店的历史。然而，这仅仅是个案研究，杨柳青年画仍有较大的空白，尚待后人关注和探究。

二、国外研究杨柳青年画的现状

从现已掌握的资料信息看，对杨柳青年画的收集与研究较早且较全面者是俄国的科马罗夫（В. Л. Комаров，1869—1945）和阿列克谢耶夫（阿理克，V.M.Aleksyev,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

科马罗夫是俄国的植物学家，他于1896年和1897年两次来到中国东北，对中国百姓的风俗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收集了大约三百幅年画。那时东北各地所销售的年画大都来自天津杨柳青。1898年，科马罗夫在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展出这些来自中国的神奇又诱人的民间艺术品。这次展览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次中国年画展。年画“狂人”阿列克谢耶夫（阿理克）就是看了这次展览并被深深吸引，才决定着手收集中国年画，并于1906—1907年、1912年、1926年三次到中国收集年画，共得3000余种。阿理克对杨柳青年画非常喜爱，这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著名的中国北方年画生产地——杨柳青，这里的年画题材非常丰富。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这里描绘了他们多彩的生活、神奇的世界，有讲述传说、寓言、神话的，有进行道德教育、针砭时事的，有漫画、桃符、画谜，还有以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祭拜神明为主要内容的过年画。”

阿理克对中国年画的贡献不止于收集与珍藏。他在收集中国年画的同时，还请中国的先生对这些年画的内容与含义以及使用规范做了大量记述。孟锡珏和章炳汉是阿理克最常请的两位中国先生。关于这两位先生对年画的解说，阿理克有不同看法。他说：“对年画进行最为详尽而独特描述的是我的文友孟锡珏，他是我收集资料的最好助手。”在谈及1908年1月、2月和3月的工作时，他写道：“章炳汉先生忙于解释我从旅行中带回的和在北京购到的年画（434—815号），还有某些门神和百份。他的解释不怎么样，在各方面都不如孟先生。眼下孟先生的作用确实不小。”虽然不清楚孟先生究竟为阿理克解说了多少张年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解说对阿理克的研究大有裨益。孟先生将解说的本子命名为《粗画解说》，每画一纸，线装成册，四册一函。这无疑是研究中国年画，特别是研究杨柳青年画的重要文献。然而，中国学界只有极少数几位知其大概，大多并不知其名字，更谈不上它的价值，原因是它至今尚未出版。

阿理克自1907年在中国南北各省广泛调查和收集中国木版年画时，就开始从事一项十分重要的资料性工作——聘请中国的文人与画师为这些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又复杂的画面进行内容解释，并记录在纸上。他说：“即使是见多识广的中国读书人，也很难参透民间年画的寓意……我的先生们必须费一些周折，四处打听求教，才能将画解释清楚。”阿理克在中国人自己尚未把年画看作十分重要的文化时，就动手收集与整理年画了。那些记录在《粗画解说》中极其丰富和海量的文化与民俗信息，历经一百多年，画上的不少细节已无人知晓，只有原始记录能够破解，其历史文化价值无疑是巨大而珍贵的。阿理克在1912年回圣彼得堡后，对所收集的年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了许多著作，这些都是最早的关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论文。

俄罗斯研究年画的论文、专著主要有：《中国民间年画：旧中国的精神生活》（阿理克，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藏中国民间年画》（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圣彼得堡，2003年）、《民间年画上的〈三国演义〉故事》（李福清，载《东方学文集》，科学出版社，莫斯科，2008年）、《阿理克——中国年画的首位研究者与收集者》（李福清，载《文学艺术史通报》第5卷，莫斯科，2008年）、《中国年画的功能》（李福清，载《今日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莫斯科，2008年）、《年画》（普切林、鲁多娃，载《矿业杂志》特刊，2008年）、《中国民间年画及其研究问题——融入民众生活的艺术》（李福清，载《俄罗斯科学院通报》，2010年第4期）、《李福清中国民间年画论集》（冯骥才、闫国栋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2012年）、《俄罗斯版画与中国年画属于两个艺术体系》（维诺格拉多娃，载《年画研究》，北京，2012年）、《送葬与娶亲：中俄木版画中猫鼠的形象与隐喻》（维诺格拉多娃，载《年画研究》，北京，2013年）、《俄藏〈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研究》（维诺格拉多娃，载《年画研究》，北京，2015年）。

著名汉学家鲍里斯·李福清（1932—2012）是近年俄罗斯研究年画的主要专家。1990年，李福清与王树村合作编辑出版了《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发表年画佳作206幅。李福清一方面继承了其师阿理克通过中国年画认识中国精神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比如对中俄民间版画进行对比分析，以及将年画引入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等，发表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成果。2009年出版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也是由李福清担任分卷主编。该书共收录近代中国木版年画作品372幅，其中大约有260幅来自天津杨柳青，且不乏一些罕见的精品，另外除了收录有大量俄罗斯所藏的珍贵年画图片之外，画册后还附有李福清撰写的长文《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详细介绍了俄罗斯收藏与研究中国年画的情况。

在日本，除了收藏有大量的中国精品年画外，还有许多专家致力于中国木版年画研究，知名者有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客座讲师、年画专家三山陵女士以及日本《中国版画研究》杂志主编泷本弘之先生等。泷本弘之在《近现代日本的中国民间版画研究史及诸问题》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日本的中国民间版画研究史，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杨柳青年画研究的总结，但是其中不乏相关研究点的论述。泷本弘之认为：二战前的中国版画研究主要有《支那版画史概观》（黑田源次，19世纪末）和《支那版画从考》（小野忠重，20世纪初）；二战后的中国版画研究主要有《中国版画集成》（樋口弘，20世纪60年代）和大和文华馆的“中国明清时代版画展”（1972年）；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民间版画研究主要是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的“中国古代版画展”（1987年）和《苏州版画》（1992年）的出版；21世纪的新动向主要有开启国际合作研究大幕的三次研讨会，分别是“解开封印的中国民间版画”（1997年）、“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民间版画”（1998年）、“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民间版画Ⅱ”（1999年），此后，日本对“中国民间版画”的认识日益加深，以此为主题的展览和研究也不断增加。2013年6月，三山陵编著的《中国年画的小宇宙——庶民的传统艺术》一书由日本勉诚出版社出版。该书展示的147幅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年画，绝大多数来自天津杨柳青。这批藏品的制作年代为清末至民国年间，生产的作坊既有杨柳青镇上的知名店铺戴廉增，也有南乡的作坊义成永。2013年5月31日至6月23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故事·戏曲题材中国木版年画展”在日中友好会馆美术馆（东京都）举办。展览主题为定义在杨柳青产地的戏曲故事类年画上，精选出的52幅作品均为首次展出。

担任《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分卷主编的三山陵女士，将日本所藏中国年画的特征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创作于康熙、乾隆年间的年画，收藏量为世界第一；第二，能够确定收藏时期和地点的作品很多；第三，藏有能够证明历史的年画作品。其中第三条与杨柳青年画的关联很大，能够证实杨柳青年画远销东北以及新疆的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杨柳青的民间版画销路甚广，西至新疆，北至东北三省。日本就有能证明此说法的年画。此画由杨柳青传至朝鲜半岛，在当地使用。朝鲜（李朝）人在室内和屏风上粘贴版画，作为装饰，结婚仪式也会在画有牡丹花的屏风前举行。这些画中既有绘本，也有木版画，保留下来的“民间图画”中，就存在写有杨柳青画店名的木版画。这便是杨柳青年画在朝鲜销售的证明。日本称朝鲜平民观赏的民间画为“李朝民画”，作为“李朝民画”被收藏的作品中就包含着杨柳青年画（收藏于静冈市立芹泽介美术馆、高丽美术馆）。2016年，三山陵撰写《朝鲜庶民欣赏的中国年画》一文，专题研究杨柳青年画对李朝民画的影响。